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流动现象和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摘要 本文在托达罗乡 城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这两个变量，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联系起来。人口流动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现象，不是城市化本身。所以，根据 “ 民工荒 ” 或者“ 民工潮 ” 现象判断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当是不科学的，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无疑是决定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 半城市化 ” 作为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是脆弱的，因此，城市化的质量乖内涵在下一阶段城市化推进中应该得到重视。 关键词 工业化；城市化；半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F291 1 文 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1)11-0141-0
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 制度主义及其在西方的经验研究 ”( 批准号： 09YJC810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梦凡，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张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 (四川成都 611130) “ 城市化 ” 是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重要现象。斯蒂格利茨 (2000)曾预言，未来有两股力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人口集中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所以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我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
3、始，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 “ 民工潮 ” 现象，我国的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 2009 年开始，我国局部地区 “ 民工荒 ” 现象凸显，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以蔡 ?P(2010)为代表的日趋变薄的 “ 人口红利 ” 造成民工荒一说，人口红利消失的那一刻必然会出现民工荒。二是用我国 “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 来解释民工荒。樊纲 (2011)在两会期间从城乡工资差距与民工荒并存这一矛盾人手，提出城市化滞后是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认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 “ 十二五 ” 的重点。 我国 “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 一说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观点。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居民占人
4、口大多数，城市化的推进除了受工业化水平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参照国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般性关系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 一、中国 “ 城市化滞后 ” 说争论的回顾 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城市化 (19491957 年 )，与实现经济恢复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发展停滞时期 (19581977 年 )，严格控制劳动力乡城流动，城市化几乎停滞；城市化复苏阶段 (19781984 年 )，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
5、流动；城市化加速阶段 (1985 年至今 )，限制人口流动政策进一步放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 目前学术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 的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比重。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基础，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积聚效应又能够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不断提升。工业化意味着产业和就业结构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调整，工业比重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并且，由于工业和服务业在分散的农村难以发展，城市以其集中的特征，产生聚集经济效应。所以，工业化在推动产业和就业结构转变的同时，伴随着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即城市化水平
6、提高。 李文 (2001)、白南生 (2003)、胡爱华 (2004)利用截面数据比较世界不同国 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得出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即使最近几年，我国 “ 城市化加速 ” ，也仍然赶不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步伐，并将经济中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城市化滞后。利用截面数据的比较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忽略了在同一截面上的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影响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上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李郇 (2005)转向面板数据的分析，度量了不同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弹性，得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和高等教育水平对我国城市化水平影响作用小，是造成我国城市化滞
7、后的主要原因。这种改 进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等关键问题。但是，仅仅从数据相关性回归做出因果判断是不严密的，也许城市化滞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低和高等教育水平差距同属其他因素的结果，只不过它们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然而，这种度量方法比单纯人口比重和产业比重数据之间联系刻画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更加科学。本文作者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城市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口比重的数据统计问题，城市化需要更加予以关注的是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取得工作；二是取得城镇户籍。特别是后 面一个，长期以来，在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人口要想取得城镇户籍，就需要
8、农村人口不仅进入城市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要能够支付居住在城市的成本，并且这个成本高于本来就是城镇居民所要付出的成本。基于城市化是乡一城人口流动现象，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作为工具，引入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两个变量，将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联系起来，分析我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同时这两个变量又关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质量，这样一来，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问题进一步明确。 二、对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的 修正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被认为唯一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托达罗 (1969)针对 20 世
9、纪 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引入就业概率这个变量，分析人口流动行为。 托达罗假定：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主要动机是预期城乡收入差异 d，差异越大，流入城市人口越多。 M=f(d)， f0 其中： 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人口数目， 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f0表示人口流动数目是预期收入差 异的增函数。 城乡收人差异又可以表示为： d=Wr 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 表示就业概率， 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当 =1 时，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刘一拉一费模型的假定一致。 其中盯决定于两个因素：城市中工业部门新创造的就业率和城市失业人数。 =r*N/S -N r 是工业部门工作创
10、造率， N 是工业部门总就业人数， r*N 表示工业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 s 表示工业部门总的就业人数， S-N 表示城市失业人数。如果 r*N=S-N，即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于城市失业 人数，就业概率就为 1。 托达罗模型只是描述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现象以及人口迁移的决定变量，并没有进一步具体探讨城市 化以及城市化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结合人口流动现象探讨城市化的问题，就还需要对该模型进一步扩充。一方面我国当前统计城市化水平是简单的人口比重，另一方面只要在城市务工满半年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进一步放宽，但是相应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等方面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远远没有跟上。而工业化
11、水平的衡量标准是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统计方法上的选择可能会掩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质 量问题，这样就可能导致我们在作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结论的同时，还存在当前城市化率本身就存在虚高的尴尬境地。本文引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变量及其决定变量，对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 我们知道，工业部门工作创造概率 r 与工业化水平 G正相关，这是已经被许多研究人员证明了的结论： r=g(G)， g0 而城市化水平 u不仅取决于工业化水平 G，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转移劳动力人口收入水平 8和城市生活成本 c。并且，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即工业化的质量也可以通过 8和 c这两个变量反映 出来，优
12、质的工业化会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它的好处会逐步扩散，降低人们生活成本。 U=u(G， b， c) 其中：假设面 eu/eg0， eu/eg0， eu/ec0， eu/ev0。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就可以说明一方面 “ 城市化水平低 ” ，另一方面出现 “ 民工荒 ” 两难局面的原因不是简单的 “ 城市化数据水平滞后于工业化 ” ，从而寻找可能解决途径，为下一步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 三、对修改后模型假设及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修改模型的两个假设：一个是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 另一个是针对他们留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在当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农村在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
13、方面还不完善的环境下， “ 逆城市化 ”只能是一种反常现象，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内的大多数居民，都有居住在城市的倾向，以便享有其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医疗卫生条件优越、教育水平和条件好等等优势。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城市生活成本高低无疑是决定他们能否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同时，收入水平越高，城市生活成本越低，留在城市生活的概率也越大。本文作者就是以这样两个符合常理的经验判断作为模型假设。下面分 析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在我国的具体表现。 (一 )从收入角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缺乏。如：彭宇文 (2003)收入分配的普遍平均主义和收入分配的过分不公平都将阻
14、碍城市化进程；苏雪串 (200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 “ 二元结构 ” 的转化，加剧城乡之间割裂状态，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阻碍城市化的实质性进展；沈凌、田国强 (2009)通过建立需求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加快城市化，比单纯给农民补贴，同样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下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作者是假设城市化和直接给农民补贴同 样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下得出结论的，而目前的城市化进程本身会不会影响到城乡差距扩大有待检验。研究收入分配不公方面的一些文献也会给我们研究农民工收入水平对城市化进程影响提供一些视角，如：龚刚 (2010)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
15、等，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本文借用龚刚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分析。我国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技能等等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取得收入，也就是基本上获得的都是工资性收入。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平均在 1000 元上下，涨幅很小，只是最近出现 “ 民工荒 ” 现象，才有要加工资的迹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尽管没有成为城市的主人，但是其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提高。那么，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也就意味着农民工在分享城市这种稀缺资源的能力上也在不断减弱。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内部在各个
16、不同阶层上的差距，就会发现从收入角度讲，农民工留在城市生活的希望更加渺茫。 (二 )在城市生活成本方面，城市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正在阻碍一些农民外出打工的步伐。一些中低 收入水平、同时肩负养家重任的外来务工人员已对当初 “ 出来 ” 的选择心生犹豫，部分人打道回府，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中去，或者在靠家近的地方打工就业，以减少食宿、交通等日常生活开销。段学芬 (2007)提出农民工成为市民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城市最低生存成本、转移成本、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首先，在住房方面：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城市
17、房地产市场异常加速繁荣，房价节节升高，根本不是一个依靠微薄工资性收入的农民工力所能及的。对于租 房者来说，房租价格也在房价上涨的推动中步步升高。其次，在医疗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方面的因素，城镇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享受比农村居民好得多的条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则不享受城镇居民待遇 (这也是像本文作者一样的许多人对 “ 将进城务工满两年的农村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 ” 的疑问之处，这种统计上的城市化除了改变数据之外，没有什么实质变化 )。再加上普遍的 “ 看病难、看病贵 ” 问题，导致他们 “ 病不起 ” 、 “ 因病返贫 ” 的现象随时可能出现。再次，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一方面面临入
18、学限制，另一方面即使真正成为城镇居民，面临名 目众多的择校费以及各种补习班费用，也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另外，对于仅仅依靠工资性固定收入的务工农民来说，通货膨胀对其支付能力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可以说，获得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大多数的农村转移劳动人口无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四、小结及政策建议 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有效地描述了剩余劳动流动这一现象，同时解释了城市失业等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具体论 及城市化特别是具有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问题，仅仅依据 “ 民工潮
19、 ” 或者是 “ 民工荒 ” 等人口流动现象来判断 “ 我国城市化所处阶段或者水平是否适当 ” 是不太严密的。本文作者在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之上，根据符合常理的经验假设，引入农民工收入水平 b和城市生活成本 c两个变量来研究我国城市化，发现 “ 民工荒 ” 不能只被解释为 “ 日趋变薄的人口红利 ” 一说，同时 b和 c又和工业化质量联系起来，让我们重新思考 “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 这一说法的科学性。 2004 年我国开始局部凸显到现在慢慢放大的 “ 民工荒 ” 问题和城市化的确有关系，反映出我国在过去的城 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在城市化质量和内涵上面，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是
20、脆弱的，会随着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改变发生波动，以至于短时间内在我国出现对比强烈、引起世界关注的 “ 民工潮 ” 和 “ 民工荒 ” 现象。 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们获得工作和收入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生活成本的降低才是人们涌向城市的原因，在享受现代城市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优越的同时产生积聚效应，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向前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不是脆弱的工业化和与之相伴随的半城市化现象先后继起的恶性循环。所以，一方面应有效提高工资性收 入占 GDP比重，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大力通过免费教育等途径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与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应摒弃过去城市道路中浪费资源的形象工程建设，集中精力提供供给不足的公共服务产品 (如交通、医疗、教育 )，以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做好这两个方面，也要转变过去只重视工业化数据水平和 GDP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思想，从而更加重视工业化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