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中堂：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仁政” ，它对中国社会伦理、经济潜力等方面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更是积极的。这一政策的推出，既离不开高层的远见和担当，也离不开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集体“呐喊” 。在他们中间，梁中堂是最值得我们去认识的一位。因为，他不光“呐喊” ，还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牵头开辟了一块鲜为人知的“计生试验田” 误闯人口学 梁中堂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就对其公开质疑的学者，尤其他还是体制内的人。1978 年 7 月， “文革”刚刚结束，梁中堂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梁中堂的经历十分复杂，他 1966
2、 年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遇上“文革”爆发，大学梦碎；1977 年恢复高考，他马上又考了一次，却因为担任公职而未被录取；然而个性顽强的他没有放弃，1978 年5 月，又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在学校，他得到了黄楠森青睐，黄楠森打算把他推荐到山西大学，眼看梦想就在咫尺，却突然杀出了一位“程咬金”7 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党校教研室工作。 读研与进党校，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梁中堂思考再三， “我自信文革期间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超过了研究生的学识” ，努力考研真正的目的并非求学，只是为了找到一条脱离行政职业，迈向学术殿堂的通道，面对党校的橄榄枝，意味
3、着“做学问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那又何必跟着别人去读早已读过的书”？ 那一刻，梁中堂做了一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决定去信婉谢了黄楠森。然而梁中堂没想到，本来一门心思进党校做哲学研究，却被强行分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更被指定去搞人口学。对这突如其来的“摊派” ，梁中堂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反感， “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 20 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事实上，从 1978 年下半年到 1979 年 6 月，梁中堂都一直沉浸在“绝不搞人口学”的抵触情绪中，不仅拒写相关论文，在各种会议上也不愿意发言，自己闷头学习英语，写有关哲学的文章，力图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4、 鲜为人知的二胎“试验田” 转折发生在 1979 年 11 月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 当时的背景是，19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78 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同年 3 月，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 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党校派梁中堂去，这回，倔强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得不着手准备一篇论文。 可是写什么呢？10 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就业、升学等问题极为严峻，中央认为这些压力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当时主管计划生育的陈慕华副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人口发展方案：1980 年将人口增长
5、率降到 10，1985 年降到 5以下；2000 年争取达到零度增长。 “经过测算，我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梁中堂说，而彼时“计划生育”这个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的国策正势不可当地向更为激进的“一胎化”方向演化。看到这些后，身为农民儿子的梁中堂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同时他也越想越忧心， “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的人口问题。 此外，在对部分地区的样本分析后，他发现“一胎化”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
6、有过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 于是，他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完全逆主流的论文，不仅提出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的质疑，更通过调研和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性方案“测算显示其完全能达到不亚于一胎化的人口控制效果。 ” 显然，梁中堂的这种判断是对的，也是超前的。但在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他这些话并未引起重视。当时，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尽管提议无果，梁中堂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试图把自己的声音向更高层传达。 5 年后的 1984 年春节，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
7、再次上书中央，建议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 这一次没有让他失望。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进行小范围试验。最后，在梁中堂的持续争取下，翼城县的“二胎”试点终于获得了当时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 从此，翼城这个山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盛产小麦的小县，成为了中国的首个“人口政策特区” 。翼城县有了一块计划生育的“试验田” ，这块试验田曾一度被定为“国家秘密” ，在这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必须“晚婚晚育” ，同时怀上两孩有“间隔” 。正是这块“试验田” ，证明了“二孩”政策的合理性，为今天的“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事实的基础。但“试验田
8、”来之不易，它倾注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超越计生框架看生育 在梁中堂主持下， “试验结果”出乎意料。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 20 多年的超长期“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增。相反，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1982 年至 2000 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 25.5%，山西省增长了 28.4%，临汾市增长了 30.4%，但这个“二胎试验区”却只增长了 20.7%，人口数量从 25 万人增长到 30 万人。 在翼城试点之后，全国总共有 13 个小城市计划试点“二胎” ，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让梁中堂非常兴奋。1987 年，
9、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在翼城召开了 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而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禁外传。 翼城试验证明了中国农民不会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乱生孩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成功的。但梁中堂认为，翼城试验也是失败的，因为一个被证明了的“真理” ，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承认，更无法被推广。 1991 年，有关部门再度强调了要贯彻现行的“一胎化”政策。随后，其他试验区被陆续取消，只有翼城一地得以保留，这和梁中堂本身的坚持，以及翼城作为首个试验区的“特殊地位”分不开。 梁中堂并未放弃，他不断发声、不断写报告，呼吁中国的计生政策回归到允许二胎这样更加“人本”的道路之上。但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
10、，这让他心灰意冷。2004 年，梁中堂已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官至厅级。他选择了离开，决定到上海，在一个曾经“一胎化”执行最严格的地方，重新开始对人口政策发展历史的梳理。 中国的知识界开始质疑“一胎化”政策，其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 2010 年之前，质疑者并不多。 而在 2000 年之前，更少有人敢于和一项被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较劲。在经济增长的狂飙之中，多数知识分子关注着“大问题” ，或者现实的“经济问题” ，并不愿意在计生问题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花费唇舌与时间。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 1970 年代末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二胎政策开始，梁中堂是在以个人的力量，和这项饱受争议
11、的“基本国策”较劲了数十年。 不过，现在的梁中堂开始了“反思” ，他的整个人口学框架正在彻底颠覆。他说，此前，不论是上书中央领导，还是主持翼城试验，他都是在计生政策“框架”之内进行的。而现在的他认为，应该超越这个“框架”来看问题。 “生育是人民的权利。 ”在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推出之后，当有记者问梁中堂，如何评价这项“进步”时，他会强调生育的私人性，反对外界的过多干预。 梁中堂坦言，中国的计生政策肇始于“十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太穷太弱，就业、升学乃至吃饭问题都极为严峻，这种严峻的情况给了决策者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这些压力都与人口太多有关，因此必须控制人口。 值得思考的是，计划生育这项重大国策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正要改变并不容易。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体现了中央高层的决断和魄力，也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和像梁中堂这样的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的呼吁和努力。 （摘自南风窗2016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