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清代 “ 高薪养廉 ” 的反思 摘要: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 “ 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 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 “ 高薪养廉 ” 。如范仲淹说: “ 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 ” 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 “ 高薪养廉 ” 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 “ 高薪养廉 ” 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 “ 富有多积 ” 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 “ 高薪养廉 ”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 设计
2、的必然失败。 关键词:宋清代;高薪养廉;治吏;反思 腐败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中国历史漫长,历朝历代都在很大程度上,着手研究防治腐败办法,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官员腐败对于国家政体的戕害。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反腐总处于运动式,成效非常有限,如果继承者不能继续延续上一代高压反腐,那么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令之前的反腐业绩功亏一篑。 历代由于腐败导致亡国绝非偶然,其频率之高,危害之广,让继任统治者们触目惊心之后,都进行了相关政治体制内的改革。宋代是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与 此同时推出了国家式的 “ 高薪养廉 ” 制度,以此从根本上彻底防治腐败。简而言之,在宋代统治者眼里来看,历代之所以贪官辈
3、出,此起彼伏,原因只是一个,工资太低,官员穷困是导致集体腐败的原因,这种总结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决定腐败程度的高低,忽略了人性中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在为政廉洁上的重要影响。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失败。 “ 高薪养廉 ” 是宋代推出防治腐败的积极信号,但是它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为后世所知。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经验,历代治国理政的典籍成果业已蔚为大观, 可以说,总结历史,对照过去,继续改造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已经具备了大量条件。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说, “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金明馆丛稿二编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
4、宋王朝的 GDP 占当时全世界 GDP 的 65%,综合各个角度宋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时期。因此,给 “ 高薪养廉 ” 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可操纵性。 一、错误观念推进下的 “ 高薪养廉 ” 顶层设计 纵观历史,宋代公务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 “ 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 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 “ 高薪养廉 ” 。如范仲淹说: “ 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 ” 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
5、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 “ 高薪养廉 ” 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 “ 高薪养廉 ” 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 “ 富有多积 ” 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 “ 高薪养廉 ” 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 正如宋太宗所说: “ 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 宋史 ?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据宋史 ?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
6、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 300 至 400 贯(宋史 ?职官志),是汉代的 10 倍,是清代的6 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 “ 高薪养廉 ” 在宋代就率先 “ 试水 ” ,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 “ 高薪养廉 ” 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二、 “ 高薪养廉 ” 造成从政为享
7、乐,出发点极其庸俗 宋代初期,由于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了他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 定,与此同时,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成为既定国策。他曾对宰相说: “ 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 ” 虽然在此之前也曾说过 “ 若犯吾法,唯有剑耳 ” 的豪言,加之对宰相赵普收受重礼的放纵,从最初在防治腐败工作上就没有打下好的风气基础。他曾亲自对宰相赵普说: “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 这种交底,为日后的北宋政坛肆意挥霍贪渎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宰相吕蒙正也曾跟宋太祖对答说: “
8、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好办了。 ” 太祖、太宗依据这个 “ 大度宽容 ” 方针,逐渐形成了对官员的放纵。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 “ 与士大夫共天下 ” 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宋代文官因罪被处死的几率不到 10%,大多数文臣犯罪后都一直处于 “ 在路上 ” 的状态,时机转变之后照样官复原职,加官进爵,因此,宋太宗自己曾总结说: “ 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在宋代造成官员如 “ 雪片般 ” 蜂拥而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 “ 高薪养廉 ” ,只要能够当上宋代的公务员,就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由于高工资和高福利的 联动下,刺激了进一步贪渎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给宋代 “ 打工 ” 的出发点极其庸俗而现实。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点着华灯抱着歌姬们醉饮作乐,通宵达旦,穷奢极侈。他哥哥宋庠听说后,派人提醒他说: “ 听说你昨夜又是烧灯夜宴,纵情享乐,不知还记得某年在周学内吃咸菜拌饭的事情吗? ” 没想到,宋庠派去的人把他弟弟宋祁的 “ 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 ” 的 “ 神回复 ” 带了回来,弄得宋庠一时语塞,哭笑不得,原因是当时他弟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很多享受 “ 高薪养廉 ” 的宋代官僚的庸俗从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