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情变味，归途何在？只要涉及到移风易俗，政府便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尴尬处境：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掌声一片立竿见影；指导人民群众，毁多誉少举步维艰。 “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曾经的节庆除了热闹，就是热闹，没有多少浮夸的影子；“君子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曾经的朋友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送礼也就是送份心意。 近年来，奢靡铺张的风气，你攀我比的心理，将人情往来逐渐异化为人情负担。鲁西南地区的一些农村，彩礼要用秤称，一般是 3 斤 3 两的百元大钞，足足有十多万元；而某地女大学生寒假一个月连吃 20 家酒席，送出 4000 元礼金，背后是民间办酒形成利益链，收礼和送礼陷入“死循环” 。当人情异化
2、在贫困地区上演，情况将变得愈加复杂难解。 人情变味，归途何在？ 看看别人是怎么“治酒”的 如今，从城市到乡村，5 毛钱的礼金你听说过吗？ 山东淄博南太合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就会无偿去主家帮忙，乡里乡亲都只收 5 毛钱礼金。 规矩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定下的。据村民刘培森回忆，那时随礼两毛钱，全家几口人都去吃席，婚宴至少得摆上几十桌。 “宁可吃不完把饭菜一盆倒掉，也不能准备少了给乡亲落下口舌，攀比之风越来越严重。 ” 1984 年，当时的村书记提议红白喜事只收 5 毛钱礼金，得到村民们的一致拥护。30 多年来“规矩”一直没变。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山东陵县南街村。
3、该村 1994 年就成立“红白事理事会” ，并制定了酒席标准：白事每桌 6 个菜，一桌下来不超过 100 元；红事每桌 16 个菜，8 荤 8 素，6 瓶酒，一桌下来超不过 200 元。 近年来，一些地方深受酒席之苦，开始自发推行这种 “红白喜事理事会”机制。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四川安岳岳新乡在桃坝村、新田村试点运行“红白喜事理事会” ，制定了红白喜事理事会章程 ，并在村民中广泛提倡，还将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写进村规民约。 当地在婚丧喜庆方面风气的转变，还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息息相关。富顺县飞龙镇党委书记熊恒义说，出台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办法后，公职人员一旦发现违规的，都严
4、肃查处了。这样从上至下，一级带动一级，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四川省蒲江县明确规定党员干部随礼标准不超过个人月收入的 10%，为党员干部操办、参加婚丧礼庆提供了量化标准。目的是要求操办者节俭办事，防止借机敛财，也减轻了沉重的“份子钱”负担。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当地办酒敛财的风气。 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等部分地区已形成办喜宴不收红包钱的习惯。时至今日，在佛山农村，很多宴席依然会在祠堂里摆，让祖先也跟着沾沾喜气。一般每桌 8 人，凑齐了人就开始吃。主人还会发食品袋，让吃客打包。 佛山民俗学家李良辉认为，佛山人重礼，不收红包的风俗是上世纪90 年代由一些个体户提议
5、的，后来大家都希望不要“失礼”于人，于是相互模仿，减轻了人与人交往的压力，也不伤彼此感情，形成了一种新的地方文化。 同样，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祝寿乔迁等，红白事项“只请客不收礼”已成为江西石城县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甚至旁边的宁都等县也受到了影响。赣南师范大学教授温涌泉认为，转折点在 1997 年，当地农村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免礼请乡邻吃酒席，大家都觉得省事。后来政府应势利导，在与民众互动的过程，促成当地“只请客不收礼”的新风尚。 政府有本难念的经 只要涉及到移风易俗，政府便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尴尬处境：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掌声一片立竿见影；指导人民群众，毁多誉少举步维艰。 据中纪委网站披露，自八项规定颁布
6、以来至 2015 年末，全国已查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 9763 起，11445 人受到处理，7758 人受到党政纪处分。高压之下，党员干部操办各类酒席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一些地方民间大办、滥办之风依然兴盛。 在贵州农村某地，买一辆摩托、母猪下崽、甚至剃须转运都能成为办酒理由。2014 年来，贵州各地出台政策以刹“滥办酒席”之风，但政府的治酒行动却遭到一些民众的强烈抵触。毕节织金县一个月内曾曝出两起干部因阻止村民办酒被村民打伤的事件。 为治酒，有的地方用心良苦，软硬兼施。既通过干部饭点上门守候宣传拖过办席时间的软办法，又采取强行熄火没收东西等“硬措施” ，来治理民间大操大办之风。但有村民表示不理
7、解，指责政府强行熄火端锅的行为缺乏依据。 这也正是政府治酒的软肋所在。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干预民间习俗，能不能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这涉及到政府用权的边界，一不留神就会陷入“管得宽”的指责，甚至走到“违法滥权”的危险边缘。 因此，政府必须注意“姿态”和“尺度”问题：是强力推行还是有序引导，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实事求是？把握不好这样的尺度，就很可能既达不到倡导新风的效果，更会引来群众的怨言。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面对移风易俗的棘手事，只能袖手旁观。法律也赋予政府出台行政指导性文件的权力，而指导能否见效，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治理智慧。 去年年底，四川金阳县出台相关文件，做出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 6万元，丧
8、事杀牛的数量不能超过 10 头等规定，在网上曾收到一片“管得宽”的议论。与负面舆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干部、群众的支持响应。 放马坪乡屯子村的俄底阿泽老人去世，其子俄底只佳本打算宰杀 120头牛，而他家确实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村干部闻讯，发动俄底家族中德高望重者一起来做俄底只佳的思想工作，最终只杀了 10 头牛。俄底只佳告诉记者， “省下五六十万，把房子好好修一修，送娃娃出去把书念好，也对。 ” 金阳县政协委员杨堵且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调研报告，参加调研的人中 61%认为高价彩礼和铺张浪费的问题非常严重，以至礼金、杀牛多少能接受，都有详细的调查数据支撑。 “出台文件前，还开了十多次研讨会。 ”如
9、此谨慎，就是为了移风易俗的倡导能够站得住脚。 当地规定婚宴桌数不超过 69 桌，外面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们的酒席很简单，每桌就一盆坨坨肉，一盆酸菜汤，一盆米饭。村里来帮忙的，男女老少就要坐 20 桌，再加上彝族家族大人口多，不超 69桌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和汉族地区一样限制到 20 桌，恐怕是没有办法落实，只能慢慢来了。 ”杨堵且说。 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民间办酒是自古以来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 ，也是地方风俗的一种传承，本也无可厚非。因此，政府治酒是治“乱”而非“禁” ，分寸和方式必须把握好，既矫治变异的人情，又不伤人心。 人情在情不在礼 前面我们在到底图个啥一文中，梳理了
10、大操大办的三种典型心态，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国人文化基因里的“面子”思想作祟。 因此，要破除铺张攀比的风气，就必须认清“面子”心理，并从中解脱出来。须知婚礼的意义不在排场有多大，而在祝福有多真；不在办酒的人家有“面子” ，而在结婚的新人能和和美美过日子。 民国时期的集体婚礼是一大景观。1935 年，上海在江湾的政府大礼堂举办首场集体婚礼，57 对新人结成佳偶，上千人前来观礼。上海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作证婚人，新郎蓝袍黑卦，新娘粉衣白纱，简朴典雅颇有韵味。这比围城中所描述传统婚礼上新人狼狈不堪的可怜样子，美好到不知到哪儿去了。 再说葬礼，厚养薄葬的观念应该得到推广。有人说，给死人烧钱不如给
11、活人尽孝。确实话糙理不糙。有的农村老人生前处境凄凉，子女对其不闻不问，死后葬礼却极其铺张。这样的“孝” ，绝不值得提倡。 至于办酒敛财更是没有必要。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最后的结果是全输。钱谁也敛不着，而情，却在年复一年的彼此算计中消磨殆尽了。 民间办酒，之所以会出现“面子”当道，攀比风盛的情况，除了敛财之外，衰落的文化生活、空虚的精神世界也为歪风的生长提供了精神土壤。 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邓亦武是湖南沅陵县人，在对故乡的观察中说道：“以油房村为例，妇女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话题总是很单调，除了谈论各人子女是否有出息，村里的花边新闻，就是热衷于比较谁在某一场喜事中出手最阔绰。 ”在中国农村，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 因此，想让变味的人情回归理性和本真，如果不从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重塑健康的人情观入手，永远只会治标不治本。想想看，当人们不再专注于办酒之事，大操大办成为笑话，借酒敛财为人不齿，还有谁会愿意去受这份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