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综览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 ，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 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
2、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 ，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 ；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奇货可居”到治国仲父 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一个传奇人物。严格来说，他不过是一个著名商人，列入著名政客也未尝不可，唯独不能列入学问家和思想家。然而，吕不韦却以他卓越的见识和手中的权力，当了一次成就非凡的2“学术包工头” ，为后人留下了吕氏春秋这部巨
3、著。 吕不韦生在战国后期的卫国都城濮阳，在阳翟经商。史书中关于他如何经商没有多少记载，仅仅知道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史记 ? 吕不韦列传 ） 。不难想象，他是很有经商才能的。他介入政治，也是由于他的商人气质和冒险冲动造成的。吕不韦属于往来各地的“行商” ，当他在赵国首都邯郸经商时，见到了身为人质、贫困潦倒、被人监控的秦国公子异人。他一眼就认准这是一笔值得做的买卖。 战国策?秦策五有一段吕不韦同他父亲很有意思的对话：“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衣馀食，今建国立君，
4、泽可遗世，愿往事之。 ”于是，一场空前的政治投机由此展开，且给后人留下了“奇货可居”这一成语。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战国你攻我打，互相防范，有宗室子孙到他国为人质的惯例，异人就被秦国打发到赵国为人质。秦赵关系一紧张，他的日子就不好过。异人在邯郸尝够了清贫困苦的软禁滋味，但他自己又无可奈何。吕不韦在这个当口找到异人，对这位落难王孙施以援手，异人当然感恩不尽。 这笔投机买卖要做成功，关键在于异人是否能够回国继承王位。而此刻的异人，要实现这样的梦想比登天还难。当时，秦国的太子为安国君，是秦昭襄王的法定继承人，而安国君有自己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就是异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叫子?。异人仅仅是安国君的一个庶子，
5、其母3早已失宠。然而，继承人是可以按照君主的意愿改变的。吕不韦施展自己的经商才能，得到了异人的委托，就到秦国去打点铺路。他的办法是走夫人路线，在安国君非常宠爱的华阳夫人身上做文章，而这位夫人恰恰没有儿子。当时，吕不韦还无法直接同华阳夫人对话，他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一说是找到华阳夫人之姊） ，晓以利害，动员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儿子， “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 。对于华阳夫人来说，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 ，收养了儿子就有了依靠；对于异人来说，庶子无权无势，傍上华阳夫人就有了未来。他们各自都从这一收养行为获得巨大的潜在利益，也为异人在以后继承王位打通了第一关。因为华阳夫人是
6、楚国人，所以，异人后来也改名为子楚。 子楚被华阳夫人收养成功，吕不韦又回到邯郸，为子楚打通在赵国的关节。按照史记的说法，吕不韦在邯郸买了歌姬同居，已经有了身孕，结果在与异人喝酒时，这个歌姬被异人看上了，吕不韦先是发怒，后又觉得不值，自己已经倾家荡产把宝全押在异人身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于是他把这位歌姬献给异人。过了十二个月，这位歌姬生下了大名鼎鼎的嬴政，后来便有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生父的传闻，而且还被载入史记 。这段纠葛，使嬴政的生父问题成为史上最出名的八卦之一。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由于吕不韦两面活动以及居间调和，秦赵通过谈判让子楚归国。按照史记的说法，在秦国围攻赵国时，吕不韦策划买通了邯郸的守城
7、士兵，放子楚逃回秦都咸阳。子楚回国，首先穿了一身楚服去拜见华阳夫人。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子楚处处得到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的欢心，地位迅速上升。不久，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即4位成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在位只有三天（有的史学家就此怀疑孝文王之死与吕不韦有关） ，子楚登上了王位，即秦庄襄王。 庄襄王从困居邯郸，到回国即位，全靠吕不韦。 史记载，当初他困居邯郸时，不相信吕不韦能够使自己被立为太子，曾经与吕不韦有约，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现在他登上了王位，梦想成真，马上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并在雒邑封其十万户。由此，吕不韦成为秦国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在政治
8、军事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关中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是他执政时兴建的，居于洛阳一隅的东周是他灭掉的。可以说，正是在吕不韦手里，拉开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幕。 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嬴政即位，原来的赵国歌姬由王后升格为太后。后宫秘闻向来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一个重要话题，吕不韦与太后旧情不断。秦王嬴政年龄尚幼，秦国大政由吕不韦说了算，他不但任职相国（文物铭文为相邦，相邦改称相国是汉代避刘邦之讳） ，而且连少年秦王也要尊称他为“仲父” 。此前，能够得到君主“仲父”之称的，只有齐桓公时的管仲。吕不韦风光无限，叱咤风云，一人之下是虚，万人之上是实，仅仅家中的僮仆，就达万人之多。同战国时期的其他知名人士相比，他不亚于任何
9、人。于是，他要同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拼名声。 史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当时齐国有著名的稷下学宫，荀子等人以著作名满天下，吕不韦也让自己的门客著书立说，写成吕氏春秋 。为了张扬这部书的5价值，吕不韦把该书悬置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予千金。当然，没人敢于来领这个赏格。所以， “一字千金”更接近于一种炒作和宣传，是一个高明的广告策划，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鉴定。不过， 吕氏春秋不完全是吕不韦同四君子和荀子的较劲之作，从当时的情势和吕不韦的抱负来看，诸子百家都在为如何治理国家出谋
10、划策，面对日益清晰的统一大势，秦国应该奉行哪种治国思想，当是吕不韦思考的重大问题，这部书很有可能是吕不韦为未来的秦国设计的政治蓝图。 随着秦王嬴政年龄的增长，吕不韦也对自己同太后的私情有所担忧。于是，他给太后推荐了?，自己则悄悄从太后那里脱身。然而，?远没有吕不韦那么精明，反而把自己与太后的关系弄得满城风雨，还同太后生了两个儿子。这是青年嬴政难以容忍的。于是，嬴政杀了?，处死了太后的私生子。在杀?时，嬴政就已经把相国吕不韦列入必须清除的对象了，考虑到吕不韦势力强大，所以他暂时容忍。 “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当嬴政调整好政局后，就开始对吕不韦动手了。他
11、先是削去吕不韦的相权，把吕不韦贬到洛阳封地。问题是吕不韦多年经营，为吕不韦说话者大有人在，尽管朝廷把吕不韦贬斥到封地，不再让他过问朝政，然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 。这些巴结吕不韦的人，实际上加速了吕不韦的死期。嬴政又下令把他贬到蜀地，而且还用信件直接揭明对吕不韦的不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一看，明白了秦王嬴政的意思，与其等候被处死，不如自己了断，饮鸩自杀。他的功业成为一掊黄土，却为后人留下了吕氏春秋供人6评说。 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的主题 吕不韦留下的吕氏春秋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商人身
12、份和政治投机，使其无法进入思想家行列。二是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人们总认为该书不过是诸子的附骥之作。然而，这两点都值得商榷。 平心而论， 吕氏春秋的写作，吕不韦充其量只能算主编。但是，这部书的基本思想，能够反映出吕不韦的治国思路。中国历史上向来重农抑商，吕不韦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是一场押上身家性命的豪赌，这种行为，向来不被循规蹈矩的国人看好，而且其书成后“一字千金”的炒作，更会引起以思想见长的学者反感，所以连累了吕氏春秋的名声。至于杂家一说，班固并未表现出贬意。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评论，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
13、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也就是说，班固强调，治理国家需要有这种综合各家、贯通思想的举措，但如果不知收敛而过于发散，就可能失去重心。所谓“杂” ，不是拼盘，而是融合。而根据吕氏春秋的文本来看，这部书在战国晚期是体系结构最完整的。如果把它仅仅看作吕不韦与战国四公子争高低，与名士荀子争学术领军地位的产物，未免有些肤浅。有人认为，吕不韦相秦时，秦国一直遵循商鞅以来的法家路线，而吕不韦在一统天下的前夕，敏锐地感到法家思想在治天下方面的不足，即所谓“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也” （慎大 ） ，试图扭转秦国的基本国策。 “一字千金”的方7式，是以相国之尊、仲父之誉为公布自己的治国理念背书，从而改变秦国
14、的单一法家路线。从这一角度看， 吕氏春秋立显其管理思想价值。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 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
15、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氏春秋的结构，是先秦诸子中独一无二的。如果进一步细究，还会发现在天地人的框架中，隐含着阴阳五行生克关系的理论体系。 从内容上看， 吕氏春秋包括了战国诸子的各种观点，综合百家九流，泛论天地人物，涉及从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兼收并蓄，无所不有，集战国思想之大成。然而，这种“杂”并非无
16、序，更不混乱，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赞曰，该书“备天地万物8古今之事”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 略 。 ”大体上，它是以道家思想确立其基调倾向，以无为而治作为其行为准则，以儒家的忠义观念定位价值尺度，以墨家的公正观念检校相关学说，以名家的思辨逻辑形成认知理论，以法家的操作方法提出治国方略，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总体上看吕氏春秋的思想，前与战国批评诸子的孟子、荀子相呼应，后与汉代淮南子、扬雄相媲美。人们一般都会看到吕氏春秋之“杂” ，而忽略其“
17、粹” 。而吕不韦恰恰要通过综合百家，去其杂，求其粹。 吕氏春秋有言：“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用众 ）按照这种说法，诸子各派恰恰属于“杂” ，就像没有纯白色的狐狸，然而人类却可以集取不同的狐狸制作出纯白色的狐裘，吕氏春秋就是这样萃取各家的“粹白之裘” 。具体到诸子，到底萃取哪些东西， 吕氏春秋认为，诸子各有所长， “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 ”这十个人，都是天下名士，各有见地，然而他们的学说会互相打架。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
18、，国危无日矣。 ”所以，必须把它们统一到一个体系中， “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 （不二 ）很明显，吕不韦就要当这样一个“圣人” ，通过萃取并改造各种学说，建立统一的治国理论。前人往往只看到了吕氏春秋中的诸子思想，而看不到吕氏春秋自己9的思想，往往用这部书作为其他学派的证明，尤其是从中寻找那些已经失传的学派（如农家）资料，仅仅把吕氏春秋当作史料，所以，尽管有人把这部书提到史的高度，如梁启超认为这部书是“类书之祖” ，冯友兰认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 ，但从对其自身思想的探寻来看，评价未免偏低。而从统一思想的角度和社会管理的角度观察，可对其形成新的认知。 凡
19、是统一思想，必须有一个主导性思路，正如音乐先要确定调式一样，没有“主旋律”就会变成真正的杂家。 吕氏春秋的调式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 四库提要称其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和墨家，卢文?认为其以墨家为宗而饰之以儒术，侯外庐、冯友兰都认为它就是杂家且没有体系，熊铁基认为它是新道家，张智彦、金春峰认为其基调还是儒家，陈奇猷认为它本质上是阴阳家，洪家义干脆提出，它不能归入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框架，可以直接称其为政治理论著作（洪还提出可称为“吕家” ） 。纵观吕氏春秋的内容，自然的天文地理，个人的生死荣辱，国家的体制运行，社会的秩序规范，无不涉及，以现代学科划分而论，包纳了政治、伦理、经济、教育、军事、农业、养
20、生、音乐、语言等等。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如果从管理角度观察，则能发现其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 ，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10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
21、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 ，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 ，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 ，而没有建立起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 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十二纪（即月令）的来源，是上古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归纳。先秦的不同典籍，都对时令变化有不同角度的关注，然而，把四时变化与社会管理配套，以四时变化作为相应管理措施正当性的依据，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尽管西周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天象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然而当时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法则性，按照管子所言，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现象的规则性，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管子?形势 ）老子所谓的道，就是对自然给出认识论上的解释。随着时代的推移，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试图“究天人之际” ，阴阳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为世界构建了阴阳五行逻辑体系（以邹衍最具代表性） ，然而，阴阳家过于偏爱“宏大叙事” ，这套体系如何表现在人类身上，表现在社会领域，如何具体运用，尚待发掘。后来的黄帝内经侧重于这一体系在人体上的应用，而吕氏春秋侧重于这一体系在社会上的应用。如果说， 黄帝内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