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科毕业论文外文翻译外文题目THELOCATIONALBEHAVIOUR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EVIDENCEFROMJOHANNESBURG,SOUTHAFRICA出处URBANFORUM（2009）20415435DOI101007/S121320099071Z作者CHRISTIANMROGERSON译文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行为南非约翰内斯堡实例在国家标准水平上，了解外国投资者的区位决定本节回顾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对投资国家区位选择决定的重要国际研究理论。有人认为，这些文献中的主要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约翰内斯堡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
2、直接投资，尤其是是非洲。对于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府，了解位置决定的影响因素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程和郡2000）。国家内部选址决定的意义越来越多被许多国家看重，甚至是一些次国家或者是地方政府（柴郡和戈登1996；卫等人2008）。据观察，世界次国家机构或许多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积极地寻求吸引新的投资，包括外国投资者（查尔顿2003；费斯特凡德2004；马库森和奈斯2007）。事实上，在增加对地方行政权力的下放，放松管制和全球竞争的时代之后，地方“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位置与结构优势促使全球资本的互动”（卫等人2008，第1页）。影响发展中城市间的竞争的一个因素是建立地方机构，以吸引投资
3、，促进地方的独特性，同时通过提供投资诱因来影响投资者的位置决定。在北美、西欧，尤其是亚洲，越来越多的次国家机构，都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激烈竞争中（查尔顿2003；马顿和吴2006；卫等人2006；马库森和奈斯2007）。从历史上看，美国与西欧的许多城市，通过提供各种奖励来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海德等人1999；巴里奥斯等人2003；马库森和奈斯2007）。从1992年开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执行了开放政策和权力下放的措施，开辟了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道路（肯费2006）。凭借政策措施的飞速推进，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城市强调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入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卫等人2006，第232页）。中国
4、城市一直以来“积极落实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促进国际都市的形成，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资源和机会上的竞争”（卫等人，2006，第233页）。总之，20世界90年代初以来，卫等人（2006，第232页）认为，“许多中国城市已经实施积极的措施，吸引外国投资。随着成千上万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发展目标的形成，各大城市为了能建设成为国际都市而宣布了积极的措施，并且提升全球城市等级”。上海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城市中最成功的，特别是随着浦东新区的开辟（马顿和吴2006；卫等人2006）。程和郡（2000）断言，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中，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外
5、国投资者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选址决定的奖励，主要取决于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的研究（格利克曼1988年；巴格奇森1991年；考夫林等人1991年；小田部1993年；海德等人1995年；里斯1996年；海德等人1999年；程和郡2000年；舍非和费莱尔2000年；凯非2003，2006年；弗里德曼等人2006年，马顿和吴2006年，弘等人2008；卫等人2008年）。除了有关外国投资者进入美国和中国的位置决定的研究，还有一个类似的文献，其中涉及了西欧的经验（吉马良斯等人2000年；休伯特和佩恩2002年；巴里奥斯等人2003年）。总的来说，在国家层面，外国投资者有关选址位置的研
6、究（尤其是中国和美国）指向一些共同的主题。最关键的研究是，确认了聚集经济和集群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的主要意义。布莱克伯恩（1982年）强调，最常见的位置决定是由外国投资者做出的，特别是对于进入国内市场的区位选择，是定位在东道国的核心经济区域。根据宏等人（2008年）对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位置选择问题中，城市聚集群的问题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主题。凯非（2003）的重要研究指出，规模经济产生于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聚集，同更好地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引导外国厂商在中国进行区位选择。此外，本研究着重指出，产业聚集是最重要的集聚力（凯非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7、的开放政策“魅力城市”，是由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集聚基地来决定的，这意味着这些聚集因素都是存在的（海德和里斯1996年；卫等人2006年）。除了有关中国的对外投资的文献，对美国和西欧的研究的文献，进一步证实了聚集中心的概念，并且证实其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选址集群决策。有关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的研究指出，“产业水平聚集优势在选址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德等人1995年，第223页）。在葡萄牙，聚集在新的外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吉马良斯等人，2000年）。巴里奥斯等人（2003年，第4页）也指出，强烈支持来自爱尔兰和法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体验“聚集经济是吸引新的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
8、。凯非（2003年）解释了聚集经济影响外国投资者做出选址决定的重要性。它的基础是链接任何地区的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引导外部独立公司形成本地化经济。产业集中度是由于专业技术劳动市场的出现，附属贸易、中间投入供应商的发展和企业之间信息流通的方便度的驱动而产生的。因此，不同的产业基地的发展，在累积因果关系的过程中，作为现有的工业中心的相对吸引力，促进了地理集中的增强（巴里奥斯等人，2003年，第1页）。海德等人（1999年，第198页）认为，自我强化聚集对美国参与新的外国投资竞争具有关键的政策影响。如果当地首先提出提供补贴或者免税，可能会吸引新的投资，公司股票的增长“将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
9、都更具吸引力，即使其他国家也符合政策的改变”（海德等人，1999年，第198199页）。来自对外国投资研究的重要政策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青睐与相关活动有关的的企业空间聚集，因为从共享访问本地化配置设施，共享服务，分销网络，个性化的需求模式和专门的要素投入中能够得到互惠互利（凯非2003年，第351页）。绝大多数的证据表明，外国投资者被吸引到集群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活动中（海德和里斯1996年；吉马良斯等人，2000年；凯非2003年）。舍非和费莱尔（2000年）提出了有用的一点，鉴于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聚集方面的投资，公司可能会在不同地域的地理集聚中，积累净利益。当公司的技术、员工和进入权“溢出
10、”于竞争对手时，拥有最好技术的公司、供应商和分销商将获得很少的竞争力。相反，那些只拥有薄弱技术的公司，因为人力资本和培训方案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反而能从集群中获得大量利益（舍非和费莱尔2000年）。与制造业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把有限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在非制造业活动地点的分析上。在美国，巴格奇森（1991年）探讨了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地点。这表明在美国非制造业活动的空间分布相对制造业而言是“相当明显”的（巴格奇森1991年，第188页）。据透露，城市聚集群理论是被强化了。外资服务企业宁愿选择国内现有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以建立一个利基市场以及获得规模经济（巴格奇森1991年，第19
11、5页）。从中国经验中，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外国投资者受益于他们对现有集群的区位选择。特别是，在“过渡经济体”的类型中和在发展中世界的更广泛的国家类别中，外国投资者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危害和业务的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面临的这些缺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由正聚集的好处加以缓解，从经济的聚集和相关生产设施的选址中派生出来（凯非2003年）。在东道国，外国投资者由于对当地缺乏了解，预期对付所谓的“外来不利地位”。来自特定国家的外国投资者作为强大的业务关系者，更容易交流商务信息，与对方交流经济业务经验，共享语言和文化，这样可以促进更加紧密的关系。信息交流的结果是，来自一个特定国家的潜在投资者可能采取“跟
12、随领导者”的区位选择，按照自己国家的先驱投资者选择一个特定位置。这种对来自同一国家的投资者靠近对方的聚集现象的观察，不仅仅只发生在经济过渡时期。在美国，有一大型的日本制造业基地，美国凭借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佐治亚洲更好地吸引新日本的投资，而不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州，如马萨诸塞州（海德等人1999年，第199页）。在日本的商业团体中，企业间的联系鼓励成员们在附近定位设施以找到彼此，这样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将最有可能找到相接近的日本汽车装配（凯非2003年）。据悉，经过日本在美国的制造业投资的详细调查后，其他情况也同样，日本投资者“似乎更喜欢通过前面的投资者来选择国家”（海德等人，1999年，第2
13、16页）。这种现象背后的事实是，日本企业集团的成员克服了因分组而缺乏当地经验的缺点，以便共同分享关于市场趋势，招聘和供应商的信息（凯非2003年）。外国投资者在做出位置选择决定时，考虑到聚集和集群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不过，另一种现象是，外国投资者在解释观察到的选址模式是一种原产国的效果（布莱克伯恩198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可能会有所不同，是因为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者的区位偏好的差异。例如在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两种驱动因素，一种是利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另一种是进入这个国家巨大的国内市场。虽然这些动机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人们普遍认为，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投资者，在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从事活动。这些投资者利用他们的语言、文化、民族联系和社会网络的优势，选择生产地点。与此相反，来自美国或者西欧的投资者，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的特定优势，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寻求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由于投资者之间的这些文化和地域差异的结果，美国/西欧模式的投资者表现出对集群内中国香港/台湾投资者的分歧，即“原产国”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