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长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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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1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长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以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及火药而闻名于世。在这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发明最早,并最早传播于世界各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书写记事材料的一次飞跃,而且是对人类文化交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专家、学者对世界文明古国的各种纸对比、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已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而就我们中国说,造纸术的故乡又在何地呢?从 20世纪 30 年代以来发现的纸张实物和研究成:果看,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应在西汉国都长安(今西安市西北,即未央区)。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1 灞桥纸等出自关中 1957 年 5 月 8 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

2、桥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铜宝剑的电话,次日派考古人员去进行调查和清理。专业人员在断崖上发现一道扰土和类似棺灰的淡白色土层,从与厂部负责同志、监工和挖土工人的谈话中,得知有一座南北穴的墓葬。考古人员踏查了附近地区,未发现其他墓迹,证实出土的 2 件铜剑、3 面铜镜、2 件破铜洗、64 个半两铜钱、1 件残弩机、数十件铅片、4 件曲身石虎、1 个带足白石加紫色条纹盘、3 个彩绘陶钫、3 个带彩陶俑及 1 个残铁灯等,均是该墓的陪葬品。其中的 3 面铜镜均为三弦纽,背面铸有精细的花纹 2 层,正面有布纹,并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质纤维做成的纸,纸上有明显的布纹。从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

3、公元前 140 年至公元前 87 年)2时期。考古人员观察、研究后认为:衬垫在铜镜下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 10 厘米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纤维,制作技术相当成熟,似可说明纸的发明远在西汉以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潘吉星先生于 1964 年、1965 年,先后两次取样检验,证明西汉灞桥纸是麻类的纤维纸。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生物系、北京轻工业学院、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都参加了鉴定,结果证实灞桥纸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造纸专家许鸣岐高级工程师,通过对灞桥纸的观察、取样测定及化验分析,断定此古纸是经过切断、沤煮、舂捣、抄纸四

4、个基本操作过程才形成的。其理由是:从纤维形态看,此纸基本上是由分散的单根纤维异向交织而成。从测定纤维的长度、宽度数据表明,纤维原料是经过切断的,为沤煮药液的渗透与捣成短细匀整纤维创造了条件。用显微镜观察,纤维有压溃、帚化现象;经化验分析,在沤制时加入石灰对麻料产生生化作用,加强脱胶,使纤维提纯分散。这一点,也为科技史研究者探索汉纸制造所做的模拟实验所证实;从纸张结构看,纸面上虽有少数未松解开的纤维束和未松解开的细麻绳头,但从纸张的构成来看,基本上是由分散的单一纤维无规则地纵横交织而成的,这完全是纸的典型组织结构。纤维组织细薄(测定厚度为 0.085 毫米,定量约为 21 克平方米),具有接近近

5、代生产的手工纸的紧度(测定为 0.25 克立方厘米),表明灞桥纸的形成,首先由纤维(已经过处理)与水稀释呈浆状,然后经纸模滤水,使纤维在布纹模上交织成薄薄的一层湿纸,再经干燥而成为像现存的具有一定强度的薄纸实样。它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纺织品” 、 “打制品”3及“自然堆积物”等,而是真正的纸。 1978 年 12 月下旬,陕西省扶风县图博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中颜生产队清理西汉窖藏 1 处,清理出铜器、麻布、麻纸等 90 多件文物。古纸填塞在作为漆器附件的带有扁钉铜泡中间的空隙,出土时已揉成团,经展平,最大的一片面积为 48.96 平方厘米,其他数片:赶小不等。纸张呈乳

6、黄色,粘有不少铜锈绿斑,纸质较为坚韧、耐折,色泽较好。从文物断定窖藏的时间是在汉平帝以前,麻纸的制造时间当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 73 年至公元前 49 年)。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分析鉴定,认为是西汉植物纤维纸。纸史专家许鸣岐高级工程师,为了证明“中颜纸”与“金关纸”(同为汉宣帝时期的)的近似,专门对这两地的纸样进行了检验。他对金关纸的纸样进行观察、检验及进行化学分析后认为:“金关纸”的纤维平均长度为 1.03 毫米(大部分在 0.51.4 毫米之间),表明纤维原料是先经过切断的,并经过沤煮使纤维软化,最后进行舂捣,从而得到短纤维;纸的白度为 40 度左右,说明此纸的麻纤维是经过碱

7、煮的;当时用织纹模抄纸时留在纸页反面有织纹,是经过纸浆低浓悬浮在织纹模上形成的。因此, “金关纸”没有混杂丝质纤维,全是麻纤维,是经过完整的制浆、造纸工艺基本操作过程而形成的真正纸张。他对“中颜纸”的“纸样”进行观察、检验、化学分析后,认为纤维平均长度为 1.29 毫米(大部分在 0.51-1.4 毫米之间),用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出纤维的端部和边缘均帚化起毛,帚化程度高于金关纸。此纸纤维帚化度为 2 级,属中等纸浆,显示出西汉后期麻纤维舂捣技术的高超;从纸色白净度看,与“金关纸”一样,白度为 404度左右;从布纹痕迹看,此纸经过抄浆处理;从纸质看,纤维交织较紧密均一,说明纸浆低浓悬浮,是在织纹

8、模上交织而成的。因此, “中颜纸”与“金关纸”一样,是经过完整的制浆、造纸工艺基本操作过程的真正的纸。这就是说, “灞桥纸”与“中颜纸”分别出土于三辅地区的富贵人家墓葬与窖藏中,其产地距此不会远,因而对研究西汉造纸术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实物价值。 由于西汉武帝、宣帝时期的纸,相继发现或出土于长安畿内(今关中)地区,所以陕西省考古学会的专家在陕西考古重大发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中说:“灞桥纸” 、 “中颜纸”的出土,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它们是继 1933 年新疆罗布淖尔、1973 年到 1974 年甘肃居延等地西汉麻纸出土后的又两起重要发现。这就有力地动摇了蔡伦发明纸的旧说,使造纸术

9、起源于西汉之说有了更多的物证。 灞桥纸的出土,还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植物纤维纸标本的国家。同时,也为探究造纸术起源及古纸制造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中颜纸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按科学方法从西汉窖藏中清理出来的古纸,绝无后人干扰,断代明确。虽晚于灞桥纸 ,但保存较好。它的出现弥补了罗布淖尔古纸的损失。从此以后,我国从西汉前期至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纸样收藏,基本已告完备。 灞桥纸 、 中颜纸的先后发现,充分向我们表明,我国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可能是造纸术的发祥地。我们期待并相信,今后在这一地区将会有更多的古纸出土。 ”我们今日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西汉国都长安

10、就是造纸术的发祥地,即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在汉长安(今西安)。因为从战国末或秦朝初开始研5制纸,到西汉纸的正式出现和使用,皆是在官府手工业作坊内进行的。加之纸的珍贵,由朝廷的臣子监造,作坊必在都城长安。 2 象岗纸等来自关中 1983 年 6 月,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越秀公园西侧象岗山的腹心,发掘清理了公元前 2 世纪初期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这是一座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石室大型墓。地宫的结构为前朝后寝布局,前部 3 室,后部 4 室。15 位殉人中的“右夫人”等 4 位,是赵昧王的姬妾。共出土随葬器物 1000 多件(套),有丝缕玉衣、青铜礼器、乐器、铜铁兵器、工具、玉石器、象牙、漆木器、纸等。分置

11、于“玉衣”之上的龙纽“文帝行玺”金印,青铜礼器中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等铭文的 8 件大小相之勾?S,以及纸等,均为汉文帝所赠。 1986 年 6 至 9 月,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掘清理秦墓 13 座、汉墓 1 座,出土随葬物品 400 余件。从汉墓中出土文物特点接近陕西、湖北云梦早期汉墓同类器物看,断定该墓的年代为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前 141 年)。纸质地图位于木棺内主人的胸部,纸质薄而软,出土时呈黄色,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标山川、河流、道路等,绘法接近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图。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残块(长 5.6 厘米,宽 2.6 厘米),属于西汉初期绘写纸张的实物。按地图

12、绘制的权限,这个地方官吏墓葬中的纸质地图,当为长安官府所绘制。 1995 年 2 月,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四川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的 2座西汉木椁墓,以 2 号汉墓最为重要。墓内的前室由中厢、东 2 厢、西2 厢构成,有门相通。前室与后室形成“前堂后寝”的布局。墓中出土漆器、陶、铜、铁、纸、玉及银器等 1000 多件。其中的纸张(长 5 厘米,6宽 1.5 厘米)发现于木椁的中部,从伴出的随葬器物和基制断代,此墓的上限为汉文帝时期,下限为汉武帝时期,纸张的年代亦是如此。从西汉初期蜀地的手工业生产情况分析,还不可能会造纸,身份较高官员所用的纸张,应是长安皇室所赐的。 西汉初期,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已归

13、服汉朝,蜀与陇西地区均是汉朝的版图,王或地方官员的珍贵葬品,多由中央王朝赏赐和供给,而皇室宫廷用品又是由专门机构监制的。因此,象岗纸、放马滩纸及绵阳纸,均应是长安皇家手工业作坊所制造。 3 罗布淖尔纸等来自关中 汉武帝北征匈奴,西逐其势力后,打通了通往西域(今新疆及其以西)的道路,保证了西域诸国与长安中央王朝的友好往来,也保障了中原、西域商旅的贸易往来。汉朝为加强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防御,在丝绸之路(今甘肃、新疆地区)修筑了烽燧,驻兵防守。由于地理条件、沙土质及干燥、寒冷等原因,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这些遗址中相继出土了竹、木简及纸张等文物。虽然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的文物来自汉朝各地,但西汉

14、时期的官府文书(木牍及纸张)、印章、兵器等,应是长安中央官府颁发或官营作坊制造的。现就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现纸张举例如下: 1933 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遗址中,曾发现白色方块古纸薄片(麻质,据同时伴出黄龙元年即公元前 49 年木简,可以断定它为汉宣帝时期的麻质纤维纸);1942 年秋,考古学家劳干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居延查科尔帖汉代烽燧中发现有古纸(上限自西汉昭、宣帝,下限至东汉明帝时期);1973 年至 1974 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烽燧关7城遗址中发现有汉宣帝时期麻纸;1979 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有汉宣帝、王莽新朝麻纸;1992 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

15、现有汉武帝至王莽新朝麻纸等。尽管目前还有学者对西汉纸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汉已发明纸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的学者说:长安是西汉的国都,集中了天下的货物,说明不了纸就是长安地区(今关中)制造的。就西汉的手工业、商业都市说,国都长安(城内及城外)地区最为发达,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仅就长安城内西:北角的东、西九市说,从传世铜钟上“长安市:连”的铭文中,可以了解到市内还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因此, “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官府手工业作坊区。皇宫、官府所用丝绸品的著名作坊,即东织室、西织室,就设在长安城内。铜礼器、铁礼器、兵器、玉器、木牍及纸等的官府制造作坊,亦是如此。新疆、甘肃地区的西汉纸,均发现于西汉武帝开通的丝绸之路沿线或烽燧遗址中,显然不是当地所制造。因此,认为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西汉纸,是从当时全国各地“征收”入长安的,显然不妥。 总之,世界造纸术的故乡是在中国,中华造纸术的故乡(即中华纸根)则是在陕西省西安市。 (篇幅限制,文中引用的资料未逐一注明,请诸位先生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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