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3年上海市公务员考试申论（ A卷）真题 注意事项 1、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写上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 2、考生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试应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考试剩余时间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 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 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 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
2、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 我们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 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手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 “以民
3、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 ”的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充开创了诸多 “第一 ”：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 “衣被银行 ”，成立上海第一家 “慈善超市 ”，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 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 “就业与求助双身联动机制 ”等 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 “慈善局长 ”、 “爱心局长 ”，他则说 “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 6
4、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 “三多 ”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 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 “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 “守望工程 ”。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 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 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 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 “10分钟养老服务圈 ”，即以区内 25个养老机构为 “圆心
5、 ”，以 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 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 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 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了多次调研，完善 “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 ”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 “衣被银行 ”成为帮困平台和 “爱心中转站 ”：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奉献爱心；有困难的群众也可以到这里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 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和 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到了 10万余
6、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 5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 ”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 集体 ”。曹道云说： “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 。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曲靖市沾益县是劳务输出大县，陈家顺担任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后，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并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为他们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
7、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 2007年 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 5家用工企业，以农民 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 “卧底 ”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 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 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到农民工利益的农民工与用工方的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 780余起，挽回损失 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 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 “卧底局长 ”、 “民工局长
8、”。 陈家顺同志于 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 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 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 “公务员楷模 ”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 “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 ”荣誉称号。 4.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 “漠然置之 ”，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 “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 ” 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 “踢皮球 ”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2012年 2月
9、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 “问责责任书 ”，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 “地下室归属 ”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 ”，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 “看热闹 ”，议论 “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 ”、 “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 ”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 “难题 ”，到实地 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
10、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 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 “抓小鞭子 ”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 “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 ”；对农民 “钉子户 ”，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
11、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 ”。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 “损招 ”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 “口服心不服 ”，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 “华南虎照 ”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 “华南虎照 ”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且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
12、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5.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 7月 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开始是采用 “公司 +基地 +农户 ”模式发
13、展起来的，胶农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 “勐马 ”和 “公信 ”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 遗症。 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达到 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刺激胶农，致使警察被打、警车被砸， “719”前已累计发生群体性事件
14、 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 2008年 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 6月 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 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
15、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 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 连集结。 2008年 7月 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 “违法犯罪人员 ”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 8名涉案者。 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 300名群众围堵，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 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 7月 19日凌晨 4时， 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整装出发，星夜奔赴 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这个宁静的村寨已被重兵包围， 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 抓捕行动本 来还
16、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随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呼啸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 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 岩尚软、岩底父子二人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
17、，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 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 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 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 700余人。这起事件 造成两名村民死亡， 17名村民、 41名警察、 3名干部受伤， 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 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 2008年 9月 4日，云南省常委会专题听取省
18、委、省政府孟连 “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 “孟连事件 ”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 “孟连事件 ”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常委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
19、违法违纪 问题，由省、市纪委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调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 “孟连事件 ”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6.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 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过激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步伐，于 2001年 4月 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方案，并于同年 7月 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行
20、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 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主要官员权责更加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基础。 7.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 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 员因涉及 “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8.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