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人的天性威尔逊前言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
2、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
3、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无疑，关于这些论述的意见将会有着尖锐的分歧，正如社会生物学中论述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遭遇一样。尽管要冒失去一些读者的危险（他们的信念使他们除拒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仍然希望对那些倾向于
4、不抱批判态度地阅读本书、并把它看作一个尝试性科学成果的读者说：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结论而言，就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于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任而言，我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保留并非虚伪的谦虚，而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学的精神自己先就摇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从客观实验中获取活力的结构，进化论对于人类存在各个方面不屈不挠的运用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今天社会科学仍然还太年轻太弱小，进化论本身还太不完善，还不能在本书谈及的各种问题上作出定论。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证据对它们是有利的，并因而支持着对生物学探索的更为广泛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点。第一章 困境关
5、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无论这些研究将使我们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只要在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问题上，我们的知识能因此有所增长，就可以认为我们得到了充分的酬劳。不仅仅是利益，而且还有乐趣。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精神是怎样工作的？它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这两方面的考虑又进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么？伟大哲学家休谟说过，这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我们怀着疑虑甚至畏惧不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如果大脑是由上百亿细胞组成的机器，而精神可以解释为许多化
6、学和电反应之和，人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们是一群生物，灵魂不能自由飞翔。如果人类进化根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中必然性的结果今天，人们还能从夸克和电子壳层中，从物质基本单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汉斯昆完全有理由向无神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非虚无），而从物种的起源中却再也看不到什么神性了。不管我们怎样用隐喻和想象来润饰这一悲凉的结论，它仍然作为上一世纪科学研究的哲学遗产横亘在我们眼前。这一令人失望的命题，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
7、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在新自然主义有效的范围之内追溯这一结论，看来必然会导致两个严重的精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一个物种可能有着广阔的选择方向和智力进化的潜力，但却不能从直接环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获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获得这样的进化目标：物种的分子结构可以根据这一目标进行自动的调整。我相信，人类精神的构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锁在这一基本的限制中，并迫使它以纯粹的生
8、物学手段去进行选择。如果大脑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甚至特定的美学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产生于上述机制。它们或者是对古代人类进化环境的直接适应，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隐蔽的各种活动所派生的结构，这些活动曾经是在更为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下具有适应性的。那么，问题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温伯格指出，物理现实甚至对物理学家也是那么神秘，因为它不可能是为了要让人类精神理解而构造的。把这一洞见反过来，我们可以更尖锐地指出，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
9、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诗人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悲剧，叶芝把它称之为智慧的降临。虽然绿叶无数，终归一根；以我少年时光所有虚幻的日子在阳光下我曾把花叶摇曳；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目的，人类在今后几百年内也许将在技术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决能源和物资
10、危机，避免核战争，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达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普遍良好的营养，但接着是什么？有教养的人无论身居何处，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但什么是完善？个人内在潜能的实现要达到什么目的？传统的宗教信念已经受到侵蚀，这部分是由于对神话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于日益增长的意识：宗教信念不过是促进人类生存的机制，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宗教的发展加强了成员的坚定性和影响。各种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许诺给人们物质福利和对人性后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们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集体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的目标。法国政治观察家阿兰佩雷菲特曾赞赏地谈到某国领导人，他说：“他的人民懂得自
11、恋的欢乐，因为他们通过他来达到爱他们自己。同样，这位领导人也自然是通过他们实现了爱他自己的目的”。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我们时代更悲观的社会阐释家，如 R海尔布伦勒、R尼斯比特，以及 LS斯塔夫里诺斯，都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个人类，直接面临着没落的危险。从他们的逻辑很容易走向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这种社会的成员将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写道：权力意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其强度的分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分布的一端将是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完善的技术，用以维持一般
12、人的高标准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没有工作，对他们来说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仍然具有意义他们对生活的兴趣没有丧失，从感官的快乐中寻求满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适于雇用的人群，对于他们，至少就与他们的生理存在相应的范围来说，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潜伏在第一个困境中的危险，就是各种超验目的的急剧消失，社会依照这些目的可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这些目的，这些相当于战争精神的真实的道德成分，已经衰退，如同海市蜃楼，在我们走近的时候却一个个破灭。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但我预先指出，这样的努力将暴露出
13、第二个困境，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我把具体的证明留给下一章，而先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质：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科学就可以迅速进入阵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种人类价值的意义；所有的伦理主张和大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来自其中。哲学家们普遍缺乏进化论的眼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伦理系统的信条，但只针对结果而不追溯原因。J罗尔斯在他有影响的正义论（1971）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不容置辩的命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
14、经地义的，由公正所保证的权利绝不从属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算计”。R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一开始就提出同样坚定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冒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就内容而言，这两个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导致了极端不同的实施办法。罗尔斯希望用严格的社会控制来保证稳定，尽可能达到社会报酬的平等分配。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则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各种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拒绝能人统治；诺西克则乐
15、于接受，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跟常人一样，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选择的反应，就好象在求教于隐秘的神谕。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所受到的挑战，是去测量由此造成的各种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们在大脑中的根源，通过精神进化史的重建揭示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将是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将进入第二个困境，那就是：前述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
16、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们，而不是关于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相区别，在这种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有一天我们将被迫表明，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作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确定向。由于人类天性的方向必须通过各种知识的复杂组合加以考察，它们因此具有欺骗性，总是使哲学家们陷入泥淖。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形
17、式主义的捷径。神经生物学不可能在宗师门下学到，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立法机构所能确定的。最后，即使只考虑正常存在的需要，我们也绝不能单靠聪明和善于思辨的人去处理伦理哲学问题，尽管人类的进步能够通过直觉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关于我们生物本质的难得的经验知识，才会使我们能在相互冲突的进步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在这样的分析中，首要的发展将是生物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最近以来，两种文化才完全进入对方的视野，其结果不外是互相厌恶、误解、过分的热情、局部的冲突和协议等等杂然并陈的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学在今天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
18、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过“对手学科”这个词，我希望对一种特殊的对手关系作出强调，这种对手关系常常存在于研究相邻组织层次的领域首次开始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对于化学来说，有多体物理学作为它的对手学科。对于分子生物学，有化学作为对手学科，对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又作为它的对手学科等等，如此向上发展，每对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在一门学科发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阶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颖和独特的。他们献身于特殊对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阶段，他们不相信有关的现象能够还原为简单的规律。对手学科的成员则有不同的态度。选择较低组织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研究例如原于层次的研究之于分子层
19、次的研究的对手学科成员相信，较高组织层次的学科能够用他们自己学科的规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学规律表述化学，用化学规律表达生物学，等等。他们的兴趣相对显得狭窄、抽象，并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例如狄拉克会认为，氢原子理论可以展开为纯粹的化学。少数生物学家仍然满足于这样的信念：生命“不过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而已。每一科学学科同时又表现为对手学科，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对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为两个相邻组织层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当着手研究较高组织层次（在这里是分子）的问题时，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为出发点的。根据今天的标准，博学的科学家应该同时活跃于三个领域：他们自己的学科（例如化学）、较低
20、的对手学科（物理），以及较高的学科领域（生物化学）正是对于这一学科，他们自己的学科表现为对手学科。再举一个层次更为分明的例子，一个出色的神经系统专家，必须对单神经细胞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也要了解细胞之间传递和流通的各种冲动的化学基础，还希望能解释这些细胞怎样协作产生基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根据各自的特点，以自己的学科为中心有效地处理这样三个现象层次。相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紧张的和创造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作用将完全互补。让我们来看看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十九世纪后期，细胞的显微镜研究（细胞学）和细胞内外化学过程的研究（生物化学）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期间，这两种研究的关
21、系是复杂的，但却与上述学科发展图式极为相符。关于复杂细胞构造的大量证据使细胞学家为之激动，他们破译了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神秘舞蹈语言，为现代遗传学和实验发育生物学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许多生物化学家仍然怀疑微观水平上会存在着那么多的结构。他们认为，细胞学家所描绘的，不过是实验室方法的人为结果，人们为了进行显微镜检验，用这些方法对细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学家的兴趣在于细胞质化学本质中更“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生命以酶为基础这一新理论。但是，细胞学家们却对细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说法都嗤之以鼻。总的说来，生物化学家认为细胞学家太不懂化学，因而难于把握本质的过程。反过来，细胞学家认为化学方法对于活
22、细胞的独特结构是不恰当的。孟德尔遗传学在 1900年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对染色体和基因作用的解释，最初并没有导致综合。生物化学家由于没有看到解释经典遗传学的捷径，总的说来忽略了这种综合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争论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今天，生物化学已经用自己的术语解释了那么多的细胞机制，证实了它自己最初的预言，这些预言在当时是显得比较勉强的。但是，在这一出色的过程中，特别是从 1950 年以来，生物化学已部分地转化为新的分子生物学，后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它的任务是说明 DNA 螺旋和酶蛋白这样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间排列。细胞学推动了这种特殊化学的发展以及一套强有力的新技术的运用，包括电泳、层析
23、法、密度梯度高心分离和 X 射线结晶法。在这同时，细胞学转化为现代细胞生物学。利用把物体放大上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它在方法和语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学转化，最后，通过研究对象从果蝇、老鼠到细菌、病毒的转移，经典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结合成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及其对手学科生物化学之间从理论到技术的种种较量推动了生物学的主要进展。这一相互作用是科学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获得了比任何前科学文化所能想象的内容更为有力的文献资料。我认为，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中，我们将重复上述循环。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两种文化倾向，最终会结合起来，在历史上，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只能通过医学
24、的好处、遗传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长的阴影等技术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尽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对“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学的社会意义”的常规处理，向人们的理智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但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人类天性的深刻结构，是一个根本的生物现象，它也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焦点。我们很容易被对方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认为：科学只能产生少数几种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罗式的方法，与饱满而骚动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一心献身科学只能是人性的丧失。为了表达这种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奥多罗斯扎克描绘了这样一幅精
25、神图象：“一张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光谱，它们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光谱的一端，是科学的强烈而明亮的光线，是信息，在光谱的中部我们看到艺术的动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学投影。在另一端，我们发现了宗教经验阴暗的、朦胧的调子，在逐渐暗淡下去，波长逐渐超越于所有知觉之外。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意义”。不，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蒙昧主义！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人类精神能力的严重低估。动人的色彩和阴暗的调子产生于我们的神经和感觉网络的遗传进化，把它们看作生物学以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把目标定得太低。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
26、性来衡量的。作为物理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用下述定义表达了这一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的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马赫的观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但单纯的还原仅是科学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规律控制下，通过广泛综合而进行的复杂重组，揭示出新奇的、涌现的现象。当观察者把注意从一个组织层次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层次（例如从物理学转向化学或从化学转向生物学），他希望所有低层次的规律仍然适用。但是较高组织层次的重组需要较低单位排列的规定，这反过来产生丰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规定中包括了各种单位的特殊结合，以及这些元素（单位）的特殊的空间排列和组合历史。
27、让我们看一看化学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氢分子的组成，是一个带负电的氮原子以及三个呈三角形连接的正电氢原子。如果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整个分子就会在两端表现出不同的电性（偶极矩），与核物理中的对称规律明显冲突，但事实上，氢分子的运动并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亿次的频率来回穿过氢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极矩中性化了，然而，这种对你却不存在于糖和其他有机大分子中，它们的结构太大太复杂而难以转化，它们违背了但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法则，这种规定性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很大意义，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种规定性造成的结果。从昆虫社会生活的进化中，还可举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
28、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
29、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
30、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第二章 遗传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有机体的差异是巨大而惊人的。自从 1758 年卡罗勒斯林奈进行正式分类以来，动物学家已分出约一百万种动物，并给了每种动物一个科学名称。这样，就使这些动物在技术杂志上有
31、了那么几段描述，在世界上这个或那个博物馆的架子上占有了小小的空间但是，尽管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发现的过程却才刚刚开始。1976 年，在夏威夷附近捕获到一条尚不为人所知的巨鲨，长 14 英尺，重达 1，600 磅。当时，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国军舰的铁锚。大约与此同时，昆虫学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种新属种的寄生蝇，大小和大红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当地的蝙蝠窝里。每年，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总要从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采集到的昆虫、桡足类动物、线虫、棘皮动物、鳃曳虫、烛线纲的节肢动物，超鞭目的鞭毛虫等等生物中，分出数以千计的新种来。根据对选定区域的大量考查，估计动物属种的总数在 300 万到 1000 万种之间。正如
32、博物学家霍华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生物学就是对“一个人们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进行的研究。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高度社会性的。其中，最高级的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动物的社会进化中的三个顶峰，即：（1）珊瑚虫、苔藓虫和其他群落性的无脊椎动物，（2）包括蚂蚁、黄蜂、蜜蜂、白蚁等在内的社会性昆虫；（3）社会性的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这三种群居性动物属于社会生物学新学科的主要对象。社会生物学的定义就是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这一学科可以追溯到很远，它的许多资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观点都来自生态行为学，这是一门在自然条件下对全部有机体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的科
33、学；其先驱是朱利安赫胥黎、卡尔冯弗里希、康拉德洛伦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现在，从事这一科学的已有一大批敢于创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态行为学目前主要关心的是每种动物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这些模式是动物得以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动物本身在遗传进化中由一种模式引起另一种模式的过程人们正逐渐把现代生态行为学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以及激素对行为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已深入涉及到了发展过程，甚至过去几乎完全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学习过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类自身已开始被包括进需要进行最缜密研究的物种之中。生态行为学的重点仍在有机体个体和有机体的生理学方面。与此相反，社会生物学更明显的是一门综
34、合学科，它结合了生态行为学（全部行为类型的博物学研究）、生态学（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和遗传学等学科，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会生物学的真正新颖之处是它的方法：从生态行为和心理学的传统模型中提取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的事实，然后在群体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以说明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的。生态学和遗传学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变得那样成熟有力，才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基础。社会生物学是一门主要以各社会性物种的比较为基础的学科。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为一种进化实验，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上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许多这种实验的周密考查，我
35、们已经开始建立和检验了关于遗传性社会进化的一般原理。现在，把这一广阔的知识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为了把人类与一系列别的社会实验同时加以观察，社会生物学家似乎是通过望远镜的前端来观察人类的，这样就比平常看来距离要远些，规模也暂时缩小了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在地球上的社会性生物中为人类找到适当的位置，他们赞同卢梭的观点：“研究人们须从近处看，研究人类则必须从远处看。”这种宏观的看法比社会科学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事实上，没有哪种理智上的缺点比藐视一切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有害了，这使我想起罗伯特诺齐克在赞成素食主义时所用的聪明的论证方法，他说，人觉得吃肉
36、理所当然，因为人认为被吃的动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远远低于人，无法与人比拟，那么，如果一种比人类优越的物种果真有朝一日从外星来到地球，也运用同样的标准，那他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们佐餐了。用同样的标准，这些外星人中的科学家可能会发觉地球人索然无味，智力低下，而且感情迟钝，社会组织也是别的行星上司空见惯的形式，使我们沮丧的是，他们可能对蚂蚁大感兴趣，因为这些小东西具有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及奇怪的雌雄等级制度。同银河系相比较，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日志上这样记录：“科学的突破！我们终于在 1 至 10 毫米大小的范围内发现了单倍二倍体的社会性有机体。”接着，这些来客可能采取最后
37、的无理行动：为了证明他们确末低估我们，他们将在实验室里仿造人，象化学家为了测定某种有疑问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需要用更简单的成分来合成这种有机化合物一样，这些外星生物学家也需要合成那么一两个类人动物。这种科幻小说式的情节对于人的定义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而提出人受到了如下的考验：举止象人者即是人。因为人类行为的进化途径并非全部都同样可以通行，所以人类行为可以加以比较准确的定义。进化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万能。在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社会行为可被赋予任何一种形式。极端环境决定论者从人类是其自身
38、文化的产物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文化造就了人”。这个公式还可以是“创造文化即创造人”。他们的理论只对了一半，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于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巨作用造成的。虽然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文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似乎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只构成了地球上社会性物种已实现的组织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那就更少了。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
39、决定性作用。说到这里，有必要给那些由遗传所决定的特征下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特征不同于别的特征，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特基因的结果，重要的是，对遗传影响的客观估计需要把同一特征的不同情况相比较。比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条件限制，说蓝眼睛是遗传所致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蓝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终使眼球虹膜着色的生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蓝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间的区别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于基因的差别，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可加以检验并可以用遗传学规律加以解释的。然后就应该考虑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及更远的亲戚，他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再把这些资料与孟德尔遗传学中最简
40、单的遗传模式相比较，这一遗传模式基于对细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认定只有两个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与此吻合，就可用这一双基因遗传模式来解释其差异，如果不吻合，就需要采用更为复杂的模式。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越多，所采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复杂，直到所采用的模式跟对象的基因数达到比较合理的吻合。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变化使这些例子不如教科书上的例子那么完美，但蓝色和棕色眼睛之间的主要差别实际上是以两个基因为基础的，对一些最复杂的特征，可能有数以百计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采用先进的数学方法，一般也只能对其影响程度作出粗略的测量。但是，如果分析得当，遗传影响的存在和大体程度还是可以确定
41、的。人类社会行为基本上也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计。首先，把人的社会行为和其他物种的行为相比较，然后，通过研究人种之间和人种内部的差异加以估计，但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而且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把经过选择的主要种类的动物和人类作比较时，遗传决定论的状况表现得最为尖锐，解剖和生物化学分析揭示出、人类最亲近的进化近亲亚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类特征。如：象大部分鸟类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样，人类的亲密的社会组合中包括 10 至 100 个成年者，而不是仅仅只有两个，也不象许多属种的鱼或昆虫那样，数以千计地形成社会组合。雄性大于雌性，这在旧大陆的猴、猿和其他许多种哺乳动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征。
42、如果把许多种动物一齐考查，就会发现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数和雌雄之间体型的差异甚为相符。这一规则说明：雄性间对雌性的竞争越剧烈，体型大者的优势就越显著，体型小者的劣势也自然增大。但男人并不比女人高大许多。在这方面，人类和黑猩猩相似。把人类性别的数量差异曲线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时，显示出与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数大于 1 但小于 3，这一推测很接近现实。我们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种。新一代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训练成长起来的。先是和母亲的亲密接触，而后是和同龄、同性别的其他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社会娱乐是一项发展迅猛的活动。其特点是角色扮演、模仿攻击行为、性实践和探险活动。这些特点以
43、及别的特点形成了旧大陆猴、大猿和人的属种。跟鱼、鸟、羚羊或啮齿动物等完全不同的物种相比，人不可能达到与它们相同的社会化水平，人可能有意识地模仿那些动物，但不过是一场表演，不会有深刻的情感反应，也不可能持续多久，连一代人也不行。哪怕粗略地从形式上采取非灵长目的社会体系，严格说来也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否则个性会迅速消失，人与人的关系会解体，繁衍也会停止。接下来是更细的分类。人类不同于旧大陆的猴子和猿，这只能归因于人类有一组奇特的基因。当然，这一点就连最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也很快就承认了。他们乐于赞同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塞斯多布赞斯基如下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基因的首要作用已经
44、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的或超机体的力量文化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一力量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基因型。”然而，问题比这还要深刻、有趣得多。各种文化都有其社会特征，只要缜密观察这些特征就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特征和其他物种同样明显。比如，就象翅膀上的小方格对于斑翅蝶和复杂的春歌对于画眉鸟那样。1945 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列举了历史上和人种志上有记载的各种文化的特点：年龄分级，体育活动，身体装饰，历法，清洁训练，社区组织，烹调，合作劳动，宇宙哲学，求爱，舞蹈，装饰艺术，占卜，劳动分工，释梦，教育，末世学，伦理学，人类植物学，礼仪，信仰治疗法，家宴，生火，民俗，食物禁忌，葬仪，游戏，手势，馈赠礼品，政
45、府，问候，发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继承法，玩笑，家族，家族命名法，语言，法律，运气，迷信，巫术，婚姻，进餐时间，医学，产科学，刑罚制裁，个人姓名，人口政策，产后护理，妊娠习惯，财产权，对超自然事物的抚慰，青春期习俗，宗教仪典，居住规则，性限制，灵魂概念，地位区别，外科学，工具制造，贸易，观光，纺织，天气控制。以上各种有助于社会团结的性质中，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认为是高级社会生活或者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不难设想那些非人类社会，其社会成员的智力甚至比人类社会还高，社会组织比人类社会还复杂，但是，它们都没有上述大部分性质。再看看昆虫社会固有的可能性，无生育力的工虫（工蜂，工蚁等），比人更具合作
46、性和利他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倾向也更明显如果再赋予蚂蚁和人类同样理性的头脑，它们就可能取得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了。它们的社会将显示如下特色： 年龄等级，触须礼节，舔身体，历法，嗜食同类，等级确定，等级法规，建立群居地的规定，群居地组织，清洁训练，公共托儿所，协同劳动，宇宙哲学，求爱，劳动分工，雄性统治，教育，末世论，伦理学，礼仪，无病死亡，生火，食物禁忌，馈赠礼品，政府，问候，整饰仪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语言，幼虫护理，法律，医学，变形仪式，相互反刍，护理等级，交媾飞行。营养卵，人口政策，对王后的服从，居住法则，性别确定、士兵阶级，姐妹之道，地位区别，无生育力工虫，外科学，共生体照管，工
47、具制造，贸易，观点，观光，天气控制。还有些十分奇特、用我们的语言难以描述的活动，而且，如果它们能消除群体间的争斗，能保护自然环境的话，它们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广义地说，其道德水平也将会比人类的高。文明并非限于人类所固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文明才和皮肤裸露的两足哺乳类的解剖构造以及人类天性的独特性质结合起来了。弗洛伊德说，上帝是有过失的，因为他的工作粗糙，质量不高这句话很有道理，超过了弗洛伊德所想要说的：人的天性不过是许多可以想象的东西的混合物而已。但是，如果剥夺掉哪怕一小部分人的特性，都会产生混乱不堪的结果。即使是模仿旧大陆灵长目中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动物的行为，人类也不堪忍受。如果
48、一部分人根据荒谬的协议，企图详细模仿黑猩猩或大猩猩特有的社会结构，那他们的努力很快就会落空，最后只能以完全回归到人类的习性而告终。同样有趣的是，设想人们一开始就在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影响的环境中出生、长大，其情况会如何？最初，他们会形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且，短期内就会发明出语言要素，丰富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社会生物学家的先驱罗宾福克斯曾用尽可能明确的语言表述过这一假设。他设想，假如我们进行传说中的普萨姆麦提楚斯法者和苏格兰王詹姆士第四那种残酷的试验（据说，他们把孩子们放在远离亲人而且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边远地区养大），那么，孩子们能否学会对话？我并不怀疑，他们能够说话。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可以创造和发展出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学过这种语言。而且，虽然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