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研究 （下） 三、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控与最优发展 调节经济结构演化进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超常规发展，是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内容。正如供求缺口过大时市场本身无力自动恢复均衡那样，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或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单凭市场力量同样不能自动完成结构调整和转型。西方国家 30年代大萧条和 70年代的滞胀， 90年代日本长达 8年的经济低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了不平衡发展和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模式，较快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削弱了市场对经济结构作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重大失误，不仅会丧失后发优势，而且 还可能要承受比
2、西方国家更大的危机压力。因此，深入探索和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规律，选择明智务实的结构调控对策，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现有的结构调控理论是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原型的，我们可用一个 “ 准封闭系统均衡膨胀模型 ” 来简化表述。其中，系统的市场结构和循环流通模式已成熟定型，新的需求与供给则以弥散方式进入原系统，产生总量增长或膨胀。当新的需求与供给不能再进入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出现滞胀现象。当新供给增加较快或需求萎缩时，就会产生通缩压力。这里，基于总量分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是基本有效的。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
3、来的滚动发展模式，目前又正值经济结构升级和体制全面转型时期，新的需求与供给常常以集约方式进入或脱离原经济系统，有时则直接以整体市场和循环完型拓展、接入原有经济结构，使经济系统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发生了突变。对这样的结构演化和调整过程，运用微扰和总量分析方法来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提出 “ 完形结构差异分析 ” 方法，即通过比较调整前后两个完形结构在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寻找调整所需的总量条件和市场条件，并进而探索其内在的 运作机制。 考虑到国情现实，改革经验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结构调整和大部分改革工作，这个目标是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为了找出有关条件，我们不妨先作总量
4、估算。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结构调整和改革目标的实现，住房、汽车、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将进入正常经济循环，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使经济规模大幅扩张，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及新经济因素的普及，产业结构将完成升级并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这两项足以使我国现有城镇人口人均 GDP提高 1-2倍。以此为契机，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 度的提高，我国其余人口在后发效应作用下人均 GDP的提高将更快些。保守估计，我国 GDP值在中期翻番或更多一点的潜力是存在的。为适应流通规模扩大和物价稳定的需要，货币供应量必须有同步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总量条件。若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则经济增长
5、潜力会转化为通货紧缩压力，扭曲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现有 8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以及数量大致相当的社会资产也将进入经济循环流通，由此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足以支持其 2-5倍的溢价市值，而以人力资源进入流通和未来筹划为合理内容的虚拟经济借道资本市场，也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规模，在中期内流通市值扩大到 20-30 万亿元是可以预料的。若以三倍乘数计算，我们至少需要增加7-10 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若虑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发展，还需要增加2-5 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只要操作得当，这些增加的货币量可完全转化为有效收入，足以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足以在中期内支持我国
6、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需要，支持改革如期完成。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及时足额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产生巨大的资金缺口，这正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国民财富流失。实际上，货币供应 量按常规增长完全不能适应流通规模超常规扩张的需要，它使改革因资金短缺而受阻，现有经济循环中的货币量因被分流、摊薄而导致价格下降和通缩预期。 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发现，结构调整带来流通规模的超常规扩张，为赤字财政和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西方国家持续近 20 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适应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但是，当流通规模超常扩张势头受阻或消失时，长期平均
7、增长趋势就起决定作用了，若继续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势必造成滞胀局面。弗里德曼利用美国长达 100 年的长期增 长数据，分析 70 年代通货膨胀的原因，要求按长期增长规则确定货币增长率，强调货币资源在不同市场间的均衡配置，其结论是中肯和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把货币按单一规则增长绝对化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不能客观反映经济阶段性超常规增长的要求，尤其不能客观反映发展中国家后发效应浓缩发展历程而可以有较快增长的事实。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理解，只要经济循环和流通规模的扩张是有效的、稳定的，则用于流通所需的货币增量必须是长期稳定的、不可撤除的。商业银行由于自身原因并不适宜长期充当大规模货币扩张的主渠道
8、，依赖外资也有着同样的局限性 。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国际游资承担了过多的长期发展职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明显，一旦经济增长格局转为中速或低速时，原有经济循 环受阻或中断，就会产生资本集中外逃和大量不良资产，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无法自拔。加强金融监管，注入资本金，改善负债结构，扩大规模等可以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但并不能改变它只能承担有限风险的本质。要彻底解决金融风险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由资本市场来承担主要的长期发展职能，需要设立政府平准基金介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公开操作，作为货币传导的基本途径，即使 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冲击或结构转型时也能确保循环的通畅和流通
9、货币的稳定供应，并在运行和发展中化解各种已有的和可能的风险。 运用完形结构差异分析方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价值定位问题。在均衡假设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结构是一致的，至多有些微扰级的差异，这个问题近乎不言自明，现时的有序经济结构是价值基准，通过在其中的现实经济活动和关系规定，货币价值被确定，各种经济物品的价值得以自然实现。当现有经济结构和循环机制尚未成形成熟、或崩溃退化时，价值定位就不再自明了，我们需要根据历史从过去和现实中寻找有特殊地位的等价物充当 或补充价值基准，劳动价值、贵金属、强势国际货币等皆程度不同地有这方面的作用。当结构调整产生质变且未来经济结构有序性较为明确时，从发展角度看，未
10、来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本位。因为在过去或现在已实现了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完全可实现，现在尚未实现的价值也未必就不能在未来完全实现，这说明没有必要苛求现时的价值身份。例如，只要在未来经济结构中能找到价值根据，货币税和货物税一样都是政府有效的财政收入；反之，如增加的货物税将损害未来经济，它就不能视作有效收入。我国现有约 8万亿元国有资产，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使其进入经济循环正 常流通而完全实现其市场价值，同时能为现实经济增加一笔巨额收入，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增加发展投入。但是，由于观念方面的原因，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国有资产不仅未能充分发挥效益，为其流通反而还要从现实经济中抽离巨额收入，使本就
11、稀缺的发展资源被用于填补历史缺口而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化，这么一增一减，就产生了双重的收入损失，巨额的社会财富竟成了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极不正常的但却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引进外资虽能减轻对现实经济抽离收入的压力，但将损失巨额货币税收入，况且在经济低迷时筹资成本极高，过度依赖无疑饮鸠止渴。我 们并不反对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外资，我们只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已具备通过货币税来解决资金短缺的能力，也具有了通过资本输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对外资的需求不再如短缺经济时期那么饥渴了。美国 80、 90 年代的经济增长，除了科技创新因素外，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优势向世界推销美元，征收货币税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
12、是美国热衷于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动机。 要有效调节经济结构演化进程，必须对基本的演化路径模式有所了解。根据迂回生产理论，以欧美为例，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结构演化大体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从资本主义 产生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第一阶段，基本特点是以资本物品生产和资本财富积累为主带动经济循环，崇拜私有制和市场万能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货币流通职能和预算平衡。除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充满血腥味外，由于资本的垄断地位，它使收入分配极端不公并造成严重的阶级对立，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必然爆发经济危机。有关经济学理论的哲学理念是部分之和即整体，部分的增长即整体的增长，商品的物理属性与价值属性完
13、全同一，忽视了部分整合为整体过程的质变特性和演化方向的分岔现象，未能认识到整体价值可以大于部分之和的价值、物品 价值可以独立于物理属性并在系统整合前后价值会发生突变的事实，未能干预和引导市场，结果世界经济自发地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二、二战后到 70 年代滞胀为第二阶段，基本特点是以消费物品生产为主带动经济循环，强调政府进行需求管理，重视货币的财富效应和赤字政策的作用，再加上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生产过剩问题，造就了战后的长期繁荣。但只注意需求而忽视供给管理，与现收现付制下的高福利政策带来的高税收压力，却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经济学理论的
14、主要成就无疑是凯恩斯革命，他 首先认识到了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分岔现象，否决了部分增长会自动导致整体增长的传统观念，论证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了整体价值可以大于部分价值之和的原理，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优于自然形态的市场经济，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这样一来赤字经济政策就有了理论依据，宏观调控也有了现实性。但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过于强调价值层面和间接调控，忽视了与实体层面的联系，降低了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干预效能和效率。三、 80 年代以来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运用供给政策解决了滞胀问题，围绕经济结构调整，能较为全面地反思政府和市场的作 用问题，反思资本物品和消费物品生产的平衡问题，反思货
15、币的流通职能和财富效应在实质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并进一步扩展了资本概念，突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形成了新经济理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是供应学派和新经济理论。供应学派基本接受了凯恩斯理论的观点，但强调从供给者角度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实体层面的重要性，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完善了现有经济系统的调控理论。新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现有经济系统与新增长的经济结构之间的调控问题，当新经济结构处于探索试验发现阶段时，其风险和价值皆很不确定，对它局域化处理并让 市场自发选择是合适的，它满足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故可用它来描述，此时新结构对现有经济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新的需求和市场。当有关新经济
16、结构的价值已获得充足信息时，我们可把它和原有经济结构综合为一个整体系统而进行内部整合，并可应用前述宏观调控理论加以描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部分的价值应从整体系统获得，而不再是简单地由局域供求关系决定，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并导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后发追赶型模式的代表。1949 年建国至 1978 年间，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尽管物 质起点低下，但发展方向十分明确，对大工业经济的价值远大于传统农业经济价值的观点有着强烈的认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集中搞工业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是当时最优的发展战略。问题是随着工业生产力形成和初具规模，现实情况
17、改变了，经济结构需要重新整合，我们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工农业协同发展的作用，并且没有注意到市场流通和经济结构在价值层面上的协调问题，影响了经济效率和发展速度。 1978 年至 1996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农村改革开始，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并实现了商品的市场化流通 ，整体提升了经济结构的市场价值，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到1996 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了新的阶段，尽管经济现实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我们的改革思维却还在按改革初期时的情况运作，缺少前瞻性，这是造成改革困境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对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要把国有资产、人力资本等要素实现市场流通和配
18、置，把住房、汽车、社会保障服务纳入市场化的国民经济结构中，但我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市场化流通和结构整合会带来经济系统整体价值的双重增值，创造出结构性社会财富，而一直在为资金短缺犯愁。事实上，在实物储备充裕的条件下，资金短缺意味着货币发放不足，意味着国民收入没有及时货币化。所谓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是不真实的，它们以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存在着，只要它们进入市场流通恢复其应有的市场价值，就能释放出巨额国民收入，这笔收入就是国民劳动积累的市场价值现值，流通所需的资金缺口恰恰是过去实物经济条件下少发的货币流通量。而新产业纳入现有市场经济系统，所带来的结构性价值增值，则意味着市场价值现值在未来的升值空间。因
19、此，从价值层面看，我国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启动改革所需的资金并不短缺。过去发生的通货膨胀，不能归因于增加了货币流通量，而是我 们未能处理好经济系统价值和实体两个层面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结果。解决好这个协调问题，也是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效能和效率的关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把国企改革目标解读为解困脱困、单纯为政府甩包袱，把亏损企业作为改革优先考虑的对象则是失策的。实际上，从实体层面看，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改善供给者的竞争能力，并利用优胜者的示范和扩散效应达到结构调整的预期目的。 四、转轨经济与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实效，首先应
20、选择几十家经营较规范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大型企 业，作为改革试点和突破口。一方面这样的改革易于见成效，易于得到公众的认同，易于形成改革积极的扩散效应；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既能搞活微观又能改变宏观经济局面，协调宏观微观两个层次上的改革，较好地解决改革与发展的协同问题。第一步，把这些企业资产股份化，中央通过增发货币组建几万亿元规模的国家综合基金，与社会资金一道参与股份认购，支持企业股票在短期内全额上市流通。原则上所有股票均可随时流通，但综合基金持股不必即时全抛，其中一部分可作为激励资源逐步转让给企业职工和经营者以支持企业长期发展，其余部分可分解为平准基金（稳定 股市、稳定宏观经济）、产业优化基金（对产
21、业结构进行宏观引导）和社会保障基金并通过帐户直接划拨，相机买卖，减轻市场集中变现的压力，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平稳转轨。企业所筹资金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实业投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部分资金可参与资本运营，支持国企改革并分享经济转轨的收益；其余部分则用来解决各种历史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以净资产值或原始投入加适当收益收回各自的原始投资，并彻底退出国企创业者身份，只保留宏观监管者职能，政府收回的资金则优先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养老金空帐问题。这些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 全部与企业分离，由企业和政府双方各出部分资金划入职工个人帐户，一次性解决养老金空帐问题。为补偿、激发职工和经营者对企业改革及发
22、展作出贡献，可留一部分优先股让他们认购，企业还可留出一定量的资金作担保基金，鼓励他们按揭购买一定量的本公司的股票，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价值回报。由于改革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就有能力动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加快市场有序化进程。第二步，可按一定节奏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改制上市流通，按类似方式解决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整合资本市场结构，继续增发货币扩 大国家综合基金规模（约 10-20万亿元额度，相机使用），并吸引已规范企业的部分资金、前期政府退出组建的各类社保基金、及其他民间资金共同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推动经济转轨，分享改革收益。同时，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开发，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强宏观经济监控，实现国民经济价值和实体两个层面的协调发展。第三步，全面放开国内企业按市场方式运作，全面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工作。走完这三步，大约需时三年左右。再用二、三年时间，我们可通过税收 政策、产业政策、直接参与投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国民经济，强化企业竞争力，鼓励资本输出，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有管理地对外资和外国企业开放资本市场，那么，到时候我国企业是完全经得起入世考验的，我国经济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占据较有利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