一。引言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于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立法理念和实践遭到拒斥，剩下的只能依靠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新的立法制度。从一开始，当代中国的立法就不得不依赖中国共产党的看护，服从党的权威是不争的事实。“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乃至法制体系的缔造者身份。伍德罗威尔逊的国会政体对此问题的理解有相当参照意义。此书着重勘察了美国政体如何在实践中背离了宪法所确立的精致的平衡结构，最终演变为一个国会至上的政府，甚至于脆就是“国会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政府”（威尔逊，1986，p.58）。威尔逊强调，在检视任何政府制度时，主要问题在于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和基本的权力结构，仅仅依据权威性的宪法指南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威尔逊，1986，p.11）。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产生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区分。前者意指政治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