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意外(Chernobyl disaster)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咨询组在一份事故报告(NO.75-INSAG-1)当中,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而导致错误与违反操作程序,最终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并被视为安全文化不良的直接证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后续的调查报告(NO.75-INSAG-4,1991)提出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与阐释:“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之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逐渐滥觞于各种安全管理研究与事故调查报告中1-2。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安全文化赋予不同的定义,造成了研究者之间沟通的麻烦与困难,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时代性、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及其框架形成的复杂性,而我国对于安全文化的量化和质化的研究及实践起步就更晚了。对安全文化的测量依赖于对安全文化的定义,要全面地评估安全文化就必须考虑安全文化的多侧面属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关于安全价值观层面上的数据以及价值观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