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新一轮改革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摘要：当前，我国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问题。由此决定新一轮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对象是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打破垄断，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支持创新。在新起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和关键都在于改变“三农”的落后状况。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是在农业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在制度上提高农业投入收益率，从而提高农民获取现代要素的能力。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农民的城镇化，使农民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需要在改革中打破
2、城乡二元体制。 关键词：改革；创新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1-0001-06 我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 30 多年，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拉开序幕。尽管改革有延续性和路径依赖，但这一轮经济改革处于新的发展阶段。由阶段性特征决定，服从于发展目标，这一轮经济改革无论是内容还是路径都与过去的改革有明显区别。 一、在改革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我国从 2010 年起 GDP 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3、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 GDP 超过 5000 美元，也就是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起点上，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提出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要求。这里有两方面要求：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就发展方式来说，我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方式还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发展目标单纯追求 GDP；二是发展战略突出外向型；三是发展要素依赖物质要素；四是发展条件依靠高储蓄和低劳动成本。这种发展方式面临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供给不可持续，使这种方式的发展进入极限；二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国际竞争
4、力下降，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成本方面竞争，又无法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竞争。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 中做了解释，一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市场国家，直到 2006 年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3000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难以突破 1 万美元，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面临的“中等
5、收入陷阱”威胁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二是腐败指数也达到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这两方面威胁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面对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产生的低效率问题，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则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改革的发展效应是明显的。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不但过了温饱阶段，而且已经或正在进入小康阶段。在这个阶段，居民关心教育与健康问题，也产生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对公平性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低收入阶段为谋求发展，人们可能容忍收入差距
6、扩大，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显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改革热情的充分发挥。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的改革就值得思考。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进程。人民不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会继续支持改革和发展。这就有必要适时提出将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公平性发展涉及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尽管现阶段公平性发展是以前一阶段的效率性发展所提高的效率为基础，但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需要新一
7、轮改革来实现。既涉及收入分配改革，又涉及资源配置机制改革。 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改革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对象是过去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要在体制上解决推动 GDP 增长的动力，现在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这也符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他在 1992 年视察南方时就提出，等到沿海地区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要提出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按此思想，转向公平性分配在收入分配体制上需要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提高低收人群体收入，二是扩大中等
8、收入群体比重。与此相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前一时期分配的指导思想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相应的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场调节，再次分配靠政府调节。现在为实现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讲效率，也要讲公平。在资本、劳动、管理、技术投入都参与收入初次分配的条件下，需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机制。与此相应的调节机制，不能只是市场调节，更需要其他方面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规范、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二是在再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的机制。再分配更加讲公平，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9、，需要相应的体制来保证。首先，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先富帮后富的机制，除进一步完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外，当前最重要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间的均等化。在此过程中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 ，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 ，使低收入群体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改革中，市场化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了，如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职能。现在这些公共服务应该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 ，以保证低收入者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其次，完
10、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和对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主导性作用。 三是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权利。公平分配不是拉平分配水平，在现阶段所能做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权利的公平。目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权利的不公平。其中，包括以权谋私和财产占有的不公平，这也是人们不能容忍的。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两方面推进。首先，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进行惩处，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也就是不给权力设“租”和寻“租” 。其次，针对财产占有的不公平，需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允许发展私人经济，并且承认财产性收
11、入是改革的一大进展。但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又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财产占有上的公平权利，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可行的是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流转获取土地收入。依靠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而且，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是稳定向上的结构。贫富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越大，社会矛盾越小。 显然，面对“
12、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层面解决好公平发展问题，实质还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提高效率上的作用，但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在改革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历经 30 多年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并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谈当前的改革，改革目标需要有明显调整。如果说前 30 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当前的改革则是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近极限，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式已无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发展的驱动力需要转向创新驱动。 中共十八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13、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当前，我国的发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新的发展资源。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通过改革解决好这个核心问题，就可以产生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新动力。 发展的动力首先是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改革到现在所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的垄断严重削弱市场的活力，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竞争机会不公平。垄断价格、垄断收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现阶段，市场垄断的突出表现是民营企业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与国有企业竞争，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和从
14、金融等方面获取资源遇到一系列歧视性条件。这实际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由此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 。其后果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不能充分释放，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扩大竞争性领域，也就是把能够竞争化的生产环节尽量放开竞争，缩小垄断范围。国有经济不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争利，保证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和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另一方面的垄断问题则与收入分配相关。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垄断收益，主要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稀缺资源（如石油）的公司和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电力）的公司所获取的垄断收益，这部分收益不是靠自身努力得来的，应该通过资源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方式上交
15、国家，余下部分进行收入分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平分配。 已有的经济体制尤其是改革中形成的市场体制，基本上是调节物质资源投入的体制，也就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体制。现在转向创新驱动，仍然需要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竞争会形成创新的外在压力。但只有市场调节是不够的，这是由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决定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时特别指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不关注创新，是因为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已有资源（尤其是有形要素）的配置问题，目标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此时，市场尤其是竞争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最为有效。而创新驱动依靠的是非物质的创新要素，即知识
16、资本、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目标是创造新要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 。这里，单纯靠已有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够的，需要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而这两个制度安排是不在已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的。 首先是激励创新制度。斯蒂格利茨依据信息不完全理论明确认为，只在竞争条件下不能解决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原因在于， “当存在创新时，市场过程不能自动地确保激励竞争或快速研究开发的发生” 。这就是说，在激励创新方面市场是失灵的，需要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垄断，以为垄断会阻碍技术进步。但在知识和技术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具体地说，创新成果的成本有创新成本（信息成本）和复
17、制成本（扩散成本）之分，创新成本明显大于复制成本，创新成果的复制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其他厂商不付成本地从创新者那里获取创新成果并得到收益。其结果是创新者的创新成本得不到补偿，研究开发投入得不到回报，必然严重挫伤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因此，创新的动力在于创新成本得到补偿并得到创新收益。由此提出垄断对激发创新动力的价值。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需要强化竞争环境，更需要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垄断条件，使其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从而产生创新动力。 保障创新者创新收益的制度安排就是明确并保障创新技术的厂商拥有垄断收益权（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 。新技术的推广只能通过购买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途径进行。如果有人复制和采
18、用其创新成果，创新者就要从复制者和采用者那里获取收益，从而补偿其创新成本。这种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独占，不但不会阻碍创新，还会成为创新的动力，也有利于新技术推广。 其次是政府的积极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正如波特所指出：“当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知识积累时，国家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创造与保持竞争优势也变成本土化的过程。 ”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使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
19、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需要由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二是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其他人分享创新收益的边际成本为零。 ”这种公共性特征不仅需要政府规制，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或引导性投入。美国政府支持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重大科学计划，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起到巨大作用。 当今，科技创新以科技进步为源头，包括企业技术创新与大学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政府的作用就是对这两个创新体系进行集成。集成创新体系指创新系统中各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从而形成
20、协同创新。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提供激励性政策和体制，既要激励从事知识创新的大学和科学家向前走，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也要激励企业和企业家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并敢于为孵化新技术投资。这两方面的激励实质是激励产学研协同创新。 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建设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着力打造“七通一平”的引进外资的环境。现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引进和集聚创新资源，相应的需要解决好两个体制问题：一是活跃的风险和创新投资，既要有活跃的敢于向孵化新技术提供投资的风险投资者，也要有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创业投资及时进出
21、的完善的股权交易市场。二是集聚创新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创新环境和开发环境不完全相同。前者更重视人力资本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这就需要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有效，但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业化的环境和体制。 显然，就转向创新驱动来说，经济改革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压力等，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政府自身的制度创新，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文化环境。 三、在改革中克服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是典型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国家。 “三农”问题是发展的基本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是，以工业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民进城解决农民问题。这对“三农”发展起到明显作用。对“三农”来说，这种发展基本上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