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通经”以何“致用”摘要：道成之际，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西北史地研究渐成“显学” 。龚自珍、魏源关于西北史地的研究以及开发西北、经营西北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经世意识，也具有一些近代意识。二人西北研究的经世目的、政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也由于经历与时代的不完全相同而在经营西北、抵制侵略的策略上有明显差异。他们关于西北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人口、文化的基础性研究，不仅对于历史、今天的西部开发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经世致用” 西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67-72 道咸之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
2、，经世派恢复清初士大夫所倡导经世传统，揭露和抨击时政，要求变法革新，使得“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与社会主潮。伴随着这种议政变法之风，舆地学、风俗学、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风气，他们抛弃乾嘉之际考据取向，将考证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注目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 “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 ，以致“兹学遂成道光问显学” 。 龚自珍（1792-1841 年） 、魏源（1794-1857 年）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 、 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寂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2史一书” 。龚、魏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
3、一领域的各方面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关于二人经营西北、开发西北的思想并不多见，尤其是二人西北研究之比较。本文对此拟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 道咸问西北舆地学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从而在经学内部开创了舆地学传统。清儒注重地理学研究，不过一般以考证为中心。如梁份著有“西陲三书” （西陲亥步2 卷、 图说4 卷和西陲今略8 卷） ；祁韵士著有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 、 藩部要略 、 西域释地 、 西陲要略 、 新疆要略 ；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 、 新疆识略 、 汉书西域传补注
4、 ；洪亮吉著有塞外记闻 、 天山客话 、 伊犁日记 、 塞外录、 天山纪程 ；官方亦修了西域图志 、 皇舆西域图志 、 同文韵统 、西域同文志等书。关于西北历史的研究，有钱大昕的元史考异 、洪辉祖的元史本证等书。龚、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经过多次平叛，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对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的管理。这为关心西北边疆的经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也使之开阔了眼界。嘉庆以降，历史滑向“衰乱之世”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江河日下之势必然给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以一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一部
5、分士子将目光从古籍考证、3音韵训诂之学转向“经世致用” 。 龚、魏均以提倡“经世致用”著称，龚、魏西北史地研究与士大夫的经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通经”以“致用”的经世论在二人身上均有程度不一的表征。 龚自珍“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 ，同时“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 。他主张道、学、治三者结合为一体，而不应分割和对立。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天山南路张格尔叛乱，朝野为之震动。有感于此，龚自珍决计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 ，就西北问题提出全方位的治理政策。此文系龚自珍“筹之两年而成” ，以为“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 ；龚
6、自珍的北路安插议 ，亦是为了解决西域置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是由于“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而上的“安边”之议；与人笺 （与人论青海事序 ）阐述清代“崇黄教微指” ，以及如何保持国家稳定等问题。 龚自珍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文论还有：蒙古像教志序详述了黄教源流及其与清政府之关系；蒙古水地志序 、 蒙古台卡志序考察蒙古各旗及其地理状况；蒙古声类表序研究蒙古、西藏和回部地区方言音韵， 蒙古字类表序研究满蒙文字差异；蒙古寄爵表序 、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 、 蒙古册降表序 、 青海志序 、 乌梁海表序都是关于西北民族及史地状况的研究。 显然，龚自珍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出经
7、营西北、维护边疆之策，是4出于经世传统，或者说出于国家以及统治者政策的需要，为了稳定与开发西北，解决国家、社会危机。 魏源的西北史地研究亦源于经世传统， “如国家何？为魏氏思想之中心。故魏氏汲汲于通经致用也” ， “且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言治也，即所以利民也。一以经世利民为主，斯则先生之志也夫！” 魏源酝酿十多年的圣武记迟迟不能完成，1842 年深受南京条约之刺激，发愤勉力完成。 “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可知， 圣武记是对鸦片战争的直接反应。 圣武记
8、的主要内容是清代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因此此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西北、西南的战争与统一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 圣武记是一部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著作。 其海国图志也有元代疆域图 ，序日：“源治海国图志 ，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 、 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 ，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以弥缺憾。 ”经过数十年而修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三十二册。魏源可以说是清人元史研究之大成者， “盖作者欲藉旧史以明治道，非徒志在考证笔削而已也” ， “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之风气，盛极一时，先生提倡之功，有不可没者焉” 。 二 由是观之，龚、魏的西北史地、风俗、人口、
9、文化、语言以及清朝历代君主的边疆政策研究，是作为他们解决边疆危机、社会危机的“经5世致用”的重要部分。其知识研究是与国家的政治架构、政府统治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与龚魏以前的舆地学研究相较而言，龚、魏西北史地研究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它涉及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民俗、语言、宗教状况、各种文化调查以及清朝历代君主的西北政策。并且，龚魏的研究虽然采取的是考据学的方法，但已经不是乾嘉朴学的考据取向，而是取向于“经世致用” 。正是由于这种“通经致用”的取向，龚、魏广泛地关注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他们在研究的内容以及怎样开发、经营西北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龚自珍对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历史、地理、民族、民
10、俗、语言、宗教状况和各种文化作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之后， “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诸部落沿革，订旧志之疏漏，凡一十八条。先是桐乡程春庐大理修会典 ，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开斜方而得之，属先生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开始，而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原流合分、尤役心力，洞明边事，雅称绝诣先生上书，备论天山南路事宜，及抚驭回民之策，并录西域置行省议献之，盖议迁议设，撤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实经画边陲至计。 龚自珍提出经略西北的规划“西域置行省” ，以改变清初从俗从宜的边疆政策，以国家行政垂直管理政策代替长期的朝贡、藩属政策。这也可以视为清王朝转化为现代形式的中央集权国家
11、的预兆。 龚自珍构想一种社会变革的组织方向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和解决内外危机，必须在行政体制和税收体制上实现一体化，从而将帝国的疆6域与管治问题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龚自珍力主中央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在天山南北两路，即准部和回部所在区域，仿各省之例，设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其下又设置知府、知县，并根据西域地理对西域府州县的划分提出具体意见。同时，龚氏力主迁内地百姓到西北垦荒戍边，这是一举三得之事：一、缓解内地因人口急剧膨胀、耕地面积相对减少而造成的社会危机；二、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实力，这样不仅能保护边疆的安定，亦能使边防军队自给供养，从而达到“以边安边” 、“足食足兵”的效应；三、改藩部为
12、行省，收归行政权于中央，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 魏源继龚自珍蒙古图志 （未完成）之后，编成西北疆域沿革图，著元代征西域考 、 元代西北疆域考 ，后又撰写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以为国人之借鉴。他在元史新编中指出元代“内北外南”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弊端，告诫清朝统治者加强满汉联合，调整民族关系，以集中国力对付日益加剧的危机。他在圣武记中也力主慎重地处理中央政府与边疆各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与统一，并提出积极开发西北，进一步发展边疆屯田、开矿等事业，从内地移民边疆。他的关于内地人口日孳、亟需移民边疆、开发西北的主张与龚自珍如出一辙。 总体而言，龚、魏西北研究显然与儒家的“先王之道” 、 “通经致用”关系密
13、切。不过，二人的西北开发思想已非纯粹的传统的经世论，其中显然已含有近代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的意义，他们的经济、政制、风俗、文化以及民族诸问题研究及具体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 三 7龚、魏以天下为己任之气度相同，遭遇也较相似，是故二人有共同的学术取向与共同的经世志向。不过，正如齐思和所言：“魏氏居淮上久，故熟于漕、盐，龚则居中枢久，故其学术多言中枢及边疆” 。由于经历的差异，受经世论影响的程度不同以及环境的不同等原因，龚魏二人在边疆研究上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龚、魏边疆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西北边疆，而且含有东南沿海疆。不过他们的认识程度、研究的深度以及其地位是不一样的。 龚自珍的东南罢番舶议
14、（已亡佚） 、 书番禺许君 、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文足见他对东南海疆的研究。不过，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喻。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可知，他提出的经营西北的主张，关注的是开发西北，以西北为基地，找寻通往“西海”之路，以向西发展。而其关于海疆的主张不过是其向西扩展的一部分或一个步骤。他追溯清代向西北移民的历史以
15、及关注海防，是作为解决向西扩张的后顾之忧的。换句话说，他关于东南海防、贸易、 “外夷”的认识是隶属于其西北规划图景之中的，而其西北规划亦不过是清帝国扩土保疆之策。 相较而言，魏源是开海疆研究之风气者，他的东南海疆研究显得较为丰满。 “道、咸间西北史地学盛时，魏默深源，别树一帜，为东南海疆8成海国图志一书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等为先河。盖默深著书，名日舆地，以其援引秦汉史籍，博引证明，实兼海国、舆地、历史为一也，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 ”可能也正是由于此原因，人们长期忽视魏源的西北边疆研究之地位。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魏源的边疆研究中，西北边疆研究相对东南海疆研究而言是较少的。但这并不妨
16、碍其西北边疆研究的地位。 魏源是在“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倭患尤剧”的情况下，提出背靠西北，面临海疆的构想。魏氏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针对时人所谓“捐西守东”的议论，给予尖锐批驳：“或谓地广而无用，官糈兵饷，岁解赔数十万，耗中事边，有损无益。曾亦思西兵未罢时，勤三朝西顾忧。且沿克鲁伦河长驱南牧，蹂躏至大同、归化城，甘陕大兵不解甲，费岂但倍蓰哉！” 圣武记作为一部当代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兵书。它是对鸦片战争的直接回应，但更多的是立足于西北、西南。可见，其中透出一种以西北为依靠来抵抗来自海上外患的意识。是故其西北规划于龚自珍的规划正好相反，是置于其东南海疆的图景之下的。这是魏源对于“海洋时代
17、”到来的一种警觉与拒斥，他试图将西北边疆纳入民族国家范围内，纳入清政府的垂直行政管理体制之下，以取代原有的朝贡体系和藩属关系，以避免清帝国在对付海疆危机时陷于两面受敌之局。 因此，我们对魏源提出“与俄结盟、联俄抗英”的政策也不难理解了。以魏源之敏感，不可能感觉不到沙俄的侵略威胁。但在魏源看来，陆战对清政府来说，不足为患，难以对付的是海战。这也体现出了他内心深9处对于“海洋时代”到来的满怀忧惧。 那么，龚、魏西北规划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我们认为，龚魏二人西北规划的差异正是体现了时代的转变。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就去世，在他所处的时代， “天朝上国”不堪一击的颓势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他没有看到
18、“天朝上国”在“夷狄”面前的一败涂地，更没有看到南京条约的签订。龚自珍虽然可能敏感地认识到局势的变化，但毕竟不能未卜先知。因此，龚自珍提出“西北不临海” ，经营西北，向西发展，受传统的经世论影响很深。而魏源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才去世，他不仅看到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也看到了咸丰年问外有英法美的侵扰，内有太平天国、捻军之困，清廷出现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的西北规划开始挣脱经世论的影响，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意识，开始抛弃天朝中心的地理观及传统的“夷夏之辨” ，代之以一种新的“夷夏之辨”“中国礼仪”外部还存在着“礼仪之邦” ，虽然儒家教化仍居于这一夷夏观的中心，并开始自
19、觉地面对来自“海洋时代”的挑战。 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与魏源的圣武记 、 海国图志 、 元史新编可以看成是不同时代的士人对不同时代课题的反应，是从“通经致用”到“师夷” 、 “以夷制夷” 、 “以夷款夷”的转变，也是士大夫们从“内陆时代”到面对“海洋时代”挑战的转化。 四 魏源将“通经致用”推至极致，倡导“以经术为治术” ， “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裨当世” 。让他万万未曾料到的是，他改造今文经学，提10出“师夷”主张，在经学内部引入西学，开启了中、西学的融合与冲突之路，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与侵蚀其所供奉的“通经致用”的基础经学。并且，这种中、西学之间的冲突成为近代经学的一种发展趋势，而其问中
20、、西学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魏源无法消解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提出的“师夷”是要维护“大一统” 、保存“先王之道” ，但时代与后来者将他提出的“师夷”的范畴不断扩大， “师夷长技”的取向最终成了保存“先王之道”的经学的掘墓人。当然，这不仅仅是龚自珍、魏源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是“通经致用”本身无法逃脱的困境。它是近代经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经学无法摆脱的宿命。 “通经致用” 、 “经世致用”诚如后人所批判的，可能出现“学随术变”的弊病，龚自珍也正是清代今文经学从“学”转向“术” 、 “经世”的第一人。但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取向也不一定可取，它极有可能脱离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还是应该“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学术必须关注现实，关注民族与国家，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学，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情操。 龚、魏的西北规划当时并没有为当权者所赏识，他们的有些主张甚至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研究与规划的失败，反而证明了他们的历史洞见。 更为重要的是，龚、魏从“经世致用”出发，对西北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人口、文化等进行了细致的基础性的研究。这不仅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有重要价值，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而且他们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