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摘要】2010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按照通常定义，是出现了通货膨胀。政策的制定者提出并实施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包括实行加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金融政策，以减少货币供应或流通量。文章从分析通货膨胀的根源入手，评价了以往实行的货币政策，提出源自西方的货币政策不能真正有效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而解决它的办法在于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间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矫正。下载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比例分布；货币量；失衡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2
2、)05-0025-04 2010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在 11 月份达到创新高的 5.1后，到 2011 年上半年始终在 4.5-5.5之间徘徊。而按照通常定义，人们把这样一种物价持续普遍上涨，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现象称为通货膨胀。它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都颇为紧张，开始提出并实施相应的解决办法。其中，较为流行的政策主张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来自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此，要想解决物价上涨和压通胀，就必须实行加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金融政策，以减少货币供应或流通量。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政策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不住认
3、真推敲和检验。 一、通货膨胀的根源分析 既然要解决通货膨胀，就必须弄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其实，字面上已经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膨胀。它不应该等同于或者说直接导致了价格上涨。然而，我们却经常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以至相互代替。那么，为什么商品价格会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呢?应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对此，有学者似乎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评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观点时写道：“订单是什么?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种表达，没有需求，何来成本?如果真的没有超额需求，哪里会有成本提高这回事?再追下去，需求还不就是以货币表达出来的需要?人的需要无穷无尽，仅受到货币的约束而从
4、未感到自由。这是说，离开了货币这一关键条件，我们根本不知道成本本身又是被什么推动。”周教授在这里肯定了需求的作用，并进而认为在其背后是货币在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观点乍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货币数量的变化也的确会对供求关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影响物价。人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口、阶层会有不同的需求，似可以大致分为基本生存需求(如满足人们对基本的衣食住行的要求)和改善型需求(如对一些高科技电器及电子产品的需求)。基本生存需求的刚性是很强的，想要靠减少货币供应或流通量去笼统地抑制人们的需求，进而达到恢复供求关系平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此，这里讲的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
5、。供求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了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间的分布比例。具体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要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交换的规律分化为各不相同而又要互相交换产品的众多劳动生产部门，其中，每一个劳动生产部门总要按照劳动分工规律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
6、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规律决定，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社会的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总是必须保持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使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社会成员的产品、劳动和活动能够顺畅而不受梗阻地交换，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果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各经济活动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就必然不能顺畅进行，供求关系就会失衡，社会经济就必然不能稳定发展。 货币量的变化与物价上涨之间不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货币供应过多或急剧增加会对供求关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物价，但它绝不是价格变化的根本原因。周其仁教授虽然非常强调货币量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在其文章中也写道：“货币推高物价，但推出
7、惹人厌烦的高价和超高价，却另有隐情。”其实，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曾论述过这一问题。他在对 19 世纪曾经在英国盛行一时的“通货原则”派理论评论时指出，那是一种“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的肤浅而有害的理论，而且把它的源头追溯到了李嘉图的错误货币理论。“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
8、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他还指出：“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使铸币减少，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currency prin-ciple(意为通货原则)派著名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 1844-1845 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
9、的破产”。 之所以一些人认为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来自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地迷信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中最直接的便是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其货币主义观点是对上面提到的“通货原则”派理论的延伸。他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不是由于产量的增长所致。”尽管他也承认，“许多现象都能引起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波动”，但是“只有在影响到货币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现象才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对引发货币量超速增长的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在于政府开支的迅速增长、政府推
10、动充分就业的政策以及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为此，他也给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减少中央银行的货币量或降低货币量的增长率，采取控制货币增长率的政策。应使货币供应量每年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使其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这样就不会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而只使物价缓慢而长期地变动，后者不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单一规则”。弗里德曼认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除此以外，不应该也用不着对经济多加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对通货膨胀的基本认识比较类似于货币主义观点，也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
11、，它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均衡。而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次要的，主要是平衡政府财政预算。货币政策的重点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在如何治理方面，则与货币主义学派有所区别。它提出，通货膨胀率与利率有关，因此，在货币政策运作时，中央银行应根据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情况调整利率水平。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通货膨胀率目标时，利率就要提高，这就是著名的泰勒规则。同时，由于政策时间的不一致性以及信誉问题，货币政策不应该被政治家所操纵，而应由可信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制定。“独立的”中央银行应该由专家(不论是银行家、经济学家还是其他专家)掌管和运作。因为政治家喜欢用货币政策，以长期的损失(高通胀)为代价，来谋取短期的利
12、益(低失业率)。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有较好的信誉，相对于政治家来说，它对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有更强的使命感。而且，中央银行必须坚持明确以价格稳定作为惟一的政策目标。对以上两派观点，我们认为，认识都比较肤浅，也是站不住脚的。两派都认为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上涨只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货币量的变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弗里德曼提出，是政府造成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政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对此，两派或避而不谈，或只是提出要由一个可信、“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无论是否“独立”、可信，政府或中央银行制定的政策都是对一定条件下的供求关系也就是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间分布
13、比例的反映。追不到这个因果必然性，就无法真正弄清楚通货膨胀本身，即使给出了治理通胀的所谓“单一规则”和泰勒规则的办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或走向另外一种极端。从中外发展的实践来看，通货膨胀(更多地表现为物价上涨)就一定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有关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货币发行量的增速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 GDP 的增速，而且在 1994 年以后，货币发行量已经历史性地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中找到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从货币(M2)增长率看，1991-2002 年的平均增长率是 23.1，同期的经
14、济增长率是10.2，货币超前经济增长 11.7 个百分点。2003-2010 年，货币增长率是18.9，同期经济增长率是 10.9，货币超前经济增长 7.2 个百分点。所以，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的程度，8 年来是大幅下降的。按货币学派理论所讲，货币超发导致通胀一般最长只有 9 个月的滞后期，如果说 20世纪 90 年代至 2l 世纪初货币是严重超发的，那么早就会爆发严重的通胀，而不会等到今天，更不会在 19982002 年出现年均 O.4的消费物价负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缩”。而 2004 年以后，超发货币情况有所减轻，但 CPI 反而上涨。 不仅中国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15、，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超量发行货币，尤其是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金融衍生品爆炸式的膨胀，但是我们同样看不到美国出现物价大幅上涨(见图一 1)。因此，要想真正调控经济，远不像某些主流观点所说的，只要中央银行盯住某一个“锚”，。发放和回收货币就可以了。还是举美国的例子，在 2001-2002 年，美联储传统货币政策所盯住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出现问题，而且其货币政策目标利率水平也很正常，但美国经济照样陷入了衰退，而且持续了 3 年。 二、货币政策产生的效果 由于货币主义教条俘获了一大批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训练的政府官员，因而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就有了这样一种比较流行的逻辑取向：要高增长就必须多投资；要多投
16、资，就必然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就必然要引发通胀(物价上涨)；而要压通胀，就必须实行加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金融政策，以减少货币供应或流通量。于是，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便投入 4 万亿财政资金以应对经济下滑风险，配套贷款资金也从金融系统陆续进入市场。据统计，2009 年，全国投放贷款达 9.59 万亿元；2010 年，全国新增贷款 7.95 万亿元，超出年初制定的 7.5 万亿规模 4500 亿元。这些钱主要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如房地产、铁路、公路建设，部分用于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文教事业等一些民生项目。由于投向较为集中，就打破了原有各行业部门间劳动分布的比例
17、关系，从而造成一方面房地产等行业在该比例分布中越来越占有优势，房价出现新一轮的过快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用工对农产品需求的传导作用，则使原本处于劣势的农业等部门瓶颈更加突显出来，也导致价格出现大的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央行便继续动用货币政策进行反向操作，多次提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和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国际经验看，紧缩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应该在 6 个月后能够看到效果。然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1 年 5 月份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看，除部分蔬菜价格在下降外，粮食、肉类特别是猪肉的价格还是在上涨，而国际油价还在 4 月份上到了 110 美元的新高点。
18、可以说，所采取的货币紧缩并没有能真正解决通胀问题。与此同时，“紧货币”的实施(尤其是居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准备金率)，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民营企业、小型企业获得金融贷款的渠道。据银行系统反映，贷款早已十分紧张，除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外，其他企业很难得到贷款。从民间金融的情况看，民间借贷利率已经变成无以复加的高利贷。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月息 4 分已是底限，6 分是正常要价，高者达到月息 1 毛 5(年利率 180)。如此恶劣的金融环境，对实体经济打击很大。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建筑建材和交通运输设备等下游行业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迫的库存增加已经开始，行业景气度下行。 从 2011 年一季度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
19、系看，货币 M2 的增长率是16.6，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率是 17.6，因此，货币供给不仅没有给货币深化留出空间，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 1 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也许有人会说，没有这低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通胀就下不来。但是，请不要忘记，就是在 2008 年上半年，当出现货币增长低于现价经济增长 7个百分点后，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这里面当然有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但不能不说宏观调控的某种失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由于贷款投放控制过严，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缺，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急剧飙升，这些情形在 2008 年上半年都出现过。因此，如果坚持认为继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就可以抑制
20、住通胀，那就有可能使各行业部门间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而重复 2008 年上半年的错误。三、应对通胀问题的思考 如上所述，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不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直接紧密的关联。表面上看，以“4 万亿”为代表的贷款规模过大导致了价格的过快上涨，似乎就应该通过实行加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金融政策来减少货币的供应或流通，以实现纠偏。但现实中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目标，因为这样一个逻辑判断本身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不在于它的投放或收缩，而关键是它是否破坏了供求关系，也就是劳动分布的比例关系。 由于通货膨胀
21、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时期不同行业部门问社会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那么解决它的办法就是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矫正，从而恢复一个合理、正常的劳动分布比例关系。对于如何衡量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和它的失衡程度，马克思早已给出了关键的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各行各业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就是衡量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个适当尺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全局性影响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就可以肯定即使该经济体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也一定会相对平稳地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发生剧烈的震荡。反之，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重大影响的商品交易在较长时间内都是在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的，那就基本可以判定该经济体的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必然要遭遇通货膨胀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