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民对话之“圆桌会议”【编者按】 在利益日趋多元化的年代，公共管理亟需通过民主化的改革，建立起官方与民间的有效沟通渠道，推动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形成良好的互动，最终达致和谐社会的目标。近期在重庆出现的“圆桌会议” ，就是一种颇具价值的民主试验。 初试，和平社区清除垃圾顽症 方圆两平方公里的社区内居然找不到一个垃圾箱，社区道路旁经常堆放着成堆的垃圾，随手乱扔的果皮纸屑到处可见这些令人难堪的场景，曾令重庆市万盛区和平社区八千多居民苦恼异常。 和平社区曾是一个厂矿家属区，社区内至今仍保留有企业和学校。据说，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和平社区的居民们曾试过不少招数，或聘用物业公司、或雇请私人进行处理，每回都少不
2、了挨家挨户收取“垃圾费” 、“清洁费”之类的费用，但都未能彻底改变脏乱面貌。直到不久前，和平社区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圆桌会议” ，事情才峰回路转。 所谓“圆桌会议” ，缘于一项名为“信息对接与圆桌对话会议制度”的研究课题。据负责该课题的重庆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许玉明介绍:“信息对接与圆桌对话会议制度”是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项公共管理民主化建设课题。 “圆桌会议”是存在利益关联的各方为解决矛盾冲突而采取的一种特殊会议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参会者席位不分主次，各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寻求问题解决方案或达成相互谅解。许玉明强调：“圆桌会议充分体现了平等、理性、公开、公正的
3、时代精神。 ” 首次演练“圆桌会议”的机遇，幸运地落到了和平社区头上。这一天，万盛区环保局、市政局、建委和东林街道办事处的有关领导，以及和平社区内的学校、银行、厂矿负责人和居民代表等等，一共三十多人济济一堂，议题正是困扰和平社区多年的垃圾顽症。 “大家交了钱，可还是天天生活在垃圾堆里。原因是没有垃圾箱，行人只能随手乱扔，再怎么扫也扫不干净。 ”率先发言的社区居民代表徐慧群，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症结。 面对居民代表的质疑，区市政局有关领导解释说:由于涉及到重新规划拆迁，和平社区的公共路段目前还没有条件安置垃圾箱，但市政部门会通过增加垃圾清运次数的方式来缓解矛盾。 设置垃圾箱的经费是个难题，东林中
4、学的黄校长主动承诺，在学校周围，可以帮忙用砖头和水泥先制作一些简易垃圾箱。而在“圆桌会议”进入尾声时，和平社区的上级单位东林街道办事处主动接下重担，牵头负责在和平社区设置垃圾箱。 和平社区居委会主任李群感慨道：“虽然会议只有短短半天，却解决了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过去一说到垃圾问题，各单位都是相互推诿、扯皮，现在政府部门和社区群众当面锣，对面鼓地平等对话交流，谁的责任都推不掉。 ” 再试，孝子河清污有望 “圆桌会议”初试告捷后，万盛区很快启动了第二次试验。此次“圆桌会议”在万盛区政协会议室举行，二十多张桌椅围成一圈，参会人员不分主次团团围坐，颇具“圆桌”的气象。 此次“圆桌会议”的对话主题是孝子河
5、治理。孝子河发源于重庆南川，属长江二级支流，是万盛区的“母亲河” 。然而近年来，由于十多家煤矿、化肥厂、电厂大量排放生产废水，孝子河已遭到严重污染。一位参会者指着会场上挂出的黑漆漆的河道照片，痛心疾首地直言：“孝子河的污染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 与和平社区的垃圾问题相比，孝子河的治理显得更为复杂，这从参会者的身份就可见一斑。参加此次“圆桌会议”的代表中，具有官方背景的有 10 位，分别来自区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他们被归为责任方。另有 11 位非官方代表，包括本地政协委员、居民、村民、环保志愿者等等，他们被视作利益方。正因为孝子河的治理牵动多方责任和利益，因此似乎更能检验“圆桌会议”
6、这一新型民主机制。 区水务局的一位代表披露说：“孝子河治理四年来已投入了约一千五百万，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开展进一步的治理。 ” 一位居民代表随即批评说:她曾亲眼目睹一项堤坝工程炸了两次，原因就是设计不合理.“反复施工浪费了有限的资金，政府部门事前应有所规划。 ” 负责河道飘浮物处理的市政局代表表示：“我们只有两名执法人员，而沿河居民倾倒垃圾现象很普遍，又具有隐蔽性，执法难度非常大。 ” 一位具有政协委员身份的代表却认为：“虽然有 10 个部门参与孝子河的治理，但是各自的工作职责并不明确，也缺乏牵头协调的部门，治理效果当然不够理想。 ” 尽管上述对话颇具针锋相对的色彩，但主持此次“圆桌会议”的
7、万盛区政协副主席冯天俊认为:“整个对话显得温和、有序。 ”此前，他一度担心利益方代表会对责任方进行指责，进而引发“冲突” ，但实际上利益方代表都很理性，发言也很有水准。 耐人寻味的是，参加此次“圆桌会议”的代表，事先并不知道这是一场被事先设计的民主实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最真实样本。 ”万盛区的一位负责人道出了其中玄机。 未来， “圆桌会议”能否推广 据了解，重庆市的“圆桌会议”试点首先选择从环保议题入手，并从社区环保逐渐推进到区级环保、市级环保。然后，重庆市将在卫生和公交领域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推行这一新型民主机制。重庆市社科院还将把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带到北京，在世界银行
8、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进行展示。 “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传统做法是政府单向发布信息，公民被动接受。 ”重庆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许玉明指出，近年来，政府虽然开始推行与公民面对面的听证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比如，听证的议题都是政府单方提出来的，公众的参与性也不强，大多认为说了也是白说，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 “而圆桌会议对话制度首先体现了平等性，组织者不是政府，而是政协、人大、新闻媒体等第三方，这些组织者既不存在利益关系，同时又具备专业和权威性。 ”许玉明说。 许玉明进一步分析说：“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社会矛盾，政府也希望听老百姓的声音，接受公众监督，但这种监督一是缺乏信息渠道，二是无制度推动。由
9、于双方信息沟通不畅，老百姓有积怨，往往产生过激行为，而政府则认为对方是刁民 ，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和谐。 ”许玉明认为， “圆桌会议”有利于消解官民“对立” ，因为这一民主机制“要求在理性、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让公众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并与行政职能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 。 “通过平等对话，与会各方达成谅解和共识，这是圆桌会议的价值取向。 ”万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明认为， “圆桌会议”对公众也是一种引导，能促使他们理性、全面地看待问题，进而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谐。 “解决问题并非圆桌会议的惟一目的。 ”在重庆市社科院专家丁新正看来， “圆桌会议”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政府与
10、公民互动机制， “群众有积极对话的欲望，并表现了充分的理性，而基层官员对圆桌会议也持欢迎态度，说明这项制度有发育的土壤” 。 不过，对于“圆桌对话”的效果，一些专家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目前的“圆桌会议”更多地是在展示一种民主形式，但却缺乏完善的配套制度。 “圆桌会议的协商结果如果缺乏强制性，会上信誓旦旦的承诺，就可能在会后被抛到九霄云外。 ”有专家指出，如果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监督力量， “圆桌会议”的协商结果很可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考” ，最终挫伤公众的参与热情，使“圆桌会议”难以为继。显然， “圆桌会议”要想成长为一个真正有效的民主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在公共管理民主化的探索道路上， “圆桌会议”已经留下了值得尊敬的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