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不良治理环境不阻止外国直接投资:以中国为例及它对投资保护的影响【外文翻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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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毕业论文外文翻译外文题目WHYAPOORGOVERNANCEENVIRONMENTDOESNOTDETER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CASEOFCHINAANDITSIMPLICATIONSFORINVESTMENTPROTECTION出处BUSINESSHORIZONS,2005,48297302作者SHAOMINLI译文为什么一个不良治理环境不阻止外国直接投资以中国为例及它对投资保护的影响一、难题对外国投资的主流理论是,有着良好的治理环境(例如,法治)的国家倾向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GLOBERMAN与夏皮罗,2003香格里拉肝门,洛佩兹德硅烷,施莱弗,与

2、维什尼,1998)。然而,这一理论这并不说明最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原因,尽管它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猖獗的腐败现象,中国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之一。在世界上,已经威胁到排名第一的美国。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尽管普遍的看法是不合乎逻辑的解释(例如,GLOBERMAN与夏皮罗,2003哈比卜ZURAWICKI,2002),它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吸引了如此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由于其广阔的市场机遇,尽管它有不良的治理环境。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导(李和菲勒,2004)。它并不帮助投资者驾驭市场,这种观点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关于投资的错误印象

3、。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之一,但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只占外国投资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间接投资,或投资组合投资,包括在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对最大的接收者而言,在外国投资或间接投资方面,美国远远超过中国。例如,在2001年,美国获得的外国投资总额的五千五百六十亿美元,其中四千二百六十亿美元,或77,是间接(组合)的投资。同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美是450亿美元,其中只有10亿美元,或2,是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以“B股”市场着称,股市低迷又小。尽管整个市场大又快速增长,那么又是为什么有那么一些外国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股票或债券,但仍急于作出相

4、当大的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相比,外国直接投资较费时,复杂,流动性差,因而使投资者更大的风险。要试图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研究如何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中保护投资。二、以关系和规则为基础的管理在一般情况下,治理是指投资者的机制,用于控制和保护他或她的投资。治理和类型取决于其对东道国的社会效力,经济和法律环境发生变化的程度。社会机构或促进或制约的一个企业的治理机制是可以选择的(LI,PACK和LI,2003),例如,如果没有公正的法院或者法官是腐败的,使用正式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可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如贿赂等非法行为。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一个独立的司法和立法,公平和公正执法,可靠的

5、公共财政信息,公众的信任和高透明的法律(GLOBERMAN与夏皮罗,2003年,LI和菲勒,2004)。普遍的理论观点,如为有利于投资的经济活动,而在这样一个治理环境(例如,法治的缺乏)的情况下,投资无法得到保护(GLOBERMAN与夏皮罗,2003)。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不完整的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的情况下并没有规定不能有一个完整的保护机制。当法律是不公平,不透明,政府不能秉公执法并公开规则时,人们和企业主要依靠私人的关系,进行执政和经济交易。我们称这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管理系统,而不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即良好的治理环境)(LI,1999年;LI等人,2003年)。在一个关系型的社会,

6、人们依靠私人信息和个人的网络,因为公众的信息往往无法使用或不可靠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通常缺乏公众的信任,相反,他们高度重视个人的忠诚度(皮尔斯,2001年,李和菲勒,2004)。因此,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投资者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私人投资是以包括对内部关于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的信息为依托,以防止投机行为,保护与当局的人脉关系。下面几个例子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在中国的使用说明。1992年,麦当劳在北京与市政府签署了20年的租赁合同,投资了一个黄金地段的餐厅。但在1994年,北京市政府要求麦当劳撤出,因为李嘉诚要建立在同一地点办公,购物住宅区。麦当劳,持有有效租约,把北京政府告上法庭,但最终败诉。众

7、所周知,李嘉诚一直是中共几代领导人亲密的朋友因此,他能够利用他与中方官员的个人关系,影响法律制度,以保证该利益。最后,麦当劳的失败,几乎没有出乎意料(HILL,2003)。另一个例子是,蚌埠奶制品,在中国安徽,奶产品供应商所采取的由私人收集方式付款。南京冰淇淋制造商是蚌埠的一个客户,该公司已发货但它拒绝支付奶粉钱。将当地冰淇淋制造商告上南京法院,但仍不付款,蚌埠牛奶制品公司扣押了南京冰淇淋公司的一家附属公司的冰淇淋作为抵押。南京冰淇淋制造商赶到蚌埠,携带枪支,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蚌埠牛奶制品公司在安徽被枪袭击,冰淇淋制造商终于被迫支付其债务。鉴于中国不健全的法律和腐败的法庭,这些私人执法的情况

8、并不少见(张,2004)。三、直接投资对间接投资上面列举的例子说明了使用个人关系和私人手段解决纠纷的共性。当以关系为基础的管理是有效的良好关系时,它甚至可以用来非法没收他人财产就像麦当劳主场迎战李嘉诚那样。然而,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方式,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组合)的投资。在治理方面,直接投资和间接(证券)投资的主要区别是允许直接投资由投资者直接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依赖于私人的保护机制,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有较为有效的效率。相反,当人们作出的间接投资时,如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他们必须依靠公共信息和公共执法,这两者不可以存在于一个缺乏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特

9、别是稀缺可靠的公共信息和一般信任程度较低(CHILD,2001年,LI和菲勒,2004年皮尔斯,2001)。会计和审计标准较低,对上市公司的运作不太透明,财务信息可以很容易地由内部改变(蔡京,2001)。在一个了解中国的良好情况下,上市公司天歌,操纵其通过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虚假消息,声称由洪水引起的短缺的回收率,取决于该公司是否要提高或降低价格(黄,2003)。由于在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系统中,缺乏政治制度往往是由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中共党在中国的情况)为主,并有利于行业的政策倾向和大企业领导人的利益。因此,少数股东如投资组合的投资者总处于劣势,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华人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一个世界中最快

10、的,但从中国投资的整体回报上来说,股市一直是令人沮丧的。例如,香港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追随了中国的一些最好的公司的股票,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自1993年以来(HILL,2003)。在一个关系型的社会,法律,金融法规,或会计规则只是纸上的墨水。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中国在1998年颁布了国际会计标准,但并没有使上市公司(陈,孙,王,2002)的会计做法明显改善。对于初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法律法规,市场上出现的交流提供投资机会,但业内人士介绍,公司上市是带来了一个机会,抢劫外来投资者。基于以上分析,我建议当外国投资者在一个关系型社会投资时,他们最好选择间接投资和私人直接投资以获得

11、更好的保护。四、关系型国家往往会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而非间接投资“投资者往往选择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的直接投资”要验证这个说法,我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研究和治理环境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使用的治理环境指数(GEI)LI和菲勒(2004年开发)的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主要以规则为基础或关系为基础的。在创业板指数由五个维度是治理环境的指示政治权利,法治,资讯自由流通,公众的信任,ANDCORRUPTION规则(图1)。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是衡量一个总外商投资的比例(FI),这是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基金组织,2003年)的总和。然后,我策划的每一个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创业板指数。这一结果

12、完全证明了我的说法一个国家越是以关系为基础,投资者就越有可能会选择直接投资超过间接投资。在市场疲软的公共规则中,投资者会选择直接投资,如果他们想进入市场,它使他们受到更好的通过私人手段的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图1)表1估计治理环境指数国家创业板指数国家创业板指数芬兰680捷克共和国414挪威668波兰410瑞典666韩国397丹麦659南非388加拿大643保加利亚383荷兰635克罗地亚333冰岛631印度319澳大利亚609阿根廷306爱尔兰590秘鲁301英国587加纳292美国582罗马尼亚291德国573墨西哥283奥地利569巴西234日本564

13、菲律宾206比利时528委内瑞拉187西班牙518土耳其173法国505乌克兰159台湾492尼日利亚144葡萄牙481哥伦比亚136智利479孟加拉国115匈牙利459俄罗斯101意大利454阿塞拜疆081斯洛文尼亚438巴基斯坦061乌拉圭430中国047高以规则为基础,低以关系为基础,平均4。在创业板指数包括五个方面政治权利,法治,公众的信任,信息的自由流通,腐败程度。在创业板指数是由李和菲勒发展(2004年)的基础上,从基金组织的数据(2003年),世界银行(2002年),自由之家(2003年),透明国际(2001),格瓦特尼,劳森,公园,WAGH,爱德华兹和RUGY(2002年),英

14、格哈特(19951997),和无国界(2003)记者。来源LI和FILER的,2004年。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但印度有民主,检查和政府三个分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传统的普选权和法律制度为印度提供了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香格里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制衡PORTA等人,1998)。与此相反,中国是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制衡,那么它是一个贫穷的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的国家。在治理环境指数中,中国排名是所有48个国家中最低的,而印度排在中等偏下。但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约500亿美元,而印度只吸引这一数额的十分之一。这一直困扰着国际商会。我提供以下

15、解释。如果我们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看外国投资,中国在90年代末的平均水平是95。在中国外商投资很少采取组合投资方式。至于印度,共约57个外国投资是直接投资。印度显然有间接的投资水平比中国高得多。通过对两个间接投资的主要地点的测试,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对上市公司的市值约为30,而在90年代末,在印度和中国低于20。印度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很大程度上鼓励投资者进行间接投资。此外,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是由海外华人投资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家庭关系使他们获得在中国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系统中的优势,使他们能够迅速和容易地开发与右翼政府官员的关系。开放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外国投资,香

16、港投资者的投资使我国的所有地区深受影响。例如,在1993年,香港投资者在中国直接投资174亿美元,美国投资者21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八倍。中国第二大投资是由台湾投资者投资的,达31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年)。一般来说,在中国的顶级投资人往往拥有,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有很好的了解。外国直接投资中超过50来自海外华人,而在印度,印度侨民的贡献只有不到10(黄和卡纳,2003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该模式很清楚地显示当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在环境和治理不善的国家,他们绝大多数选择直接投资。这使我们对中国的难题有了新的认识。投资者选择直接是因为缺少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直接投资给他们更

17、多的控制权,因此,通过个人关系可以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在卢旺达,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等一些外国投资占99,一些以高度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是直接投资,而该百分比比大幅以规则为基础的国家要低,如美国或芬兰,分别只能索赔23和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关于治理理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普遍理论没有认识到,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区别,私人和公共的权利的区别。五、战略意义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结果吗以下三点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制订中国的投资策略,并浏览了中国从以关系为基础迅速过渡到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家的过程。(一)保护工具投资者在关系型社会中需要通过个人关系来发展系统工具。这个任务是非常特别是因为

18、,这种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缺乏透明和公正的规则。为了有效地保护在中国进行商业交易的财产权利,投资者应考虑采取三个步骤的监测战略。事前(前投资),中期,和事后(违约发生)的战略。事前筛选帮助投资者选择那些信守承诺的合作伙伴,中期监测保证他们正在按计划履行其承诺,事后监督威慑投机行为和欺骗。案例表明,缺乏监测能力,特别是事后监督,有很高概率的投资者将在一个关系型社会中被欺骗(李,2004)。(二)谨防双刃剑基于关系的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很显然,培养关系是业务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以下注意事项适用于关系型社会,以促进和保护在这种环境下自己的利益。此外,他们在该国可能有更紧密的关系,并可能使

19、用这些投机对投资者不利,像麦当劳主场迎战李嘉诚案件。讽刺的是,人们普遍知道使用关系使麦当劳获得其摆在首位的黄金地段,后来才发现,李嘉诚甚至更强。此外,即使是在中国,使用可能的关系是不道德的或非法,。例如,给人送礼物,用于办理营业执照,贿赂官员,在中国被认为是犯罪。当然,人们可以说,由中国政府和公平规则的情况下垄断授予许可证牌照是贿赂的根本原因,这解释了为什么腐败现象在我国如此猖獗。(三)理解过度混乱的性质我们需要密切注意以关系为基础,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这种转变是目前在中国快速发生,无论是在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地方,虽然不均衡,以经济转型的步伐更快的发生。中国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减少以关系为基

20、础的商业行为。包括银行改革,努力消除以贸易关系为基础的银行,提供的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保护国有资产。此外包括,政府撤资。经济学人(2001年)将中国的过渡称为“最伟大的飞跃。”然而,外国投资者应注意,过渡治理风险可能会增加,因为现有的关系变得不那么有效,新的规则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过渡期间,可能有一个真空的治理基础设施。在中国的街头一些常见的场景演示了这种混乱局面。一个游客会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主要街道,有自动交通灯(规则为基础的)以及警察(关系型)同时在路口指挥交通。参观者将会更加惊讶当他或她意识到两者在频繁的相互冲突。司机(投资者)很容易变得混乱,可能会频繁发生事故。以规则为基础

21、的国家的投资者,在对规则做基础的管理过渡期间,在中国的做业务是危险的,因为投资者倾向于采取基于规则的书面规则。诚然,新的规则,如许多商业法规,一些在中国都非常好写的。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则很多尚未被实行或强制执行,他们是在这一点上,只是在纸上的墨水。在一个红灯前停下的规则在所有国家是一样的,虽然大家都在柏林街头会被尊重,但这不是在北京。外国投资者应注意,过渡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投资风险而不是减少,这可能为本地金融中介机构和其他代理人欺骗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交通控制还在继续,人类最终将取代指挥自动化灯,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将走向基于规则治理行动的社会,以保持竞争力。我们对中国的分析说明了这样一个典型的过渡。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仍然依赖以关系为基础的系统,不过,其中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把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作为他们“最伟大的飞跃”。对于这些国家,政府的作用是发起和推动过渡,同时尽量减少社会和经济混乱。投资者,特别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应充分注意如何处理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工程,并准备处理这两个之间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过程中可能造成不兼容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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