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中州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毕海水（郑州市大学城北区英才街 6 号 450044）内容摘要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大的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国际上一般用库兹涅茨倒 U 曲线解释收入差距问题，有些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处于倒 U 型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所以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必然的。所以要想缩小收入差别，必须进一步发展经济，而且经济发展后，收入差别过大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但是我国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既有规范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政策原因导致的。所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才是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关键词：收入差
2、距；经济政策；缩小差距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较为严重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主要体现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及由此产生的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较低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的大小，基尼系数小于 0.2 表示分配绝对平均，0.30.4表示分配合理，大于 0.4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基尼系数是 0.16 左右，说明当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非常低的。改革开放之后，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 0.5，表明收入差距已经较大。我们在肯定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
3、必须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收入造成的过度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所以必须对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 1955 年提出了倒 U 型假说：在经济增长初期（贫穷阶段） ，收入分配有恶化趋势，而在以后的阶段（富裕阶段）将得到改善。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那么随着人均 GNP 的提高，收入分配呈现出一条倒 U 型轨迹，被称为倒 U 型库兹涅茨曲线。我国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库兹涅茨倒 U 型假说
4、在中国是存在的。从 1978 年改革以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 GNP 的提高，收入差别一直呈扩大趋势，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处于倒 U 型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因此我国存在收入差2距是正常的，必然的。所以要想缩小收入差别，必须进一步发展经济，而且经济发展后，收入差别过大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但笔者认为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在进一步扩大的这一问题并不能用库兹涅茨的“倒 U”理论来解释，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面的原因是非规范经济发展。概括起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1.不均衡发展战略促进城乡差距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些年尽管
5、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入，但国家重大电力、交通、通讯及信息等基础设施项目无不紧紧围绕城市展开。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是农村远远无法比的。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而经济发展的差距势必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2.不均衡的社会福利政策也会促进城乡差距扩大。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相当滞后。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比如近几年我国农村平均每个小学生
6、预算内事业费为 200 元左右，而城市平均为1000 元左右，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农村平均为 400 元左右，而城市高达 1200 元以上。由于不均衡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调查显示：2003 年我国贫困农民家庭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户均 0.18 人，初中程度户均 0.65 人，高中程度户均 0.13 人；分别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 0.61 人、1.02 人、0.08 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
7、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由于我国农村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低收入农户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也令人担忧。据对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家庭成员有残疾的农户占调查户 8.3%；患有大病的占 4.6%；长期慢性病的占 14.6%；体弱多病的占 24.6%。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这些弱势人群经济收入低，原来生产和生活就有困难，一旦遇到疾病发生，会雪上加霜。很多家庭处于“小病不治，大病等死”的状况。无钱看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十分突出。3.农民负担过重的问
8、题也不容忽视。3中国的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仅是很弱的，而且有强化收入不平均的趋势。首先，我国居民的收入隐蔽性较强，很多高收入的阶层居民纳税意识淡薄，逃税现象普遍，而真正纳税较多的是财政拨款单位职工，这部分居民收入并不高，故个人税收并没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有拉大的趋势。其次，从纳税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对农村居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镇居民。有资料显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40%，而纳税及各种名目的杂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10 多倍。不难看出，国家的税收政策实际在起到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4.行业垄断的影响行业垄断属于传统计划经济特征即所谓“条块分割”中的“条状分割”部
9、分(地方垄断属于“块状分割”部分)。由于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例如，中国的电信业几乎完全由“中国电信” 一家公司所垄断，中国的棉花买卖完全由“供销合作社”所垄断，中国的教育服务业几乎全部由教育部系统所垄断，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全部由国有商业和政策银行所垄断，如此等等。行业垄断形成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达到所谓“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或“质量”的考虑。但是，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对这些理由提出了质疑。所以，这些行业垄断除了阻碍产业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外，只是服务于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中，除了上交财政税收的部分(这部分可能构
10、成中央政府维护行业垄断的原因 )以外，大部分形成这些部门工作者的较高收入。由此而产生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5.违法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影响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超然于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制度之外的。监督和控制制度的缺乏或低效率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改进，因而，基本上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状态的政府官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很自然地获得了以所掌握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可能和机会，成为违法非法收入的主要成员。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设租寻租，把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现象一时大量发生。相对于少量腐败分子和完全违法的收入而言，大多数并非腐败分子的
11、政府官员的不合法收入、即“灰色”收入问题，对收入分配秩序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尽管很难把他们的行为和收入与少数官员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从特征上看， “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与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运用者的独特身份相联系的，究其实质仍然是滥用公共权力的收益，因而显然也是非法收入，但另一方面这种实质性的非法收入，由于在操作时有意模糊和利用了目前有关制度、4政策规定的漏洞，造成了行为性质的含混不清，因此与明显的贪污腐败又不完全一样，是一种不明显违法的非法行为。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收入处在快速增长期内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富者富的快，低收入者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但
12、二者的差距在扩大。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而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缩小收入差距又难以见效，故必须通过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等一系列措施，才能逐步扭转目前过快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1. 经济政策向“三农”倾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尤为突出，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得更为重要，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因素是农民收入低，所以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还要增加农村道路、农村
13、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其次，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除继续加强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工作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和其他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要给予支持。再次，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有序流动。农村人口流动是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是实现地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农民向非农业的转移近些年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为缓解城乡差距带来的各种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诸如农民的无序流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也亟
14、待解决。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福利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经解体，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福利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当出现大规模失业时，城市贫困问题就会显得非常严重。因此，建立以反贫困为基础的福利体制尤为重要。首先，当前我国应该完善和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要适时调高城镇居民各项最低收入标准(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优抚待遇等)，切实保障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要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办法，以保证一般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同时，要拓展普通劳动者就业门路，通过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促使其中一部分最低收入者进入到
15、中低收入户群体之中。其次，我们应该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有5的国家有过这种政策，到了一定年龄比如 65 岁以后，不管你有没有子女，政府都给你一定的养老金。这个在中国可能不太现实，毕竟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但是对于一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政府每年发给 65 岁以上老年人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既是一种扶贫的办法，也会反过来促进计划生育的落实。3.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调控机制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16、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使劳动者所得的报酬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使劳动者投入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努力消除贫困，防止两极分化，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4.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垄断行业要在打破垄断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直接调控措施调节其总体收入水平，同时，对垄断行业中处于一般工作岗位的职工，使其工资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相应岗位的工资价位接轨。5.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防止不合法不合理收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尽管不能
17、说现有政治体制没有为社会普通成员提供监督政府、监督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渠道，但目前已有的渠道，其效力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低效力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监督，主要是政府官员体制内的监督，即主要依赖政府内部各个不同的机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来实施监督，而由于政治体制实行的“党管干部”原则，所有的官员均同时对“党”负责，官员任命和权力赋予来源的同一，使各个不同部门间官员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仅仅具有行政分工的意义，这样在监督实践中，监督的实际效果常常具有高度的“体制内”色彩；又由于长期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体制的影响，形成了特定地区、特定层次上的官员内部交往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因此必须改革目前的干部
18、制度。干部制度改革的核心应当是使官员在根本上被置于社会普通成员的选择和控制之下，以最终改变官员内部的相互关系模式。从这种目标模式出发，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行直接选举制度应当是唯一的选择。另外，扩大社会普通成员在官员监督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当务之急。目前社会普通成员之所以在监督制度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普通成员基本上是没有固定、有效的对于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知情权和信息传播权。因此，赋予社会普通成员以切实可行的知情权和信息传播权关系6到整个政府官员队伍与社会普通成员的根本关系的性质，同时这也是揭露和惩处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的基本的制度保证。而无论是直接选举制度的更大范围、更高层
19、次的推行，还是社会普通成员知情权、信息传播权的获得，都只能建立在对现有传统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反过来说，只有进行了这些方面的相关改革，那些已经严重影响到收入分配秩序的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才可能得到彻底的消除。参考文献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2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3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 经济研究1997 年第 9 期。4赵人伟、李实、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 ， 经济研究1998 年第 4 期。5郭玮: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与政策调整,经济研究2003 年第 4 期。6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 中国经济学2002 年第 3 期。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