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工体制与中国模式的终结富士康事件、本田合资零部件厂工人罢工事件，以及今年以来发生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件标志着，性急的文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中国模式”已经终结。 本来不存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什么中国模式。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这一事实未必能够证成“中国模式”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历史上，经济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事例频繁出现过：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希腊、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等，都有过经济增长的奇迹，像美国、德国、日本等大国甚至一冲升天，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至于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更是大幅度提升。拿这些指标来说，中国只能相形见绌。如果中国可以成为一种
2、模式，这世界上该有多少种模式？ 即便真有所谓中国模式，高谈阔论者的唾沫星子还存空中漂浮，这个模式就已经终结了自 中国模式论的唯一依据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出现的超常规经济增长。但仔细分析，实现这一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前提，这包括：第一，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这里的企业家既指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家” ，更指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lp）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来被强行淤积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可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体系中寻找更高收入的机会。第二，全球性分工交换体系的扩展，由此，中国人可以方便地利用外部的制度、知识、资本、资源和市场。第三，一个强政府，
3、它大体上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让上述经济增长的实体性因素可以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组合。 应当说，凡是经历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依赖这些要素，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中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抑制这些因素，经济因此陷于停滞状态。1980 年代之后，这一抑制性制度松动，上述因素得以发挥，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随之，社会领域也发生了良性变化。 当然，有些人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是因为，权力比较强大的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正确政策，有些人把这些政策组合称为“中国模式” 。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倒也成立。不过，恰恰是由这些政策组合构成的中国模式，乃是一个坏的模式。正是政府这个中国模式制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
4、的严重问题，让中国模式的终结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较优势“战略”与农民工体制 这一中国模式的核心政策是“比较优势战略” ，该战略的基础则是“农民工体制” 。 中国确实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过，有些专家把比较优势理论与对政府的巨大希望混合在一起，发展出所谓“比较优势战略” 。它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政府很乐意实施这样的战略，并且通过法律和政策，创造与维持了一个农民工体制。 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相关联的经济与财政体制，农村的内生性增长和产业升级基本上被抑制。追求自身幸福的年轻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转移到沿海新兴工业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打工地，这些劳工的国
5、民权利被忽视甚至剥夺。法律不给他们任何希望，因而，他们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政府也不许工人集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他们的工资也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基本上，这些农民工是完全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社会身份，只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 农民工体制让中国的劳动力异常廉价。从乡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比较廉价，固然与市场的供需关系有关。但是，法律、政策歧视性地、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也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权利。举例来说，他们无法带领家人在城市定居，被迫单身在城镇工作，八年、十年之后又被迫返回乡村度过余生。这一事实必将大大地降低他们对工资的预期，又会在相当程度上使他们
6、容忍不公正的制度。 农民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平等，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被体制化，则显示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居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缺乏化解这种不平等的愿望。事实上，政府和企业显然在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通过种种政策，让农民工体制永久化。比如，迄今为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缺乏像样的户籍制度改革决心，更不要说方案。 这一农民工体制确实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限。但是，这样的战略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更多地只在理论解释意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有待于发现甚至创造的，因而必然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假定，政府可以确定比较优势并利用之。政府据此出台的种种制
7、度把某一时间点上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固定化。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地持续低估。这当然对全球资本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在普通劳工被严重低估的工资的基础上，沿海地区形成一整套产业链和经济结构，它通过劳动力、资本、制度、环境破坏等资源的高投入，实现着超常规增长。 中国模式的终结是一件好事 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系统地忽视、限制劳工权利的“比较优势战略”具有双面性：它在最为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问题。2004 年这样的体制就已经显示出严重问题：内部是经济、社会结构
8、的失衡，比如贫富急剧分化，另外还有严重的内外失衡。但似乎无人愿意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因为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啊，中国模式论也就是借着这个快速增长的东风而兴起的。 几乎就是从那年开始，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代际替换，到这两年完成，那些被人为维持的廉价劳动力体制压制的年轻劳工，终于不愿忍受下去。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本身就是民工发出的消极抗议，今年以来的富士康员工频繁非正常死亡及各地年轻劳工的停工事件，则意味着他们发出了更为积极的抗议。农民工体制动摇了，而这就是令人自豪的中国模式的根基。 与此同时，社会已经显示出断裂的迹象：底层充斥着失落感和绝望，极端性个人犯罪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心态
9、的写照。精英在经济、政治过程中不加节制，造成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又不负责任，在强烈的不安全感的驱动下，大规模逃离中国。穷人与富人、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在此清楚表现出来。一个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算是什么模式呢？恐怕只能说是中国问题模式。 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神话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的变革和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中国模式论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优良秩序。这个世纪最初几年，学界还在讨论，中国应当如何转型，或者讨论中国、俄罗斯转型的模式哪一个更好。这几年来，似乎很少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了，事实上，人们已经很少提到“转型”这个词。中国模式论则等于宣告，中国已经达到了一种优良秩
10、序，不仅对中国是优良的，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意义总结中国模式者都有一种向世界传播成功的中国模式的雄心。 今年以来发生的诸多现象证明了其实，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体制转型，不要说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还没有达到优良状态，即便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本身，也带有强烈的“前现代性” 。 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地进行自由合作与交换。农民工们显然没有从法律上、政治上获得平等对待，他们甚至在人格上也被视为次等的。农民工体制的本质就是，方面，在乡村，他们的土地产权等权利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工业地区，他们作为国民的政治、法律权利被打工地政府忽视甚至限制、剥夺。他们确实可以住城乡之间进行选择，但他们被
11、迫在极为挟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他们的境遇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他们本来可以获得更多改善，农民工体制剥夺了那些本来应该也可以属于他们的社会福利。 基于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的经济体系.注定了将会落人无法自拔的陷阱。不平等意味着弱者、穷人不被尊重，反过来，对他人的不尊重必将败坏强者、富人的心灵，诱导其进入一个畸形的结构。举例来说，农民工体制让企业家产生了中国劳动力可以永远维持廉价的幻觉，因而企业始终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一旦年轻劳动者发出抗议，不愿继续忍受自己劳动力价值之被低估，企业就会发现，自己根本缺乏应对的能力。那么，现在精英群体是否已经惊醒？关于优良治理，这个世界上段有什么独辟蹊径可言。
12、这个世界上合理的和可行的治理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本的詹理。这个治理模式以人的普遍的、平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为前提，也以此为目的。中国模式背后的农民工体制，则显然与此相悖。 今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宣告这种农民工体制及建立于此一体制上的中国模式准以为继了。出路只有一条：回到优良治理的正道。富人、精英应把穷人当成平等的、完整的人来看待。他们不是廉价劳动力，也不是什么“农民工” ，他们是平等的国民。整个体制应当承认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础上，徐图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必追求什么超常规增长，而应当追求社会的均平。这也许谈不上什么模式，但国民的幸福感将会普遍提升，不论是穷人、富人、大众、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