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世大典的修撰与元中晚期的朴雅文风摘 要：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经世大典 ；奎章阁学士院；文风；元代文学 作者简介：邱江宁，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元明清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江梦佳，女，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从事传记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2、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24-08 经世大典的修撰是奎章阁学士院地位提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作为元代自蒙古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经世大典是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在集中撰修的过程中，由于元文宗的积极参与和褒扬，奎章阁文人团体逐渐形成言必有据、叙事严整、语简而当的朴雅的审美倾向。 一、奎章阁学士院与经世大典修撰的密切关系 经世大典的修撰过程非常匆促，但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2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 经世大典的匆匆上马、匆匆完成让奎章阁学士院的作用更加突出、集中地发挥出来，几乎完全成为奎章阁学士院文
3、士们体现他们的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 经世大典被提上修撰议程是元文宗再次即位之后匆匆开始的。据元史记载，奎章阁学士院组建于天历二年（1329）三月，最初只有 6 名人员。天历二年（1329）八月十五日，元文宗杀死兄长元明宗和世 再次即位。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即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一道采辑本朝典故，以唐、宋会要为标准范式，编撰经世大典 。1（3 册，P740-741）据虞集应制所作的经世大典序记载， 经世大典的修撰几乎倾尽一朝之力： 太师丞相、答剌罕、太平臣（王）臣燕铁木儿，总监其事。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臣阿璘帖木儿，奎章大学士臣忽都鲁笃尔弥实，奎章阁大学士中
4、书右丞臣撒迪，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使臣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佥枢密院事臣朵来，并以耆旧近臣习于国典任提调焉。中书左丞臣张友谅，御史中丞臣赵世安等，以省台之重，表率百官，简牍具来，供给无匮。至于执笔纂修，则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臣赵世延，而贰以臣虞集，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臣巙巙，择文学儒士三十人，给以笔札而缮写之。出内府之钞以充用。2（26 册，P66） 为保证尽早完工，不仅燕铁木儿这样的政治大员亲自总监其事，朝中习于国典的耆旧近臣全都成为修撰大典的顾问，元代中央政府部门的3档案公文，主要包括元朝皇帝圣旨以及枢密院、御史台、中书六部的奏章档案等，皆供经世大典修撰参用，而朝
5、中所有谙习国朝典章故实的大臣可供奎章阁学士院随时提点调用。为保证修撰所需要的资料、文件、档案等能供需不匮，中书台、御史台等权力部门首先以省台之重为百官做出表率，简牍具来，供给无匮，凡人员、资源、费用等皆尽国家之力，全面绿灯通行。 天历三年（1330）二月，元文宗见经世大典久未功成，便将大典撰修事专属于奎章阁学士院。这一决定引起翰林国史院的强烈不满。本来奎章阁学士院在位秩品级上是比翰林国史院还低的文化机构，可是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实质却是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翰林国史院辅助修撰。翰林国史院对此已有不满，而且在修撰过程中，奎章阁学士院可以任意调用包括中书台、御史台等权力部门的资源，其实际权力甚至可以凌
6、驾于包括翰林国史院在内的所有文武百官和朝中各个职能部门之上，因此，当元文宗命令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专属奎章阁学士院时，翰林国史院一直隐忍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开始有意阻挠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奎章阁学士院在修撰大典过程中认为历朝的典章事实不够完备，请求翰林国史院提供修实录时百司所上呈的事迹材料。其时兼任翰林院学士承旨的是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当奎章阁学士院的人请求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成吉思汗以后的事迹时，塔失海牙说：“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 ” 1（14 册，P4179）后元文宗去协调，塔失海牙则对元文宗说：“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 ”1（14 册，P4179）元文宗
7、也无可奈何。此事最终以奎4章阁学士院的妥协结束。 经世大典的修撰起初由赵世延、赵世安领其事。赵世延是有名的儒臣，而且熟悉法令条文。元仁宗初年，赵世延曾汇集仁宗以前有关官吏监察纠劾制度的文献，以格例条画有关风纪的内容类集成书，名为风宪宏纲 ，此书共二十册，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颁行，所以赵世延领衔经世大典的总裁的确是非常恰宜。赵世安是金将赵柔的曾孙，在天历元年（1328）元文宗夺取帝位的过程中拥戴有功，升为中书参知政事，天历二年（1329）封为中书左丞，提调国子监。虽然赵世安出身于武功世家，但从赵世安与虞集、马祖常、许有壬、释大欣辈的交往唱和来看，赵世安在国家晏安、歌舞升平之际也颇有意于文，
8、因此，由赵世延、赵世安这两位权臣来领导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至少可以做到不功不过。后来赵世安退出，又由赵世延与虞集总裁，紧接着，赵世延退出，最终经世大典的实任总裁由侍书学士虞集担任。就经世大典的修撰而言，有虞集这样一位元代中叶的文坛斗山式人物来出任总裁，其质量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 经世大典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 10 门，共 880 卷，另外还有目录 12 卷、公牍 1 卷、纂修通议 1 卷，乃元代自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3经世大典所参用的材料有元代中央政府部门的档案公文，主要包括元朝皇
9、帝的圣旨，枢密院、御史台、中书六部的奏章档案，以及当代人的许多著作、口头文献和前代文献。由于经世大典原书早已散佚，人们只能根据5元史诸志及一些相关记载来推测它的采书情况，而这么一部皇皇大著的完成，从天历二年（1329）九月十三日下诏开始撰修之日算起，一直到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呈奉朝廷，所用时间却不到两年，它的完成，虞集“任其劳居多” 4（P223） ，可以想见虞集所费的辛劳程度，实际上在大典撰修过程中虞集便已经由于用眼过度而视力急剧下降，到撰修完成时，虞集目疾已经转深，不再能自己写字了。 综观经世大典由起修到最终完成的过程，尽管修撰的决定显得很仓促，但因为最终选择了那个时代最合适的人作
10、为修撰总裁，不仅大幅度地提升了它自身的价值与文化品位，而且也非常有力地提升了以虞集为领袖核心的奎章阁文人以及更广大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高强度、高密度的政府大型撰修活动，之于参与修撰的奎章阁文人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是难以言喻的，而以虞集为领袖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坛影响以及这种由撰修经世大典而形成的文章创作风气，势必也将引动天下士子追摹风从。 二、 经世大典 “会要体”修撰体例与 奎章阁文人朴雅创作风格的形成 从编撰内容以及元文宗的重视态度来看， 经世大典编撰的目的就是为不谙政事的元文宗提供直接的制度参考和政治指导，所谓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先王之遗烈焉” ，从而最终“究所
11、长其为圣治裨益” 4（P223） ，其实质是一部为切合实用的大型政书。作为元代自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的大型类书， 经世大典可谓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6者。因此，对于领修经世大典的奎章阁学士院以及参与且作为主力修撰者的虞集、揭傒斯、欧阳玄、宋本、康里巙巙等元中晚期优秀文人来说，这种对国家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具有政府性、制度性、条文性、知识性、事务性、实用性特征的内容加以编撰、整理、表述的修撰过程，也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创作理念与实际创作，使他们不期而然地在创作风气上规范自己，自觉要求崇高正大、端方严肃、内容具体、概括准
12、确、表述扼要、条理清晰的表述风格，概括起来就是“朴雅” 。 经世大典一书，今已佚失，其内容见于元史各志以及永乐大典的一些记载。尽管这样，苏天爵所编撰的国朝文类中，卷四十到卷四十二收录了经世大典的 146 篇序文，由这些对经世大典修撰起直接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序文以及相关记载还是可以测见该书修撰的要求及风格。 经世大典一书， “其目则周礼之六典，其制则近代之会要，其事则今枢密院、御史台、六部总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务。而其牍藏于故府者不足，则采四方之来上者，参之祖宗之成宪、功臣之阀阅” 5（P1249） 。关于经世大典的撰修体例与写作风格， 元史说它是元文宗要求大臣准唐、宋会要体例而著。 唐会要一百卷，由
13、宋人王溥在苏冕会要四十卷、崔铱续会要四十卷的基础上，续以唐宣宗以后的典章制度编撰而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体著作。就唐会要的著作性质来看，宋元所修的正史艺文志将之归入“子部”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又将唐会要归入史部“政书类” ，而其最早修撰者苏冕则自称“会要亦国史之支也” （唐会要卷四十二）7。 唐会要主要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变迁，的确具有史的性质。虞集在经世大典序中指出，全书的修撰原则也完全是按照史书的写作原则， “悉取诸有司之掌故” ，对本朝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秉实具书，“上送者无不备书，遗亡者不敢擅补”2（26 册，P66） 。作为经世大典的总裁，虞集不仅议立篇目，而且在每门每类之前
14、设立序录，交代立目旨意。虞集在他撰写的大量序文中表现出非常清晰明显的考史以极事理之思想。通过这样一种对元王朝自立朝之后各项典章制度演变原委的勾勒，虞集等奎章阁馆臣们期望向年轻的文宗皇帝陈述出最为详尽切实的历史经验，从而给予他执政以有效辅导。比如，虞集在政典总序中的叙述。虞集作为南方来朝的文士，对于元王朝以兵革起兴的历史富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通过他的分类、统综能看出他曾努力思考过元王朝在军事上独具优势的原因，故而能巨细不遗，既注意到元王朝军事从战争策略到军队编制、武器装备、赏罚制度等大方向上的制度变革，也能关注到小细节上，如对马政、驿传、急递等一些促成元王朝建立之初军事上无往不利的事物特征的叙述。
15、由此可以看出虞集具有史家作文的态度，博洽万方的同时，追求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在通晓沿革的基础上，叙述具有本末。由虞集留下来的文章来看，他的散文作品主要是序、记、跋、碑文、书启等，细细考量，的确体现出他作文热衷于叙述、具有源流本末的特点。 且由虞集的一篇序文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来考察虞集作文喜欢叙述事物源流本末的特点。全文根据其表达意思可以大致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主体，详述与刘叔熙的交往过程；后一部分简述刘叔熙欲北8游至京师。在前一部分中，虞集是通过叙述刘叔熙刊刻先人刘清之、刘敞、刘攽等人文集的过程来交代他与刘叔熙之间的交往。虞集在序中谈及刘氏兄弟父子的学问著作，其实是有意而为。就宋史修撰而言
16、，刘氏兄弟父子是绝不容忽略缺漏的。像刘敞，他除了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大家交游密切外，其春秋研究具有开新宋代学风的意义，虞集文中一再提到的他的七经小传 ，据宋人晁公武评论说：“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 ，盖本于敞。 ”6（1 册卷一下，P82）宋人王应麟也认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 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 ”7（中册卷八，P774）四库馆臣认为刘敞“以己意改经” ，不仅变先儒淳实之风，与王安石相同，而且“开南宋臆断之弊” 8（总目一经部卷三十三，P663） 。而不论宋人还是清人如何评价，刘敞在两宋学术史上的地
17、位都是不容忽略的。元王朝自世祖平定江南之初就试图修撰辽、金、宋三史，虽因种种因素迁延至虞集离开朝廷都尚未着手，但虞集一直密切关注此事，并以宋代世家后裔身份而注意于两宋故家文献的存留。 经世大典的修撰，使虞集本来就相当强烈的修史意识和史料文献叙录意识得到集中强化和理念上的提升，所以他在序中不惧繁复、原原本本地叙录刘叔熙刊刻刘清之、刘敞、刘攽等人文集的情形。写作此序的至元四年（1338） ，辽、金、宋三史的修撰事宜再次被大臣们提到议事日程上，甚至有人提议再由虞集担任总裁官。而虞集对于修撰人才的识鉴以及撰述的理念的确有非常系统的看法，这篇文章也有所呈现。当虞集描述完与刘叔熙的交往过程之后，笔锋一转，
18、谈及故旧史料的散9佚与叙录问题，并通过肯定王应麟、虞应龙、袁桷、王士点等人的态度来表达他对朝廷三史修撰人才选拔的意见，从而顺理成章地转到给刘叔熙北游之行送别的意思上来，文章写道： 戊寅春，叔熙来告别云：“将游观乎燕、赵、齐、鲁、晋、宋之郊。 ”予曰：“善哉！子之游乎，慎勿苟然也。观夫山川之形胜，封域之离合，考古人之遗迹，风气之变通，习俗之升降，文史之遗阙，皆子家学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问学，而资其见闻，今圣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闻令望，济济之多，讵可遗吾叔熙者乎？”2（26 册，P191） 刘叔熙作为宋代故家之后，又有文献整理经验，他北游的目的就是试图借此在史馆谋得一席
19、，而虞集前面用一千多字以故家文献刊刻情况来详述与刘叔熙交往的经过，实际也是在间接赞赏和荐举刘叔熙。整篇文章在构架上诚如赵汸所云“陶镕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2（54 册，P365） 。在文风上也诚如虞集在经世大典序中所提议的那样，除尽力采摭文献之外，还“修饰润色” ， “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2（26 册，P66） ，这篇文章在整体上的确是秉性情之正，章法规矩，力斥浮辞虚饰，始末沿革具有叙录，文辞平实严整。 由文献记载来看，至少经世大典宪典部分是由揭傒斯主持完成的。 宪典主要叙述法律制度的沿革，而法律制度沿革史的修撰，除了要注意到
20、立法的严肃性、宽泛性和有针对性外，最讲究叙述的明确严整、不蔓不枝、逻辑明清、简洁赅要。揭傒斯完成宪典后，元文宗看了非常欣赏，赞扬说“兹非唐律乎！”9（P468） 经世大典以10唐会要为范式，则元文宗对揭傒斯的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由于修撰经世大典的经历以及元文宗对他的欣赏，此后揭傒斯的文风更是以朴实、峻洁、雅正为主。再摘录一段揭傒斯的文章：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随之。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
21、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9（P454） 这段文字来自于揭傒斯奉敕所撰吴澄神道碑 ，整段话行文雍穆典则，又表意中肯堂皇。吴澄与许衡两人先后是元代思想哲学界的大师，论起他们的实际影响来，许衡发力于元初，当时朝中勋臣贵戚子弟多是许衡学生或再传弟子；而吴澄影响于元中晚期后，包括程钜夫、元明善、虞集、揭傒斯在内的绝大多数馆阁重臣都为其思想所披靡。由这段文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揭傒斯文章擅长简要精准地概括，不以个人是非为转移，判然而分，质明体立，绝不混淆。实际上，揭傒斯的文风与虞集朴雅的文风有着异构同质的特征，但作为经世大典宪典的主笔，揭傒斯需要对人心的微毫之差做出判断，需要在渊远的法典、案例记载中，用最精准的文字为当代人心世道立下典则，所以相比较而言，揭傒斯文风的朴雅更以文势浩然凌厉、文法森严、运笔稳沉的气质而著称。 经世大典之后，揭傒斯任辽、金、宋三史的主修和总裁官。丞相问揭傒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