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与博弈分析摘要：诺斯在研究人类经济变迁过程中，由于其分析范式交易成本的局限性，引入了新的变量意识形态。自此，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意，意识形态也被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作为非正式规则变量，来解释制度变迁。本文旨在综述诸多经济理论中有关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分析，并用博弈的方法进行解释。 下载 关键词：意识形态 制度变迁 个人 集体活动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 关于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研究成果各有不同。对于社会制度变迁的早期研究中，还未加入意识形态这一变量。康芒斯以个人主义为研究起点来讨论社会制度变迁，他强调由于资源的短缺，造成了个人利益的冲突，
2、而个人力量弱下又必须借助集体活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于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矛盾，以及集体如何调动个人来实现制度变迁并没有给出答案。意识形态作为个人与集体主义的调和，逐渐被经济学家们采用，意识形态的经济研究也孕育而生。马克思理论同样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存在，经济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构成。如何协调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只是正式制度的安排,还需要意识形态的观念的灌输。马克思将具有利益一致的群体发动集体活动看成自然的事情。因此，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旧制度经济理论都没有给出解决“搭便车”的分析，而这一问题也是解释集体活动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思试图将
3、交易成本的理论范式推广到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时，发现其解释变量的局限性，由此，诺思大胆的提出三大理论框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诺思认为，产权的界定和实践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有时甚至超过收益，这时需要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克服人们“搭便车”，以降低交易费用，而意识对接受个人而言，具有使其决策明了的节约作用。林毅夫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在于它能够提供个人“虔诚”这种商品，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王立鑫在分析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提出个人之所以接受意识形态也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为意识形态能够给接受者带来效用或利益的增加：意识形态能够给接受者带来效用或
4、利益的增加；意识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认识与决策的效率，从而增加人们的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信奉能直接满足人们多种最基本欲望中的一种，从而直接增加人们的利益。其次，对于克服搭便车问题，意识形态的作用表现在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利益能补偿信奉者因减少搭便车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意识形态改变了信奉者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意识形态会使具有共同信念的群体凝聚成一个高度严密控制的组织。 二?博弈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主要从个人与集体活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集体如何调动个人积极性着手。对于康芒斯与马克思的观点，由于没有解决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微观理论，即个人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者说是“搭便车”问题，从而在解释制度变迁问
5、题上显得苍白无力。后来的经济分析一方面沿着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沿着新古典经济范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辅以解释。对于人们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其缺陷，因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尤其是通过暴力来实现制度变迁，人们如果没有结成组织，未形成集体活动，先参与者的成本有可能趋向于负无穷大。此时，接受者如果选择参与，那就不再是理性的，因为此时已经远远偏离了利益最大化原则。 因此，正是由于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个人无法计算自己的利益，却有可能判断自己的成本。所以，个人也没法依此作为是否参与集体活动的依据。其次，参与集体活动的成本有可能趋向于负无穷大，这就注定对于风险规避者而言，意识形
6、态给他带来的效用与意义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从利益最大化角度的解释具有其不足之处。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入手点依然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决策。我们将集体活动简化为两个个人的决策，此时与集体活动的形成基础是一样的。假定 A?B 博弈的过程如下： 当 A?B 都参与时，我们认定人们可以形成有效的组织，能够组织起集体活动，两者支付为（a,a）。两人之间有一人不参与，集体活动失败，参与者可能获得负效用 b，且 ba。当然两者都不参与，双方无收益。其中，p?q 表示双方参与的概率。 从上面博弈过程我们知道，对于局中人 A 来说，其期望支付为 EU= pqa+ p（1-q）
7、（-b） 此时，EU 的大小取决于 p?q 的大小，具体到 A 来说自己的 p 的选择直接取决与 B 的选择 q。当 A 预期 B 参与的概率越大，本人的选择更接近参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A 认为集体活动可以实现，自己得到收益 a 的机会更大，而自己面临-b 的支付机会很小,对于 B 来说情况一样。而 p?q 的大小，我们认为意识形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一方面提高了个人的参与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预期到其他人的选择。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增加了人们的收益，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增加了人们对周围环境的确定性。 参考文献：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59 汪立鑫.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9-14，208-216 王则柯，李杰.博弈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9-97 邱海洋.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5）：2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