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