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摘 要：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 “是社会的主要中心” 、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 ，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 20 世
2、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钱穆；以士释史；文化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谢进东，男，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项目编号：11QN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53-07 钱穆（18951990）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2以研治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借助于文化来研究历史，是钱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3、论，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1（序，P1）2（P7）那么，钱穆究竟是如何借助文化来研究历史的？笔者通过对钱穆国史著述的考察，提出：钱穆主要是通过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的。钱穆为何主张以“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他又是如何通过“士”来进行国史阐释的？其“以士释史”之合理性依据何在？其通过“以士释史”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历史观之形成是否有它特定的学术史背景？此文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影响如何？以上便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 “以士释史”：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认识的结果。受不同历史观影响的学者，对同种历史
4、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样貌。唯物史观的倡导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主线，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程划分为原始公社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几个阶段。3（P154）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则以文化作为解析中国历史的基本依据，以中国的“兵”文化（或称之为兵的精神、尚武精神）的兴衰、有无作为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以公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分为两大周，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命题，试图突破将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生硬地套用在中国史上的做法。4（P131-160）基
5、于经济与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历史观，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看法。然即便是同样从文3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若依据的文化内容不同，那么，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也会不尽相同。与雷海宗依据中国的“兵”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说不同，钱穆依凭中国的“士”文化或“士”精神来阐释国史，把中国自春秋战国以下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由“士”阶层作为“领导之基础”的“四民社会” 。5（P561）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作为阐释国史的依据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5（P561） ， “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6（P108）
6、 。问题是， “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以至可以“主持与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动？钱穆的回答，即“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 。他指出，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是自战国以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 。7（P121）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这些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秦之统一，南北朝世运之支撑，传统社会之赓续，学术文化之传承，全靠士阶层之担当与坚守。在钱穆看来，士对于秦之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
7、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 ”7（P45）钱穆认为，魏晋之后南北朝“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5（P272）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不过钱穆认为，政府贫弱并不影响学术发展，只因士阶层在朝廷养士尊士的风气中复兴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转益4兴盛。7（P49-50）元清两代，蒙、满入主中原，社会局势大变，但在钱穆看来，由于士阶层的坚守，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还是依然保持、传承了下来。7（P50-51） 其二，东汉王室之倾覆，魏晋清谈之祸国，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 ，明代政治之下滑皆由士之离心力渐长、崇尚清谈、轻薄及不受重用所致，尽管终未致传统社会崩溃，文化命脉全绝。钱
8、穆认为，东汉末年王室之倾覆，并非由于黄巾军所致，而实为当时名士之离心力逐渐长成的结果。5（P214-215）魏晋时期的分裂局面，在钱穆眼中亦是此一时期的名士清谈祸国的结果。5（P219-222）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为士阶层参与政治、进入社会领导中心广开进路，此后之社会似应渐趋开明。然钱穆以为，从唐之中叶到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黑暗社会” ，虽然此时传统社会犹未彻底崩溃，文化命脉尚未全绝。这一时期社会之所以黑暗，在钱穆看来，是由于当时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造成进士轻薄，士之内在精神尽失，社会之领导中心亦随之丧失。7（P49）钱穆从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治的角度出发，认
9、为明代政治“走上歧途” ，是由明太祖以一己私意，逆“尊师相，抑君权”之历史潮流而动，对士人的抑制造成的。5（P668-669） 钱穆从中国社会中的“士”这一特殊阶层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由秦至清涵括各重要朝代的社会兴衰、治乱与分合，以及这一长时期的学术传承和社会赓续，进行了一种视角新颖而又见解独到的通观性文化式解读。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运用以“士”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本国历史进行释读的文化历史观。这种依据文化自身特点来解释历史的做法，有其必要性5和合理性。但钱穆这种试图仅从士的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来解答中国近两千年的复杂社会历史变化的做法，又显得有些不够周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种历史
10、解释方式，实际上是过于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复杂事实及其矛盾性，而同时夸大了士在其中的影响力。在钱穆看来，秦之统一从最根本上来讲是由当时游士之“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所促成的7（P12） ，虽然他也承认其中有“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的因素。5（P120）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秦并六国之前的社会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朝着统一的趋向走去。吕思勉就认为，秦之统一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8（P323） 。再如，钱穆认为，西晋灭亡，天下瓦解，主要是由名士清谈误国所致。名士清谈即便是西晋灭亡的原因，那么，这种原因是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根本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陈寅恪虽认为西晋社会变乱在名士清谈的风气中孕
11、育，亦只承认“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9（P52）张齐明则认为：清谈误国只是西晋亡国的一个历史表象，其败亡的真正原因除了石勒等强大军事压力外，还有在晋武帝时就已埋下的祸根：行“封建”封诸侯， “罢州郡之兵” ，对东汉以来形成的“五胡内附”的民族杂处局面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晋武帝所托非人， “储后不顺” 。10 其次，钱穆在以“士”之本身地位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动时，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原因，而未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明士之本身变化的社会根源。在钱穆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兴衰与分合，实由士之不同身份及精神气质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所致。然而，游士6在秦并六国之时能
12、够抱持“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 ，何以到了东汉末年，士之离心力却渐长终致王室倾覆？西晋末年，名士崇尚清谈以致误国，何以到了南北朝，门第却成为世运支撑的核心力量？又何以到了中唐至五代，进士却又轻薄以致出现“黑暗社会”？同样是士，为何在不同时期出现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进而造成绝大差异的社会面貌？士的不同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社会根源？如果不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士之本身变化的缘由，那么，仅以士本身的变化为基点而作出的关于历史演变的解释，似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钱穆“以士释史”的一个缺憾。 二、 “以士释史”之依凭：“历史即文化” 钱穆为何主张“以
13、士释史”？其理论依据何在？这对于他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以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由于钱穆主张“历史即文化” ，故研究历史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精神。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士”阶层上。故而， “士”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中国历史精神，亦即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所以，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就应从其历史的领导精神，也即“士”精神入手。也即，只有从“士”入手，才能探究到本国历史的深意。 在钱穆看来， “历史与文化，此二者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14、。有了历史，才有文化，同时有了文化就会有历史。也可以说文化是体 ，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 ”11（P1） 。对于他来讲，文化与历史之所以7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就在于它们分别是人生和对人生的记载：“文化即是人生，历史乃是人生之记载。故可说，文化即历史，历史即文化。文化不同，历史亦不同。文化变，历史亦随而变。文化堕落，历史亦中断。 ”12（P123） 对于钱穆而言， “历史即文化”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关人生之事，还在于它们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 。他认为，历史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都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 。所以，对于钱穆而言， “民族、文化、历史，
15、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 ，故“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2（P6-7）而“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12（P147） 。 既然研究历史，就应找寻历史之精神，而中国历史之精神，即中国文化之精神。那么，何为中国文化精神？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13（P132） ，而这种道德精神主要即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钱穆认为：“士”十足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完整性，担负着中国社会人群之所以成其为社会人群之“理想”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分说明了“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所在。14（P87
16、-92）钱穆还曾多次强调士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认为士的精神与传统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传统6（P127） 。对于钱穆来讲，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即中国历史精神。而他又认为：“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 ”6（P116）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就具体体现在“士”的精神上。所以，8钱穆认为：“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 ”6（P129）对于钱穆而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士” ，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那么，由“士”切入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上述可见，钱穆探寻到历史背后的领导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即“
17、士”的精神。所以，钱穆虽主张“士”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 、领导“中国史之演进” ，但实际上强调的是“士”的精神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知此便不难理解钱穆所强调的“士”之“大同观念” 、“离心力” 、 “好名” 、 “轻薄”对秦之统一、东汉王室倾覆、西晋灭亡、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所造成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大同观念” 、“离心力” 、 “好名” 、 “轻薄” ，即指“士”的精神。其实，钱穆在其著述中经常使用“精神” 、 “意识” 、 “理性”等形而上的概念来指代历史演进的动因。缪凤林认为钱穆所使用的这些概念， “其义实与学术思想略同；论诸名之本身，虽富有形而上学的含义，但作者原旨
18、，并不含形而上学的意义”15。即便不含形而上学的含义，钱穆在解释历史进程之动因时所指的“士”精神或学术思想，都表明他在思想与实践之间更注重前者在历史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王晴佳就曾指出：钱穆历史观的基本特点，即“认为历史的运动由一种形上的、唯心的力量操纵。与这一力量相比，表现在历史中的所有变化，如制度的变迁、朝代的衰降、宗教的侵入，都只具有表面的意义”16（P97） 。 钱穆的这种过于看重思想的历史观在国史大纲中则又常常表现为，特别重视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钱穆在国史大纲 “引论”中曾表明：其治国史， “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9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
19、想 （例如战国先秦） ，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 （例如秦汉） ，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 （例如三国魏晋） ，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5（引论，P11-12） 。不过，通读国史大纲后就能体会到，钱穆即便在论述到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演变时，仍然注重的是“士”的精神或学术思想而非政治制度或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社会变动中的影响力。对此，王晴佳亦曾做过评论， “虽然钱穆在引论中说他会于客观中求实证但他在实际写作当中，则不完全能保持与他的设想一致。体现中国历史精神的学术文化，往往成为他解释历史变化、朝代更
20、替的终极原因”16（P95） 。总之，由于钱穆从精神层面来把握文化与历史，进而将二者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以致其在国史阐释中更倾向于思想（如“士”的精神）而非实践（如“士”的行为）在历史进程中的终极影响，这在历史动因的解释问题上似有一种舍本求末之嫌。 三、钱穆文化历史观的缘起、意义与不足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的形成，除源于他所持守的“历史即文化” 、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等观念外，还有其特定的学术史背景，即主要针对晚清民国史学界之“考订派” 、 “革新派”之弊病而展开的批评与纠偏。 钱穆将当时之史学划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 、革新派
21、（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 。传统派暂且不论，就“考订派”与“革新派”而言，10钱穆认为，这两派之治史各有优长和弊病，但总体而言皆是弊大而优小。他指出：“考订派”偏于历史材料，精密有加，但“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5（引论，P3-4） 。在钱穆看来，像“考订派”这种治史方式是他极不认同的。因为如此，便不能在通晓本国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其文化独特精神之所在，而这恰恰是钱穆所强调的治国史之第一要务。5（引论，P11） “考订派”史学的上述缺陷， “革新派”似能补救，因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
22、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钱穆同时看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5（引论，P4） 在钱穆看来，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的国人最大之无识，即认为中国自秦以下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 。这些不真的历史智识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 、 “文化革命” 、 “经济革命”过程中，为了其政治宣传从胸中臆测而来，并非他们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5（引论，P5-6）钱穆认为，此所谓“专制政治” 、 “封建社会”的说法， “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1（P39-40） 。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