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问世迄今已经1190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陈振孙虽然认为“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至明，始谓“政书”。近代以来，称之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其实，称其为制度史也是“习焉不察”。通典分九门，兵、边防两门根本不记“古今制度沿革”。尤其“边防”一门，所记周边政权，相当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这表明，通典一书的性质并未被真正揭示出来。近几年，对于通典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为“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评价，触及到该书的性质问题。遗憾的是，却没有更加明确和深入的论证。本文特地提出这一问题，与同仁讨论。一杜佑的纂修旨趣和通典的逻辑结构充分表明，这部书绝不仅仅是一部制度史。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杜佑纂修通典的目的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并非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安史之乱”后，唐政权由盛转衰，经济、政治、军事、边疆乃至民风民情等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