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许多研究者曾经直接或间接提到过的。在宋人心目中，也将开国以来迥然有别于前朝的政治基调看得很重，宋初统治者思想中的理性成份被后人充分地开掘、阐发。感受到王朝政治命运起伏的压力，焦虑于时事而又渴求精神支持、需要论证依据的士大夫们，经常会郑重地引述到“祖宗”时的诸般作法与说法。在诸多“说法”之中，所谓“道理最大”是经常被征引的一项。在沈括续笔谈十一篇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根据沈括如上的叙述，“道理最大”说出现于太祖之时，而且受到太祖的充分肯定。这番问答，无疑有资格被时人认定为“祖宗”的“宝训”、“圣政”。今天的研究者也十分重视当时的这一提法，并曾指出它与两宋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关系2。但多少有些奇怪的是，与“道理最大”相关的记载，在现存的北宋史料中，似乎仅见于沈括笔下。梦溪笔谈及续笔谈成书于元祐后期3，时距太祖君臣对答已有110年以上。该对话沈括自何处听来、得来，已经无从追溯。记载这条材料的续笔谈，或因其晚出，流传征引不很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