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地城市流转主客体特征分析 基于武汉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问卷调查 闵 捷 张安录 高魏 （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 摘要与告白 本文利用武汉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被征地农户和村集体的样本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村集体、农户和流转地块的特征。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 从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与农地城市流转的关系来看，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对数呈线性关系。从回归结果来看，流 转地块规模、流转后的用途和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内都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极为显著；村集体年度总收入和征地后获得
2、的补偿额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极为显著；其次是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 Abstract: On the data basis of farmer and village samples in urban-rural eco-fringe, whose land has been expropriated, this paper illuminates the features of village, farmer and the plot in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could
3、 be obtained: (1) There is linear correlation not only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ot and the logarithm area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also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and the logarithm area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2)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
4、n are the scale of plot, the land use after expropriated, the land whether it is in the urban programming direct or not, the annual gross income of village, the money compensating the villages for the loss of their land and the price of land all have the different impact upon the supplier and demand
5、er of urban land. 农地城市流转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它是农用地转变用途，成为居住、交通、工业、商服业等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地城市流转已经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Ian Hardie 通过农村城市的计量模型表明：土地利用变化程度的大小与人口、收入、不动产价值、价格和成本相关，相关程度的大小与县级城市化水平有关。周青、黄贤金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表明研究区域 19852000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国有土地可以进行使用权的出让、转让，而农村集体
6、土地不可直接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变更土地所有权 ，才可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因此，农地征用就成了我国农地城市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农地城市流转带来了一系列的现实政策问题，例如：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经济低成本过速增长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与社会安定、环境退化和贫困问题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关系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 一、研究思路及相关概念 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研究， 大多采用 遥感和 GIS 数据，比较各时期土 作者简介： 闵 捷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高 魏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在
7、国家和地区空间尺度上的重要性，从而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所表现出的特征，但通过调查获取数据，对流转过程中单个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表现出的重要性进行的研究较少。鉴于目前的这种研究现状，本研究对武汉市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进行了入户调查，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流转地块面积、地块质量、地块区位、地块流转后的用途、村获得的征地补偿额、村年度总收入、村所在区的平均最低地价水平、村土地总面积等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作用力大小，探讨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农地城市流转所 表现出的特征。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界定如下： 农地城市流转：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土地需求者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将城市附近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
8、，以满足城市土地需求的过程。它不仅有土地产权的转移，即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也有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即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住宅、工业、商业、休闲、娱乐用地等。 农地征用： 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行为。它强调土地权属的变更，是一种行政手段。目 前，农地征用是中国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指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四周农村扩张，农村也持续向城市辐合，逐渐形成的一个呈环状分布的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独特区域。 二、调查区域的
9、选择及农地城市流转现状 武汉是我国的大都市，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棉油基地，农地的城市流转和耕地保护对于全国的粮食安全，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和两湖平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武汉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作为调查区域，于 2005 年12 月， 采用入户访问的问卷方法，调查了 188 户涉及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这些农户分布于武汉市洪山区、汉阳区、东西湖区、江夏区和蔡甸区 5 个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发生频繁的 33 个村庄。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土地总面积 8549.09 平方公里。根据详查数据， 19962002 年，武汉市耕地共
10、减少 13893.47 公顷，同期农地城市流转数量为 8399.78公顷，占耕地减少数量的 61.15%；仅 2004 年一年耕地就减少 3989.67 公顷，其中农地城市流转数量为 2379.62 公顷，占耕地减少的 59.64%。从农地减少的区位看，主要集中在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 三、农地城市流转的主体特征 （一）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各种参与主体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涉及多个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干部和农民，每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各异。本次调查和研究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村干部和农民。 中央政府是城镇建设用地的所有者，它从全国的宏观角度来看农地城市流转问题。它不仅要考虑农地城市流转的经
11、济效益，还要考虑农地城市流转对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具有强烈的农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是城镇建设用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它既是 农地城市流转收益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也是农地城市流转的计划者和决策者，具有强烈的农地城市流转倾向。 村干部是村集体的领导者，也是村集体的代表者。在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国家所有的过程中，村干部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村干部拥有对征地补偿费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且农民对村干部的约束力也比较小，致使他们可以从中谋取私利，从而具有进行农地城市流转的动力。 农民是农用地的使用者。首先，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得到的经济补偿偏低，有时甚至不足以弥补农民的
12、经济损失；其次，农民享有农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农地农用 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最后，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决策权几乎为零。因此，农民具有较强的农地保护倾向。 1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和村干部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态度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根据调查整理结果，本次调查有效问卷涉及的农民 161 人。其中受访者年龄段分布在 3060 岁之间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5.16%，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2.17%（见表 1）；本次调查涉及的村干部 18 人，其中仅 1 人为初中文化程度， 17人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年龄段主要分布在 3050 岁之间。由此可见，本次 调查的被
13、受访者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调查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能力，调查结果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 1 被调查农户基本情况 年龄段 人数 比例 文化程度 人数 比例 2030 岁 5 人 3.11% 文盲 12 人 7.45% 3060 岁 121 人 75.16% 小学 65 人 40.37% 6070 岁 20 人 12.42% 初中 64 人 39.75% 70 岁以上 15 人 9.32% 高中及高中以上 20 人 12.42% 2对农地城市流转影响的认知 农民对 “ 农地城市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是否适当 ” 的回答 结果， 53.90%的受访农民认为 “ 适当 ” ， 46.01%的农民认为 “
14、不适当 ” ；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 94.12%的村干部认为 “ 适当 ” ，仅有 5.88%的村干部认为 “ 不适当 ” 。对 “ 农地城市流转可以给当地人带来哪些好处 ” 的回答结果，农民和村干部分歧最大是 “ 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 ” 和 “ 农民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以用来买楼房或其它经营的资本 ” （见表 2），认为农地城市流转有这两种好处的村干部比例比农民比例分别高出 39.09%和 30.00%。村干部比农民更支持农地城市流转，农民普遍认为农地城市流转不 能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表 2 对农地城市流转影响的认知 农地城市流转可以给当地人
15、带来的好处 农民 村干部 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 37.38% 76.47% 改善地方交通、通讯、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65.22% 64.71% 农民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以用来买楼房或其他经营的资本 11.18% 41.18% 可以有将农业户口转为 非农 居民户口的机会 3.73% 5.88% 没有给当地带来任何好处 26.09% 0.00% “ 对当前土地征 收政策是否满意 ” 的回答结果（见表 3），农民回答 “ 不满意 ” 的人数比例比村干部高 70.55%。对 “ 当前农地城市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 的回答结果，大部分村干部和农民都认为 “ 村所有农地
16、都被征收，很多农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 ，但是农民认为 “ 政府强行征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的矛盾时有发生 ” 和 “ 被征地农户的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 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村干部（见图 1）。对 “ 希望当前土地征收政策改进的方面 ”的回答结果，农民和村干部的意见相对较为一致（见图 2）。其中，大部分农民认为应该 “ 鼓励并让一般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决策，发表自己 的意见 ” 和 “ 增加土地补偿，明确合理的收益分配关系 ” ；大部分村干部认为应该 “ 增加土地补偿，明确合理的收益分配关系 ” 和 “ 保证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建立有效的评估和援助机制 ” 。 表 3 对当前土地征收
17、政策和所得土地补偿的态度 对当前土地征收政策的态度 村干部 农民 对当时土地补偿的满意程度 村干部 农民 满 意 58.82% 8.70% 满 意 21.43% 5.00% 基本满意 23.53% 3.11% 基本满意 16.67% 8.89% 不 满 意 17.65% 88.20% 不 满 意 61.90% 60.56% 很不满意 很不满意 0.00% 25.56%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农民 村干部政府强行征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的矛盾时有发生村农地总面积减少，人均土地减少，生产成本增加村所有农地都被征收，很多农民没有
18、找到合适的工作被征地农户的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基本农田保护区或是其他农业园区形同虚设，征地根本不受保护区的限制基本没有补充和保护农地的措施图 1 当前农地城市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农民 村干部鼓励并让村级组织参与土地流转决策，代表村民发表意见鼓励并让一般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村民均同意土地流转时，有权不让渡土地权利增加土地补偿，明确合理的收益分配关系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建立有效的评估和援助机制图 2 对改进当前土地征收政策的建议 3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
19、农民与村集体的收益分配 本次调查显示，近年来武汉市不同城区对农户的补偿方式不同，有以土地为标准的补偿，有以家庭人口为标准的补偿，还有以每月发放社会保障金作为补偿。并且同一村庄，不同地类获得补偿基本相同。 161 份有效问卷中，同一农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地类发生流转的有 58 户，占 36.02%，在他们获得补偿款中，水田、旱地和菜地的补偿费大都相同。据村干部介绍，政府补到村集体的征地款也大都是 “ 同地同价 ” ，同一行政村内不考虑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统计时，将以人口为标准的补偿按照家庭土地征用面积换算成单位土地补偿标准；对社会保障金的处理方式是根据第一次领取时间、领取年限、领取人数和拟定的发放
20、标准贴现到农地发生流转的年份，计入补偿总额中。经调查数据整理计算， 19982005 年，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村集体和农民获得的收益情况见图 3。 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村集体从农地城市流转中获得的 收益远远高于农民， 19982005年间，虽然相差的相对倍数从 3.15 倍下降到 2.52 倍，但是相差的绝对数却从 1.30104 元 /亩 ， 上升到 1.86104 元 /亩。 这种差距正是村集体促进农地城市流转的动力。 05000100001500020000250003000035000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份元/亩村集
21、体 农民图 3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和村集体获得的收益 本问卷还设计了关于农民对农地征收的接受补偿意愿调查，当受访者回答对当时的补偿费用不满意时，他们所有希望的补偿金额是多少。回答结果中，最高的金额是 13104 元 /亩，最低的是 0.4104 元 /亩，平均的接受补偿意愿金额是 3.40104 元 /亩， 2005 年农民实际获得的补偿费用仅占平均接受补偿意愿的 35.86%。实际获得的补偿费用大大低于希望获得的补偿费用是农民保护农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农地城市流转的客体特征 农地城市流转的客体是指流转地块，客体特征也就是流转地块的特征。本研究中对客体特征的分析一部分是基于 2005
22、年 12 月对武汉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调查结果，另一部分是基于 2000 年收集的仙桃市几个发生农地城市流转乡镇的资料。 （一）菜地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地类 如果以武汉市城区为圆心，向外画同心圆，将武汉市郊区分为近郊和远郊，近郊包括东西湖区 、洪山区和江夏区，远郊包括新洲区、黄陂区、蔡甸区和汉南区。从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原则出发，城市近郊土地价值较高，交通便利，应着力发展蔬菜、瓜果等技术、资金含量高的农产品，所以城市近郊农地中，菜地的比例较高。根据武汉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分析武汉市菜地分布结构和各区菜地比例， 2004 年，武汉市菜地集中分布在洪山区和东西湖区，两区菜地面积占全市总菜地面积的比例
23、分别是 33.67%和 16.16%；同时， 2004 年，各区耕地内部结构中，菜地占耕地面积比重最高的两个区也是洪山区和东西湖区，分别为 34.78%和12.82%（见 图 4）。另外，我们在对东西湖区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地灌溉水田大多以种植藕为主，也可计作菜地。 2004 年，东西湖区灌溉水田占耕地面积的 59.08%。由于农地城市流转多集中发生在近郊的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必然以侵占近郊区的菜地为主。 根据武汉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调查结果，所有调查农户发生流转的农地面积共1088.87 亩，其中，旱地面积占 21.47%，菜地面积占 39.33%，水田面积占 30.24%，园地面积占 6
24、.81%，林地面积占 1.38%，养殖水面面积占 0.75%。由此可见，农地城市流转发生的区域特征、近郊区 耕地内部结构和实际调查结果都说明了菜地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地类。 0.00%5.00%10.00%15.00%20.00%25.00%30.00%35.00%40.00%洪山区 东西湖区 汉南区 蔡甸区 江夏区 黄陂区 新洲县 各区菜地占全市菜地比例 各区菜地占耕地比例图 4 2004 年武汉市几个区的菜地分布情况 （二）流转的农地在质量等级上多为优质农地 从世界城市的分布可以看出城市周围的农地大多是质量上等的农地，因为许多城市是在最富庶的农业区域演变发展起来的，而且，靠近城市的农地，由
25、于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在投入、管理等方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要比边远地区的农地高出许多。 1975 年 ， 美国农业部统计每年大约有 12.1104 公顷 的优质耕地流转向城市非农产业，在美国流转的农地中，优质耕地约占 35%。 2004 年 ， Carmen 和 Elena 分析了单个地块特征对农地流转为住宅用地的影响，发现质量好的地块更容易发生流转。虽然 ， 国家施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控制优质农地的流失，但是在划定基本农田时，以经济利益出发，地方政府普遍采取 “ 划远不划近 ” 和 “ 划劣不划优 ” 的对策，不将城市周边的优质农地纳入保护区的范围之内，以便于城市扩张时占用。 在对武汉
26、市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流转地块的质量调查中，我们以询问受访农户流转地块常年以来的亩均产量和本村当年同种作物的亩均产量，两者相比，得出此地块常年产量是高产、中产或是低产，以此反映地块质 量的优劣。根据调查结果的统计，所有流转地块中，高产地块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 56.65%，中产地块面积占 41.90%， 低 产地块面积仅占 1.44%。 （三）流转地块大多分布在城镇附近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它既可接受城市经济增长的辐射，又能提供地价较低的农地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那么，集中发生于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农地城市流转地块具有怎样的区位特征呢？区位指标量化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流转地
27、块与城市干道的距离，流转地块区域地价水平，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距离，流转地块到城市中心的费用成本距离 ，流转地块到城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距离等等。由于受所收集资料的限制，在此根据 2000 年收集的 19871999 年仙桃市各宗流转农地距离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道路距离来分析流转地块的区位特征。 在数据处理方面，通过收集仙桃市 3 个街道办事处各宗流转农地距离商服中心的道路距离 di 和各宗流转农地面积 si,以乡为单位，计算历年流转农地距离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道路距离 D: iiidsD s 0500100015002000250030003500400045001987 1988 1989 1
28、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年份距离（m)干河 龙华山 沙嘴图 5 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距离 从图 5 我们可以看 出，仙桃市各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距离在 4000 米以内；除沙嘴街道办事处在 1987 年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距离出现异常现象外，19871999 年间，仙桃市三个街道办事处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加权平均距离呈现波动增加趋势。 1995 年三个街道办事处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距离较之前 8 年急剧增加，因此将 19871999 年划分为 2 个时间段来进行分析，其中， 19
29、871994 年，三个街道办事处流转地块与城市商服中心的平均距离为 1638.46 米， 19951999 年，这一距离增加到 2656.82米。由此可见，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流转地块大多分布在城镇附近，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流转地块距离城市商服中心的距离会逐渐增加。 五、基于主客体特征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一）基于主客体特征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模型和变量定义 1基于主客体特征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计量经济模型 根据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Yit和 Ynt，分别研究地块特征 、 村级特征对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影响。 Yit=F(Xi1、 Xi2、 Xi3、
30、Xi4、 Xi5、 Xi6) Ynt=F(Xn1、 Xn2、 Xn3、 Xn4、 Xn5) 式中， Yit 表示不同年份农地城市流转数量； Xi1 表示不同年份单个流转地块面积； Xi2表示不同年份农地流转后的用途； Xi3表示不同年份单个流转地块质量； Xi4表示不同年份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农地保护区； Xi5表示不同年份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 Xi6表示不同年份流转地块与道路的距离； Ynt表示 2004 年不同村集体农地城市流转数量； Xn1表示 2004年不同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 Xn2 表示 2004 年不同村集体农地流转后的用途； Xn3 表示 2004 年不同村集体年度总收
31、入； Xn4表示 2004 年不同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Xn5表示 2004 年不同村集体土地总面积。 农地城市流转与各预期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 Leroy J.Hushak 建立了城市用地需求模型，发现土地交易面积与土地交易价格呈倒数关系，但土地价格与距离 CBD的距离、基础设施等因素呈线性关系。 Francois Vallan court 和 Luc Monty 使用土地面积的对数 ， 建立了一个单方程数学模型来研究农地区划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在模型的具体形式上，分别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然后根据各回归方程拟合
32、判定系数 R2，找出最佳的模型。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Yit=i0+i1xi1+i2xi2+i3xi3+i4xi4+i5xi5+i6xi6+it Ynt=n0+n1xn1+n2xn2+n3xn3+n4xn4+n5xn5 +nt 1/ Yit=i0+i1xi1+i2xi2+i3xi3+i4xi4+i5xi5+i6xi6+it 1/ Ynt=n0+n1xn1+n2xn2+n3xn3+n4xn4+n5xn5 +nt lnYit=i0+i1xi1+i2xi2+i3xi3+i4xi4+i5xi5+i6xi6+it lnYnt=n0+n1xn1+n2xn2+n3xn3+n4xn4+n5xn5 +nt 2解
33、释变量的定义 各解释变量的定义见表 4。 表 4 变量定义 变 量 名 变 量 说 明 单个流转地块面积 单位为亩 农地流转后的用途 生态农业用地赋值为 0, 教育用地赋值为 1, 基础设施用地赋值为 2, 工业用地赋值为 3, 住宅用地赋值为 4, 商业用地赋值为 5 单个流转地块质量 流转地块农作物产量低赋值为 1, 产量中等赋值为 2, 产量高赋值 为 3 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农地保护区 “否 ”赋值为 0, “是 ”赋值为 1 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 “否 ”赋值为 0, “是 ”赋值为 1 流转地块与道路的距离 单位为米 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 单位为元 村集体年度总收入 单位为万元
34、 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 单位为元 /平方米 村集体土地总面积 单位为亩 3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 5 我们可以看出，在微观地块因素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关系模型中，模型 的拟合程度最高，达到 0.7197；在村级因素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关系模型中，模型 的拟合程度最高 ，达到 0.8599。说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对数与各因素呈线性相关关系，故以模型 和模型 为本研究选用的最佳模型。 表 5 拟合系数比较表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R2 0.6286 0.8130 0.4271 0.7043 0.7197 0.8599 表 6 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客体因素分析 Variable Pa
35、rameter Estimate StdError t Value Pr|t| Intercept -0.52808 0.38198 -1.38 0.1722 单个流转地块面积 0.07353 0.02584 2.85 0.0062* 农地流转后的用途 0.22046 0.06583 3.35 0.0014* 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 1.23357 0.17595 7.01 F 0.59530 0.7197 1.01585 58.60136 24.40 |t| Intercept 3.39618 0.64334 5.28 0.0007* 村集体获得补偿额 0.000004931 0.000
36、01322 3.73 0.0058* 村集体年度总收入 0.00369 0.00093816 3.93 0.0043* 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 -0.3030 0.01303 -2.33 0.0485* Root MSE R-Square Dependent Mean Coff varr F Value PrF 0.67122 0.8599 5.00294 13.41645 9.82 0.0029 注： *、 *、 *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 5%、 10%。 运用 SAS 软件，对模型 和模型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6、表 7。 4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 1）流转
37、地块的规模 。 在 1%的极显著性水平下，流转地块面积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对 数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 Carmen 和 Elena分析了单个地块特征对农地流转为住宅用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块面积越小，流转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同一年份，农户家里如有几块土地发生流转，这些地块大多相邻；同一村中，几家农户发生流转的地块也相对集中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决策权很大，地块面积越小越不利于规模经营，因此流转的可能性也越大。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和村集体所有，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决策权非常小，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决策模式 的农地
38、城市流转。无论是教育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住宅用地或商业用地等城市建设用地，均需要集中成片的土地，由此导致面积大的农地成为流转的首选对象。 （ 2）流转后的用途 。 在 1%的极显著性水平下，农地流转后的用途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对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地流转为经济效益越高的用地，农地城市流转面积越大。从本质上讲，农地城市流转后用途的指向性即为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地经济效益 比较 低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根源。根据 1990年的统计数据，城乡工矿用地每公顷的年产值是耕地 的 37.3倍，交通用地每公顷的年产值是耕地的 17.27倍 。曲福田等的研
39、究显示， 1991年江苏省和安徽省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效益与耕地产出效益之比分别为 14.18和 7.21， 2001年该比值变为 26.74和 17.27，说明了非农用地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农地的经济效益，且这种差距还在不但扩大。农地比较经济效益低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动力。 （ 3）流转发生的区域 。 在 1%的极显著性水平下，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 的对数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地城市流转主要集中在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城市规划区内和城郊区的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 本次研究主要是选取武汉
40、市五个城郊区频繁发生农地城市流转的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作为调查区域。结合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情况，说明农地城市流转主要集中在已处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生态经济交错区主要由两种或多种物质组成，其地域组合具有多种地域单元、生物群落以及不同的水热状况，显示物理、化学和生物差异，因而具有明显过渡性特征、结构复杂、动态变化涨落显著、超负荷现象明显等。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是由 城市生态景观和农村生态景观组成，介于城市与乡村两大 “ 板块 ” 之间的中间地带，具有极为明显的城乡过渡性特点，土地利用模糊和变动频繁，表现在土地利用方面就是大量农地的城市流转。张安录通过美国东北部四个州五个城乡生态经济
41、交错区 19591979 年农地城市流转数量和我国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土地违法案件数，认为农地城市流转具有地域性，主要集中在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在本次调查中， 81.25%的农户家庭流转的农地处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根据详查资料， 1990 年，武汉市城区和近郊区中，蔡甸区和江夏区的耕地面积最大，分别为 54700.08 公顷 和 92394.96 公顷 ； 19962002 年 ， 这两个区的耕地非农化面积占全市耕地非农化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20.16%和 28.8%。虽然汉阳区、洪山区和东西湖区的地价水平均高于菜甸区和江夏区，但是，随着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张，洪山区和东西湖区的吴家山已经由原来的
42、城郊区演变为城区，城乡经济交错区面积也在不断减少。受到耕地资源禀赋的制约，农地城市流转有向地价水平低的城郊区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转移的趋势。 （ 4）经济利益是村干部推动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动力 。 在 1%的极显著性水平下，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和村集 体年度总收入都与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对数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说明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越大，村集体年度总收入越高，村集体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经济驱动力越大。村干部是村集体的领导者，他们和农民可视为农地城市流转的微观参与主体。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村干部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农民的决策权非常小，因此，本次研究中只分析村干部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贾生华和张宏斌对
43、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郊区的调查发现，在村年平均总收入中，年平均农业收入占 12.46%，年平均土地非农化收入占 7.00%；通过博弈分析表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可以产生 土地增值收益，村干部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可以获得个人利益，导致村干部有扩大土地非农化的动力。 六、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 绝大多数的受访村干部支持农地城市流转，而仅有一半左右的受访农民支持农地城市流转。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实际获得的补偿费用大大低于希望获得的补偿费用，且村 集体从农地城市流转中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农民。 2 农地城市流转的一般客体特征主要是，菜地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地类； 流转的农地在质量等级上多为优质农地；流转地块大多分布在城镇附近。 3 从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与农地城市流转的关系来 看，地块因素和村级因素与农地城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