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长安.doc

1、1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长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以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及火药而闻名于世。在这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发明最早，并最早传播于世界各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书写记事材料的一次飞跃，而且是对人类文化交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专家、学者对世界文明古国的各种纸对比、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已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而就我们中国说，造纸术的故乡又在何地呢?从 20世纪 30 年代以来发现的纸张实物和研究成：果看，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应在西汉国都长安(今西安市西北，即未央区)。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1 灞桥纸等出自关中 1957 年 5 月 8 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

2、桥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铜宝剑的电话，次日派考古人员去进行调查和清理。专业人员在断崖上发现一道扰土和类似棺灰的淡白色土层，从与厂部负责同志、监工和挖土工人的谈话中，得知有一座南北穴的墓葬。考古人员踏查了附近地区，未发现其他墓迹，证实出土的 2 件铜剑、3 面铜镜、2 件破铜洗、64 个半两铜钱、1 件残弩机、数十件铅片、4 件曲身石虎、1 个带足白石加紫色条纹盘、3 个彩绘陶钫、3 个带彩陶俑及 1 个残铁灯等，均是该墓的陪葬品。其中的 3 面铜镜均为三弦纽，背面铸有精细的花纹 2 层，正面有布纹，并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质纤维做成的纸，纸上有明显的布纹。从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

3、公元前 140 年至公元前 87 年)2时期。考古人员观察、研究后认为：衬垫在铜镜下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 10 厘米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纤维，制作技术相当成熟，似可说明纸的发明远在西汉以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潘吉星先生于 1964 年、1965 年，先后两次取样检验，证明西汉灞桥纸是麻类的纤维纸。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生物系、北京轻工业学院、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都参加了鉴定，结果证实灞桥纸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造纸专家许鸣岐高级工程师，通过对灞桥纸的观察、取样测定及化验分析，断定此古纸是经过切断、沤煮、舂捣、抄纸四

4、个基本操作过程才形成的。其理由是：从纤维形态看，此纸基本上是由分散的单根纤维异向交织而成。从测定纤维的长度、宽度数据表明，纤维原料是经过切断的，为沤煮药液的渗透与捣成短细匀整纤维创造了条件。用显微镜观察，纤维有压溃、帚化现象；经化验分析，在沤制时加入石灰对麻料产生生化作用，加强脱胶，使纤维提纯分散。这一点，也为科技史研究者探索汉纸制造所做的模拟实验所证实；从纸张结构看，纸面上虽有少数未松解开的纤维束和未松解开的细麻绳头，但从纸张的构成来看，基本上是由分散的单一纤维无规则地纵横交织而成的，这完全是纸的典型组织结构。纤维组织细薄(测定厚度为 0.085 毫米，定量约为 21 克平方米)，具有接近近

5、代生产的手工纸的紧度(测定为 0.25 克立方厘米)，表明灞桥纸的形成，首先由纤维(已经过处理)与水稀释呈浆状，然后经纸模滤水，使纤维在布纹模上交织成薄薄的一层湿纸，再经干燥而成为像现存的具有一定强度的薄纸实样。它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纺织品” 、 “打制品”3及“自然堆积物”等，而是真正的纸。 1978 年 12 月下旬，陕西省扶风县图博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中颜生产队清理西汉窖藏 1 处，清理出铜器、麻布、麻纸等 90 多件文物。古纸填塞在作为漆器附件的带有扁钉铜泡中间的空隙，出土时已揉成团，经展平，最大的一片面积为 48.96 平方厘米，其他数片：赶小不等。纸张呈乳

6、黄色，粘有不少铜锈绿斑，纸质较为坚韧、耐折，色泽较好。从文物断定窖藏的时间是在汉平帝以前，麻纸的制造时间当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 73 年至公元前 49 年)。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分析鉴定，认为是西汉植物纤维纸。纸史专家许鸣岐高级工程师，为了证明“中颜纸”与“金关纸”(同为汉宣帝时期的)的近似，专门对这两地的纸样进行了检验。他对金关纸的纸样进行观察、检验及进行化学分析后认为：“金关纸”的纤维平均长度为 1.03 毫米(大部分在 0.51.4 毫米之间)，表明纤维原料是先经过切断的，并经过沤煮使纤维软化，最后进行舂捣，从而得到短纤维；纸的白度为 40 度左右，说明此纸的麻纤维是经过碱

7、煮的；当时用织纹模抄纸时留在纸页反面有织纹，是经过纸浆低浓悬浮在织纹模上形成的。因此， “金关纸”没有混杂丝质纤维，全是麻纤维，是经过完整的制浆、造纸工艺基本操作过程而形成的真正纸张。他对“中颜纸”的“纸样”进行观察、检验、化学分析后，认为纤维平均长度为 1.29 毫米(大部分在 0.51-1.4 毫米之间)，用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出纤维的端部和边缘均帚化起毛，帚化程度高于金关纸。此纸纤维帚化度为 2 级，属中等纸浆，显示出西汉后期麻纤维舂捣技术的高超；从纸色白净度看，与“金关纸”一样，白度为 404度左右；从布纹痕迹看，此纸经过抄浆处理；从纸质看，纤维交织较紧密均一，说明纸浆低浓悬浮，是在织纹

8、模上交织而成的。因此， “中颜纸”与“金关纸”一样，是经过完整的制浆、造纸工艺基本操作过程的真正的纸。这就是说， “灞桥纸”与“中颜纸”分别出土于三辅地区的富贵人家墓葬与窖藏中，其产地距此不会远，因而对研究西汉造纸术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实物价值。 由于西汉武帝、宣帝时期的纸，相继发现或出土于长安畿内(今关中)地区，所以陕西省考古学会的专家在陕西考古重大发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中说：“灞桥纸” 、 “中颜纸”的出土，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它们是继 1933 年新疆罗布淖尔、1973 年到 1974 年甘肃居延等地西汉麻纸出土后的又两起重要发现。这就有力地动摇了蔡伦发明纸的旧说，使造纸术

9、起源于西汉之说有了更多的物证。 灞桥纸的出土，还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植物纤维纸标本的国家。同时，也为探究造纸术起源及古纸制造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中颜纸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按科学方法从西汉窖藏中清理出来的古纸，绝无后人干扰，断代明确。虽晚于灞桥纸 ，但保存较好。它的出现弥补了罗布淖尔古纸的损失。从此以后，我国从西汉前期至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纸样收藏，基本已告完备。 灞桥纸 、 中颜纸的先后发现，充分向我们表明，我国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可能是造纸术的发祥地。我们期待并相信，今后在这一地区将会有更多的古纸出土。 ”我们今日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西汉国都长安

10、就是造纸术的发祥地，即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汉长安(今西安)。因为从战国末或秦朝初开始研5制纸，到西汉纸的正式出现和使用，皆是在官府手工业作坊内进行的。加之纸的珍贵，由朝廷的臣子监造，作坊必在都城长安。 2 象岗纸等来自关中 1983 年 6 月，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越秀公园西侧象岗山的腹心，发掘清理了公元前 2 世纪初期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这是一座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石室大型墓。地宫的结构为前朝后寝布局，前部 3 室，后部 4 室。15 位殉人中的“右夫人”等 4 位，是赵昧王的姬妾。共出土随葬器物 1000 多件(套)，有丝缕玉衣、青铜礼器、乐器、铜铁兵器、工具、玉石器、象牙、漆木器、纸等。分置

11、于“玉衣”之上的龙纽“文帝行玺”金印，青铜礼器中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等铭文的 8 件大小相之勾?S，以及纸等，均为汉文帝所赠。 1986 年 6 至 9 月，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掘清理秦墓 13 座、汉墓 1 座，出土随葬物品 400 余件。从汉墓中出土文物特点接近陕西、湖北云梦早期汉墓同类器物看，断定该墓的年代为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前 141 年)。纸质地图位于木棺内主人的胸部，纸质薄而软，出土时呈黄色，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标山川、河流、道路等，绘法接近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图。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残块(长 5.6 厘米，宽 2.6 厘米)，属于西汉初期绘写纸张的实物。按地图

12、绘制的权限，这个地方官吏墓葬中的纸质地图，当为长安官府所绘制。 1995 年 2 月，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四川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的 2座西汉木椁墓，以 2 号汉墓最为重要。墓内的前室由中厢、东 2 厢、西2 厢构成，有门相通。前室与后室形成“前堂后寝”的布局。墓中出土漆器、陶、铜、铁、纸、玉及银器等 1000 多件。其中的纸张(长 5 厘米，6宽 1.5 厘米)发现于木椁的中部，从伴出的随葬器物和基制断代，此墓的上限为汉文帝时期，下限为汉武帝时期，纸张的年代亦是如此。从西汉初期蜀地的手工业生产情况分析，还不可能会造纸，身份较高官员所用的纸张，应是长安皇室所赐的。 西汉初期，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已归

13、服汉朝，蜀与陇西地区均是汉朝的版图，王或地方官员的珍贵葬品，多由中央王朝赏赐和供给，而皇室宫廷用品又是由专门机构监制的。因此，象岗纸、放马滩纸及绵阳纸，均应是长安皇家手工业作坊所制造。 3 罗布淖尔纸等来自关中 汉武帝北征匈奴，西逐其势力后，打通了通往西域(今新疆及其以西)的道路，保证了西域诸国与长安中央王朝的友好往来，也保障了中原、西域商旅的贸易往来。汉朝为加强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防御，在丝绸之路(今甘肃、新疆地区)修筑了烽燧，驻兵防守。由于地理条件、沙土质及干燥、寒冷等原因，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这些遗址中相继出土了竹、木简及纸张等文物。虽然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的文物来自汉朝各地，但西汉

14、时期的官府文书(木牍及纸张)、印章、兵器等，应是长安中央官府颁发或官营作坊制造的。现就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现纸张举例如下： 1933 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遗址中，曾发现白色方块古纸薄片(麻质，据同时伴出黄龙元年即公元前 49 年木简，可以断定它为汉宣帝时期的麻质纤维纸)；1942 年秋，考古学家劳干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居延查科尔帖汉代烽燧中发现有古纸(上限自西汉昭、宣帝，下限至东汉明帝时期)；1973 年至 1974 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烽燧关7城遗址中发现有汉宣帝时期麻纸；1979 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有汉宣帝、王莽新朝麻纸；1992 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

15、现有汉武帝至王莽新朝麻纸等。尽管目前还有学者对西汉纸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汉已发明纸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的学者说：长安是西汉的国都，集中了天下的货物，说明不了纸就是长安地区(今关中)制造的。就西汉的手工业、商业都市说，国都长安(城内及城外)地区最为发达，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仅就长安城内西：北角的东、西九市说，从传世铜钟上“长安市：连”的铭文中，可以了解到市内还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因此， “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官府手工业作坊区。皇宫、官府所用丝绸品的著名作坊，即东织室、西织室，就设在长安城内。铜礼器、铁礼器、兵器、玉器、木牍及纸等的官府制造作坊，亦是如此。新疆、甘肃地区的西汉纸，均发现于西汉武帝开通的丝绸之路沿线或烽燧遗址中，显然不是当地所制造。因此，认为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西汉纸，是从当时全国各地“征收”入长安的，显然不妥。 总之，世界造纸术的故乡是在中国，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即中华纸根)则是在陕西省西安市。 (篇幅限制，文中引用的资料未逐一注明，请诸位先生多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