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核心之辩的历史演变及当代价值维度内容摘要：义利之辩是儒家第一辩，也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之辩，是我国古代商业伦理的价值诉求和商业实践的价值准则。近现代以来，义利之辩的结果由重义轻利逐渐转向重利轻义，商业无伦理现象在当前凸显。因此，探寻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当代价值，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规范商业竞争与合作的秩序，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商业伦理 义利之辩 传统文化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伦理约束和引导着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规范着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在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政
2、策始终成为统治阶级不二的选择，但商业活动从未停止过，它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地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规约，具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以及汉代发展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四端”还是“五常” ， “义”为核心中的核心，而与“义”密切联系的就是“利” ，因此“义利之辩”成为儒家第一辩。宋代大儒朱熹曾指出：“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 。宋代思想家程颢也曾经说过：“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2（程颖等，2004） 。重义轻利的商业伦理影响了数千年商业活动，成为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价值诉求和商业实践的价值准则。 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之辩和商业实践的价值准
3、则 （一）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义”字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在可查的典籍中出现的频率高，对国人思想影响大。 礼记?中庸解释道：“义者，宜也” ，说文解字曰：“宜，所安也” ，因而有适宜、安适的语义。这就是说，人们要按宗法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和名分言行，各得其宜，就是“义” ；反之就是越礼、非分，就是不义，因而， “义”的本义就是指做事要符合应该遵循的道理和原则。如论语?学而篇，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亲，亦可宗也” 。 汉书?公孙弘传指出：“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 。 孟子?尽心上也说：“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矣，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4、。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论及的“义”主要从“治人”层面讲，是君子应该具备的人格和道德品质。同时，荀子、墨子从另一方面也把“义”的道德标准从“治人”层面上升到了社会制度的层面。如荀子?王制言：“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疆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 墨子?天志中指出：“义者，善政也” 。 “利”又是何意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经过详实考证而指出，利就是以刀割禾，农业文明里面就是收割的意思，义就是合理分配，义利关系就是怎么合理分配的问题。 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也曾出现几种不同的义利观，但儒家的重义轻利论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
5、，将义利关系的取舍与个人道德品质和国家联系起来，如论语?里仁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大学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此在伦理导向方面将“义”作为首要价值。另一方面，当义与利产生冲突时，强调利须服从于义，见利思义，获取利益要符合道德规范，如荀子?荣辱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耻” ， “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 。 论语?述而也指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主张一切以“义”为准绳，他甚至认为，义不仅重于利，而且重于生命，假如义利不能兼得，则应“舍生取义” 。这种义利观深刻的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成为我国商业伦理的重要价值诉求。
6、（二）我国商业实践的价值准则 重义轻利的商业伦理由此成为我国古代商业实践的价值准则和商人的行为规范。在公私观上，个人利益要服从群体或国家利益，利他的思想成为社会弘扬的道德规范，而利己则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批判。 吕氏春秋?贯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 孟子?尽心上也指出，君子应该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由此对于商人来说，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更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关怀社会、奉献社会。 在盈利观上，获取利的手段必须合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朴素伦理深入人心，商人（君子）应该“见利思义” （论语?述而 ） 、 “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 ，即在传统缺乏法
7、治、契约精神的社会里，获4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径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在财富观上，仗义疏财、博施济众、爱国济民成为道德要求，如墨子讲爱无差等、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就是要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重视社会正义问题。 在信用观上，诚实守信、公平交易贯穿于商业行为中，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 ，成为人生信条和行为守则，孟子甚至提出：“夫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 （孟子正义?离娄下）这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信用观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伦理准则。 这样的商业伦理突出的表现在商业活动中。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人范蠡因经商而拥有万贯家财，但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被
8、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 。及至明清，由于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形成了既紧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他们既追逐着利益，又践行着义举，从整体和长远看，传统文化中的“义”的精神在支撑着其商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儒商”特色。如徽商在义利问题上，大多标榜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主张“以义获利” 。又如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晋商，他们重道德、重信义，尊奉关公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而关公的“忠义”则是其精神价值，等等。 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核心之辩的近现代演变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重义轻利的商业伦理具有毋庸置疑的道
9、德合理性，在数千年的商业实践中，成为其价值准则。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不断的动荡、变革和转型之中，从商业伦理的演进来看，主要5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商业伦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伦理、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商业伦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义”和“利”在人们价值追求中所占比重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不断变化，及至传统商业伦理美德在当前缺失，商业活动中的重利轻义倾向明显。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因此，近代中国的商业伦理思想呈现出独有的时代印记。一方面，它带有中国传统商业伦理思想的深刻烙印，把“兼济天下”的商业情怀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时最大的“义”
10、就是兴办实业、救亡图存。从晚晴到民国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内忧外患的国情使一批社会精英怀抱“实业救国”的目的，投身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之中。 “今日救亡之术，固当以振兴实业为唯一之先务” ， “实业盛则国势盛，实业定则国势定，实业有进步，则国势有进步，实业甲全球，则国势甲全球”成为社会思潮（刘小林，2001） 。 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集团荣氏企业集团的创办者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办厂的宗旨就是“为国塞漏卮，为民添衣食” ， “致力生利之业，以达到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 。上海厚生纱厂创办者穆藕初指出， “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机上，有密切关系，而在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固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
11、，亦所以救国。 ”孙中山也曾指出，“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同时，在此时期由于灾祸不断，许多商人秉承商业义举，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赈灾救济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伴随中西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加强，西方价值观逐6渐影响到中国，对我国的商业伦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西方商业伦理的碰撞中，面对该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我国商业伦理演进的“趋向就是资本主义化”是实质为接纳和移植新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寻求价值合理性。其主要形式是“冲击适应调整再冲击”式的，主要过程和趋向是吸收和融入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伦
12、理思想，批判、继承、调适和改造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是道德价值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适当下降而经济物质的价值地位的相应上升，是传统经济伦理的理性化、世俗化” （王玉生等，2006） 。如康有为提出“义为事宜” ，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还强调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总之，在此阶段，传统的“义”依然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但对“利”的合理性也得到了确认，虽然资本主义因素侵入中国，但近代商业伦理并未资本主义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逐步进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被彻底批判，而公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被广泛宣传和认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工业企业成为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纳入国家计划，服务
13、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间的任何经济活动被严厉禁止，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 ，正式行文为“投机倒把” 。在特殊时期，财富甚至与灾难挂钩，财富原罪观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精神追求大于物质需要。孔孟儒家思想被批判，其物质载体遭到破坏。 改革开放后， “利”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唯一法则。其一，儒家伦理主流文化地位受到挑战。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7立，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儒家伦理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之上，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为基础。这种快速的、巨大的社会转型使儒家伦理建立和赖以存在的土壤被消解。正如学者景海峰（2006）指
14、出，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巨大变迁，儒家伦理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 。加之“文革”中的批判，使“儒家伦理不仅在思想文化上丧失了合理性论证的有效支持，而且在现实处境方面也遭遇到了无法抗拒的毁灭性打击。这样，传统儒学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经受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结构（景海峰，2002） 。其二，西方商业伦理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企业来华投资设厂，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及商业伦理以其经济载体直接进入我国，对我国的传统商业伦理形成考验。在对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企业管理理念、企业管理方式等引进、借鉴和吸收的同时，西方商业伦理直
15、接冲击着国人的大脑。其三，市场的竞争机制使获利成为商业活动的首要要素。在多元市场主体并存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赚取利润就成了企业生存的不二法则，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西方经济学中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伦理思想拥有了现实合理性。其四，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建设滞后使非法获利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制约，种种“弃义逐利”的现象层出不穷。 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核心之辩的当代价值维度 从对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核心之辩历史演变的梳理来看， “义”在商业伦理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当代商业伦理重利轻义的倾向明显，甚至“弃8义逐利”的事件屡有发生。突出的表现在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部门和领域。正如著名经济学者成思危所言：“
16、资本无道德、财富无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伦理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舒圣祥，2007） 。诚然，这是由于传统商业伦理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在当前已被逐步消解，加之前文所述因素使然，但是否意味着传统商业伦理的价值合理性已经丧失？在当前兴起的国学热的背后，如何对待传统的商业伦理？是彻底回归抑或时代化？答案不言而喻，积极发掘其当代价值，引导和规范当前的商业活动，起到伦理约束作用，才符合全社会共同需要。 （一）企业发展投资的伦理维度 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但是一个企业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单纯对利润的追求并非唯一法则且显乏力。义利之辩的核心一条就是“以义取
17、利” ，认为义利并非相互对立且可以相互转化。 吕氏春秋言， “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 。 黔县三志卷十五记载， “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泉也” （黄晓鹏，2010） 。古代的商业实践证明了这种以义取利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在商业活动中，义就是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是无形的资产，而商业伦理缺失则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巨大力量，进而提出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如爱德华?鲍曼（Edward Bowman）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投资者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责任是一9种
18、明智的投资，企业的社会行为会通过一只“新的看不见的手”影响公司的股价，从而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亨利?明茨伯格，2005） 。伍德（1990） 、罗格斯顿（1990）等学者提出了“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的概念，并将其分别定义为“一种蓄意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的努力”和“企业捐赠被导向既有利于企业商业利益又服务于受益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 。迈克尔?波特（1995）也提出了 “战略性慈善行为论”等。由此可以看出，商业活动中做到义利统一可以增加企业的名誉、声望、社会影响等资本，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从而赢得更多顾客，创造更多财富。 （二）规范商业竞争与合作的伦理维度 我
19、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合力影响，使得国人对占有财富的欲望极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商业活动的唯一追求，传统的商业伦理被搁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更是一种道德经济。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核心之辩并非排斥“利” ，而是耻以不当手段获取的利。传统商箴中就有“欲富先仁，富商不忘其德，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寓利于义”的思想，这也是我国商业伦理的核心思想。在市场规则有待健全和完善的时期，道德伦理约束对规范商业竞争与合作、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有重要作用。 首先，它对于纠正和规范我国当前商业活动中的恶性竞争、无序竞争现象和唤醒我国当前商业活动中的伦理缺失
20、现象将起到有益的作用。尽管当前商业领域存在诸多伦理失范现象，但并非是由于真正的无伦理10价值取向的结果，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在其内心的最深处传统伦理道德占据基础地位，但在外力的影响下，其行为与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产生了商业无伦理的现象和结果。继承和发扬核心之辩的伦理思想，有利于唤醒沉睡在商业活动参与者心底的伦理观，从而有利于纠正和规范商业活动中的竞争行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商家认识到， “双赢”是商业竞争的最佳结果。 其次，它对于引导人们处理经商盈利和做人的关系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商业竞争与合作的有序进行。义利之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价值诉求不再是简单的重义轻利，而是追求义利
21、统一。在当前，财富的合法占有已被法律确认，也就是利的合理性已经得到积极的肯定，社会鼓励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获取财富。但是，社会更呼唤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当前，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认识到，做生意实质上就是在做人的朴素道理，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格言成为商家的座右铭，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这恰好符合儒家伦理的价值诉求。最后，它对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离不开伦理思想的支撑，它需要相应的经济伦理、商业伦理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合理性支撑。而传统商业伦理中的义利观、诚信观等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现实中拜金主义的抵制、对新儒商的吁求、对商业活动中和谐竞争与合作的秩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支撑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