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森“起义”为何遭拒1949 年末，二野进军大西南时，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起义，并受到我军热烈欢迎。唯独大军阀杨森的“起义”要求，遭到了刘伯承的断然拒绝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 1949 年 8 月，毛泽东、蒋介石都认定“在大陆的最后决战在四川” 。蒋介石决意在四川与毛泽东作最后决战，部署胡宗南 20 万大军把守四川北大门，宋希濂率 18 万大军阻遏林彪所部由东大门入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确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方针是“声北击东” ，贺龙派部进攻胡宗南，摆出攻打川北大门态势，刘邓大军从川东、川东南暗渡陈仓。 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迅速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命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
2、之部队，在正面迟滞解放军行动；命令胡宗南、张群等部，悉数退向成都，企图向西康和云南逃窜。这时候，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歼灭，西南境内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和气馁。 刘伯承、邓小平坚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12 月 6 日，令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又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同时，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所部越过秦岭，兼程南下，由北面压向敌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一直未曾放松。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
3、作。 11 月 21 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这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 月 9 日，川、康、滇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率部在昆明、雅安、彭县宣布起义。12 月 10 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部在贵州盘县起义。12 月 11 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这些，都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 二野情报处与郭汝瑰起义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
4、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汝瑰本来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后来，二野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后，却一直无法联系上与郭联络的任廉儒。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同学，任廉儒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 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 22 兵团司令兼 72 军军长。 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
5、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时任二野情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陪同任英儒去找任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最终，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 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除郭汝瑰之外，还有其他中央转给二野的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 95 军军长，时
6、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 28 集团军总司令） 、鲁崇义等。 西康省主席、第 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二野参谋长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 1949 年 12 月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 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 年 12 月中旬，国民党第 7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 16
7、兵团副司令曾韪元、第 15 兵团司令罗广文等宣布起义，第 5 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7 日，成都宣布解放。 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时任国民党第 20 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当年刘伯承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刘伯承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
8、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 杨森的“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等人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 （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汇报后，非常生气，说：“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
9、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 ” 杨森碰了个大钉子，最终只能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 。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 ，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住。 （据国防时报谢武申/文） “文革”时美国通过大字报窥探中国 美国中情局曾于中国“文革”时期大肆搜刮情报，并对中国领导人的健康情况、从政风格进行大胆分析，而大字报就是中情局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 大字报成为情报来源 “文革”期间，美国主要是在香港、澳门设立情报部门机构，从那些过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商人那里搜集各类信息。他们在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正式文件的同时，也尽量搜集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特
10、别是大量有关红卫兵的报纸以及各地的大字报。 由于“文革”期间众多对立的派别互相攻讦，彼此大揭对方的老底，从而披露了相当多不可能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中得到的信息，所以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字报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基于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在 “文革”期间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中国的政治形势及走向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 北京市档案管理局 1966 年的“情况反映”中显示，有些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阅读档案、公布档案，甚至强制接管档案。这一时期，档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压力和冲击，失密、泄密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在“文
11、革”期间，不少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利用过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有的机密文件、档案和资料被扩大了阅读范围；有的档案被群众接管；有的人把一些机密文件、档案、资料的内容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发生了一些失密、泄密现象。 中国领导人被窥伺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消息的来源则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两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份是传闻毛泽东 1
12、966 年 4 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这样的小道消息很不确切，况且，波兰医生参与会诊似乎也不太可能；另一份是1967 年 3 月 2 日关于毛泽东“老态龙钟”的情报信息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 ， “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 。消息来源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暂且不论情况是否属实，可以想见，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状况的情报。 美方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他们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自然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 1967 年 9 月 8 日，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对周恩来在 “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需要格外重视。 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周恩来也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 “文革首席执行官” ，他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等。但他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会见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据老年生活报李家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