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一系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政府的品格正在开始发生变化，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开始形成。而这恰恰是以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之所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2003：利益、冲突与权利已经过去的2003，我们的社会经历了sars疫情的爆发、孙志刚被殴致死、刘涌涉黑案件的重审、在许多地方发生的因拆迁引起的上访甚至自焚爆炸、农民工以生命讨要被拖欠的血汗钱等一系列的事件。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事件或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的模式在开始显现。sars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