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管理红利时代来临张天兵 徐志红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和开放的政策红利。在对内的制度改革政策中，1982年前后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八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当时全中国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986年前后针对工人实行的“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和“打破铁饭碗”，则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将改革的重心向城市推进，极大地释放了工人的工作热情。而在对外的开放政策中，1979年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1980年初将出口特区的内涵升级至“经济特区”；1984年又将开放城市扩大到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有力吸引了中国当时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为中国活力的释放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下降。同时，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新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又难以出台。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很难寄希望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大规划带来的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