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综览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 ,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 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
2、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 ,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 ;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奇货可居”到治国仲父 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一个传奇人物。严格来说,他不过是一个著名商人,列入著名政客也未尝不可,唯独不能列入学问家和思想家。然而,吕不韦却以他卓越的见识和手中的权力,当了一次成就非凡的2“学术包工头” ,为后人留下了吕氏春秋这部巨
3、著。 吕不韦生在战国后期的卫国都城濮阳,在阳翟经商。史书中关于他如何经商没有多少记载,仅仅知道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史记 ? 吕不韦列传 ) 。不难想象,他是很有经商才能的。他介入政治,也是由于他的商人气质和冒险冲动造成的。吕不韦属于往来各地的“行商” ,当他在赵国首都邯郸经商时,见到了身为人质、贫困潦倒、被人监控的秦国公子异人。他一眼就认准这是一笔值得做的买卖。 战国策?秦策五有一段吕不韦同他父亲很有意思的对话:“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衣馀食,今建国立君,
4、泽可遗世,愿往事之。 ”于是,一场空前的政治投机由此展开,且给后人留下了“奇货可居”这一成语。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战国你攻我打,互相防范,有宗室子孙到他国为人质的惯例,异人就被秦国打发到赵国为人质。秦赵关系一紧张,他的日子就不好过。异人在邯郸尝够了清贫困苦的软禁滋味,但他自己又无可奈何。吕不韦在这个当口找到异人,对这位落难王孙施以援手,异人当然感恩不尽。 这笔投机买卖要做成功,关键在于异人是否能够回国继承王位。而此刻的异人,要实现这样的梦想比登天还难。当时,秦国的太子为安国君,是秦昭襄王的法定继承人,而安国君有自己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就是异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叫子?。异人仅仅是安国君的一个庶子,
5、其母3早已失宠。然而,继承人是可以按照君主的意愿改变的。吕不韦施展自己的经商才能,得到了异人的委托,就到秦国去打点铺路。他的办法是走夫人路线,在安国君非常宠爱的华阳夫人身上做文章,而这位夫人恰恰没有儿子。当时,吕不韦还无法直接同华阳夫人对话,他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一说是找到华阳夫人之姊) ,晓以利害,动员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儿子, “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 。对于华阳夫人来说,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 ,收养了儿子就有了依靠;对于异人来说,庶子无权无势,傍上华阳夫人就有了未来。他们各自都从这一收养行为获得巨大的潜在利益,也为异人在以后继承王位打通了第一关。因为华阳夫人是
6、楚国人,所以,异人后来也改名为子楚。 子楚被华阳夫人收养成功,吕不韦又回到邯郸,为子楚打通在赵国的关节。按照史记的说法,吕不韦在邯郸买了歌姬同居,已经有了身孕,结果在与异人喝酒时,这个歌姬被异人看上了,吕不韦先是发怒,后又觉得不值,自己已经倾家荡产把宝全押在异人身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于是他把这位歌姬献给异人。过了十二个月,这位歌姬生下了大名鼎鼎的嬴政,后来便有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生父的传闻,而且还被载入史记 。这段纠葛,使嬴政的生父问题成为史上最出名的八卦之一。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由于吕不韦两面活动以及居间调和,秦赵通过谈判让子楚归国。按照史记的说法,在秦国围攻赵国时,吕不韦策划买通了邯郸的守城
7、士兵,放子楚逃回秦都咸阳。子楚回国,首先穿了一身楚服去拜见华阳夫人。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子楚处处得到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的欢心,地位迅速上升。不久,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即4位成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在位只有三天(有的史学家就此怀疑孝文王之死与吕不韦有关) ,子楚登上了王位,即秦庄襄王。 庄襄王从困居邯郸,到回国即位,全靠吕不韦。 史记载,当初他困居邯郸时,不相信吕不韦能够使自己被立为太子,曾经与吕不韦有约,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现在他登上了王位,梦想成真,马上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并在雒邑封其十万户。由此,吕不韦成为秦国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在政治
8、军事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关中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是他执政时兴建的,居于洛阳一隅的东周是他灭掉的。可以说,正是在吕不韦手里,拉开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幕。 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嬴政即位,原来的赵国歌姬由王后升格为太后。后宫秘闻向来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一个重要话题,吕不韦与太后旧情不断。秦王嬴政年龄尚幼,秦国大政由吕不韦说了算,他不但任职相国(文物铭文为相邦,相邦改称相国是汉代避刘邦之讳) ,而且连少年秦王也要尊称他为“仲父” 。此前,能够得到君主“仲父”之称的,只有齐桓公时的管仲。吕不韦风光无限,叱咤风云,一人之下是虚,万人之上是实,仅仅家中的僮仆,就达万人之多。同战国时期的其他知名人士相比,他不亚于任何
9、人。于是,他要同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拼名声。 史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当时齐国有著名的稷下学宫,荀子等人以著作名满天下,吕不韦也让自己的门客著书立说,写成吕氏春秋 。为了张扬这部书的5价值,吕不韦把该书悬置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予千金。当然,没人敢于来领这个赏格。所以, “一字千金”更接近于一种炒作和宣传,是一个高明的广告策划,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鉴定。不过, 吕氏春秋不完全是吕不韦同四君子和荀子的较劲之作,从当时的情势和吕不韦的抱负来看,诸子百家都在为如何治理国家出谋
10、划策,面对日益清晰的统一大势,秦国应该奉行哪种治国思想,当是吕不韦思考的重大问题,这部书很有可能是吕不韦为未来的秦国设计的政治蓝图。 随着秦王嬴政年龄的增长,吕不韦也对自己同太后的私情有所担忧。于是,他给太后推荐了?,自己则悄悄从太后那里脱身。然而,?远没有吕不韦那么精明,反而把自己与太后的关系弄得满城风雨,还同太后生了两个儿子。这是青年嬴政难以容忍的。于是,嬴政杀了?,处死了太后的私生子。在杀?时,嬴政就已经把相国吕不韦列入必须清除的对象了,考虑到吕不韦势力强大,所以他暂时容忍。 “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当嬴政调整好政局后,就开始对吕不韦动手了。他
11、先是削去吕不韦的相权,把吕不韦贬到洛阳封地。问题是吕不韦多年经营,为吕不韦说话者大有人在,尽管朝廷把吕不韦贬斥到封地,不再让他过问朝政,然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 。这些巴结吕不韦的人,实际上加速了吕不韦的死期。嬴政又下令把他贬到蜀地,而且还用信件直接揭明对吕不韦的不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一看,明白了秦王嬴政的意思,与其等候被处死,不如自己了断,饮鸩自杀。他的功业成为一掊黄土,却为后人留下了吕氏春秋供人6评说。 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的主题 吕不韦留下的吕氏春秋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商人身
12、份和政治投机,使其无法进入思想家行列。二是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人们总认为该书不过是诸子的附骥之作。然而,这两点都值得商榷。 平心而论, 吕氏春秋的写作,吕不韦充其量只能算主编。但是,这部书的基本思想,能够反映出吕不韦的治国思路。中国历史上向来重农抑商,吕不韦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是一场押上身家性命的豪赌,这种行为,向来不被循规蹈矩的国人看好,而且其书成后“一字千金”的炒作,更会引起以思想见长的学者反感,所以连累了吕氏春秋的名声。至于杂家一说,班固并未表现出贬意。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评论,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
13、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也就是说,班固强调,治理国家需要有这种综合各家、贯通思想的举措,但如果不知收敛而过于发散,就可能失去重心。所谓“杂” ,不是拼盘,而是融合。而根据吕氏春秋的文本来看,这部书在战国晚期是体系结构最完整的。如果把它仅仅看作吕不韦与战国四公子争高低,与名士荀子争学术领军地位的产物,未免有些肤浅。有人认为,吕不韦相秦时,秦国一直遵循商鞅以来的法家路线,而吕不韦在一统天下的前夕,敏锐地感到法家思想在治天下方面的不足,即所谓“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也” (慎大 ) ,试图扭转秦国的基本国策。 “一字千金”的方7式,是以相国之尊、仲父之誉为公布自己的治国理念背书,从而改变秦国
14、的单一法家路线。从这一角度看, 吕氏春秋立显其管理思想价值。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 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
15、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氏春秋的结构,是先秦诸子中独一无二的。如果进一步细究,还会发现在天地人的框架中,隐含着阴阳五行生克关系的理论体系。 从内容上看, 吕氏春秋包括了战国诸子的各种观点,综合百家九流,泛论天地人物,涉及从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兼收并蓄,无所不有,集战国思想之大成。然而,这种“杂”并非无
16、序,更不混乱,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赞曰,该书“备天地万物8古今之事”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 略 。 ”大体上,它是以道家思想确立其基调倾向,以无为而治作为其行为准则,以儒家的忠义观念定位价值尺度,以墨家的公正观念检校相关学说,以名家的思辨逻辑形成认知理论,以法家的操作方法提出治国方略,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总体上看吕氏春秋的思想,前与战国批评诸子的孟子、荀子相呼应,后与汉代淮南子、扬雄相媲美。人们一般都会看到吕氏春秋之“杂” ,而忽略其“
17、粹” 。而吕不韦恰恰要通过综合百家,去其杂,求其粹。 吕氏春秋有言:“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用众 )按照这种说法,诸子各派恰恰属于“杂” ,就像没有纯白色的狐狸,然而人类却可以集取不同的狐狸制作出纯白色的狐裘,吕氏春秋就是这样萃取各家的“粹白之裘” 。具体到诸子,到底萃取哪些东西, 吕氏春秋认为,诸子各有所长, “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 ”这十个人,都是天下名士,各有见地,然而他们的学说会互相打架。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
18、,国危无日矣。 ”所以,必须把它们统一到一个体系中, “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 (不二 )很明显,吕不韦就要当这样一个“圣人” ,通过萃取并改造各种学说,建立统一的治国理论。前人往往只看到了吕氏春秋中的诸子思想,而看不到吕氏春秋自己9的思想,往往用这部书作为其他学派的证明,尤其是从中寻找那些已经失传的学派(如农家)资料,仅仅把吕氏春秋当作史料,所以,尽管有人把这部书提到史的高度,如梁启超认为这部书是“类书之祖” ,冯友兰认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 ,但从对其自身思想的探寻来看,评价未免偏低。而从统一思想的角度和社会管理的角度观察,可对其形成新的认知。 凡
19、是统一思想,必须有一个主导性思路,正如音乐先要确定调式一样,没有“主旋律”就会变成真正的杂家。 吕氏春秋的调式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 四库提要称其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和墨家,卢文?认为其以墨家为宗而饰之以儒术,侯外庐、冯友兰都认为它就是杂家且没有体系,熊铁基认为它是新道家,张智彦、金春峰认为其基调还是儒家,陈奇猷认为它本质上是阴阳家,洪家义干脆提出,它不能归入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框架,可以直接称其为政治理论著作(洪还提出可称为“吕家” ) 。纵观吕氏春秋的内容,自然的天文地理,个人的生死荣辱,国家的体制运行,社会的秩序规范,无不涉及,以现代学科划分而论,包纳了政治、伦理、经济、教育、军事、农业、养
20、生、音乐、语言等等。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如果从管理角度观察,则能发现其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 ,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10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
21、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 ,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 ,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 ,而没有建立起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 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十二纪(即月令)的来源,是上古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归纳。先秦的不同典籍,都对时令变化有不同角度的关注,然而,把四时变化与社会管理配套,以四时变化作为相应管理措施正当性的依据,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尽管西周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天象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然而当时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法则性,按照管子所言,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现象的规则性,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管子?形势 )老子所谓的道,就是对自然给出认识论上的解释。随着时代的推移,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试图“究天人之际” ,阴阳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为世界构建了阴阳五行逻辑体系(以邹衍最具代表性) ,然而,阴阳家过于偏爱“宏大叙事” ,这套体系如何表现在人类身上,表现在社会领域,如何具体运用,尚待发掘。后来的黄帝内经侧重于这一体系在人体上的应用,而吕氏春秋侧重于这一体系在社会上的应用。如果说, 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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