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吴亮的朝霞 ，或废墟时代的废墟艺术在小说的黄昏时分，批评家吴亮却推出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并命名为朝霞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讽喻。然而，这一讽喻性的事件并不只关涉小说及文学，从根本上说，它甚至是一个世代的精神征候。 朝霞首先乃是作为问题来到这个世上的。尽管作者本人对自己的小说信心满满，他几乎要向所有人宣告，他的写作将给当下文学界投下一缕“曙光” ，给在昏暗中仍坚持文学阅读的人带来明亮的盼望，但我仍从这种急迫的宣告中看到了某种幽暗的东西。它一开始就给阅读带来了挑战。世界以各种各样的形象扑面而来，那些破碎的回忆片段、似是而非的心理经验、昏昧不清的生活环境、面目模糊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2、漫无边际的玄思冥想，还有若干没有来历的阅读随想，这一切相关或不相关的段落，好像都漫不经心地堆砌在一起，看上去好像进到一处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 朝霞试图为 1970 年代上海城市生活提供一张引导图。然而，这却是一张路径交错的地图，比上海城市道路本身还要错综复杂。在这张布满歧路的地图上，读者将要陷入双重的迷失：既迷失在过去年代的上海城市空间，又迷失在一团乱麻般的叙事线索当中。 不仅是叙事线索的杂多，更令人不适的是，小说还出现了大量的议论性的段落，不停地穿插其间，肆意打断叙事。不仅如此，有时还干脆出现一些读书笔记的段落。这些插入的片段，形成了小说重要的构件，2这让本来就不怎么完整的故事显得更为破碎。
3、叙事上的整全性，乃是小说家试图通过某一叙事视角来赋予世界以完整形态。议论将世界平整的表面扭向内在的角度。在吴亮那里，议论的强制性“把生活并不存在的逻辑打乱” ，那个外在的、被想象出来的逻辑，同时成为议论所质疑和批判的对象。随想和笔记也有着同样的功能，它们并不服务于叙事，不是作为叙事的辅助性要素而存在。 朝霞让叙事呈现出一种罕有的破碎性和残阙性。重要的是，这个世代是破碎的。因此，当我们企图来呈现它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个支离的“赋形” ，是完全恰当的。并且，我认为，我们这些属于这个世代的人，靠着自身，并无能力赋予它以整?w 性。那些来自外在的整体性的架构，要么借助于强硬的精神暴力，要么借助于温柔可
4、亲而且美丽的谎言，为它赋形。而从我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里生长出来的赋形能力，正如我们在朝霞中所看到的，它是何等的缥缈，何等的脆弱不堪。凭借回忆、阅读、沉思、论辩，以及叙事，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这些行为之间，它们相互拆台，相互穿插，相互质疑，相互遮蔽，甚至相互欺骗。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暗夜中被悄悄点燃的精神烛光，是如何地摇曳、飘忽，随时有可能被来自现实世界的狂风吹熄。 朝霞的叙事是诚实的。它以它的结结巴巴，揭示这个世代在叙事上的困境。 而这种赋形的困境，在语言上表现得同样明显。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在不同的语言冲突的围城中左支右绌。倘若不甘心完全屈就于现代书面语的话，就必要乞灵于乡
5、野草根的口语。这在学术上被表达为所谓“现代性”与“民间性”诸概念的纠缠。文学史通常将现代汉3语文学视作建立在口语基础之上的现代白话新文学，但这只言及新文学的一个侧面，一个跟日常口语相关联的一面。文学可能会寄生于日常口语之上，但从来就不会完全成为口语。现代汉语文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外在于日常生活，它更多地是口语（白话） 、古典书面语（文言）和外来书面语（翻译）的混合物。这一点在上海语言中显得尤为突出。上海人口中的上海话，只可以讨论日常生活，属于市民社会的日常口语。而一旦进入到书面阅读和沉思性的精神生活领域，他们却不得不改用国语，乃至外语。 议论、思考，这种书面化的生活，必须从市井的日常生活生活中分别
6、出来。这种分离的语言，乃是其分离的生活世界的表征。一方面，文学本身就是对生活的分离。文学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之外，再造一种生活。另一方面，文学总是需要与生活搏斗，总是对生活的批判。无论是模拟现实生活还是再造一种生活，真正的文学始终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一点，给南方的文学以某种优势。南方那种不怎么地道的普通话，有别于以方言为主体的所谓“乡土文学” ，或标准的官方制度化语言的文学，同时又与自身的日常生活语言相疏离，在诸语言交汇和割据的地带，形成了一个文学语言的“边区” 。这种“边区”语言带有某种“乌托邦语言”的特质，一种虚拟语境中滋生出来的、交流性相对弱化的语言。语言中诸多异质的因素，彼此黏连
7、又彼此对峙，彼此渴慕又彼此厌弃。同时又是针对诸语言的批判性的力量。这样的语言环境成为南方，尤其是上海，在 1980 年代大量涌现先锋主义文艺家和批评家的语言学动因。 4在朝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种语言缠绕和分裂的征候。甚至文本内部也出现出内在的分离性和批判性。他的书面语批判着日常上海话口语，同时其日常口语又极力要挣脱强大坚固的书面语，企图彰显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价值。这布尔乔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纠缠和角力，既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语言学上的。而这在我看来，乃是真正的“上海性”的所在。在朝霞中的那一群匮乏时代的年轻人，阿诺、马力克、李致行、孙继中、江楚天、纤纤他们说着上海话，在被吴亮称之为“停滞凋
8、敝”的城市的隐秘处，街头巷尾，斗室和弄堂，悄然地成长，长成一种蹩脚的“维特” “哈姆雷特” ，或“拉斯蒂涅” ，他们的舅舅们也不过是蹩脚的“邦斯舅舅”的仿制品，就好像海燕咖啡馆里马马虎虎、聊胜于无的咖啡。然而，即便他们共在同一时空里，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同一性。他们共处，却又彼此分离、相互割裂。甚至连爱情和性，也未能弥合那些裂隙。他们好像隔着一层橡胶在交往、谈话和做爱。这既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征候，人性最幽深处的真相；而在小说中，这些片段恰恰是最迷人的。 这是一种“无调性叙事” 。阅读者由各种不同的文本片段和句段所构成的语句的世界，这些不同色调的块面拼合，如同蒙德里安的绘画，或者如吴亮所熟悉的其同时代艺术家丁乙的绘画。尽管记忆的平面性跟思考的纵深性交织在一起，仿佛有某种立体的矗立感，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矗立在时间瓦砾碎片之上的“废墟艺术” 。然而，只是这种“废墟艺术” ，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废墟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