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奎章政要真伪及虞、揭关系辨析摘要揭傒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未陶宗仪辍耕录 “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傒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傒斯写的墓志铭、黄潘为揭傒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 奎章政要是讹窜揭傒斯的太平政要所致。 “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侯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 关键词奎章政要 ；太平政要 ；揭傒斯；虞集；范先生诗序 奎章政要一书最早见载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奎章政要”条，陶宗仪的这条记录被明清时期的人们屡为转载，
2、像清人吴景旭的历代诗话 、清人姚之驷的元明事类钞以及乾隆年间编的日下旧闻考 、 续通志等著作都转载了此条，影响非常大，而明清之际的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卷九中也著录了“揭傒斯奎章政要 ”一条。可是，在元代有关揭傒斯生平、行状或碑铭的记载中，出现了太平政要一书，却并不曾见奎章政要一书， 奎章政要与太平政要二书是否就是同一本书的两个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个名字？在关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与元诗四大家、元文四家、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虞集和揭傒斯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关联，是研2究元代正统诗文不能绕过的一桩公案。 一、 奎章政要是太平政要的误称 辍耕录关于奎章政要的记录云：“文宗之御奎章日
3、，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日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机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伯雨题诗日：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上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 ”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典故类补载元代”部分有“揭傒斯奎章政要”这么一条，此外并不见有相关的补充说明，而事实上，陶宗仪这条记录很令人怀疑。 据成文于揭傒斯死的当年即至正四年（1344）欧阳玄作的豫章揭公墓志铭记载： 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 ，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
4、进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日：“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按：揭傒斯字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 ”其本常置御榻侧。 据欧阳玄墓志铭交代其与揭傒斯乃多年同事，交谊甚厚，而且其墓志铭是据史官刘闻撰写的行状所作，时间近在咫尺，因此欧阳玄的叙述应该绝无错讹揭傒斯曾经写过一部太平政要的著作进献给元文宗。 由于揭傒斯“以（辽、宋、金三史）总裁宿史馆得寒疾，归寓舍，戊戌薨” ，故死时备极哀荣，至正七年（1347）黄浯奉命作揭公神道碑3。这时，纪念揭傒斯已上升为顺帝顾念老臣的一种政治表态，为他写神道碑也就成为一件相当郑重、隆重的政治事件。所以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黄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撰写的神道碑参考
5、了刘闻所作的行状以及欧阳玄所作的墓志铭 ，关于太平政要 ，黄浯写道：上时坐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书荐用儒臣，必问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硕？”间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 ”其见亲重如此。由欧阳玄、黄浯这两位关系非常亲近的同事的记载来看，揭傒斯的太平政要在文宗时期颇为有名，不仅文宗非常欣赏，时常置于榻侧观览，而且当时其身边的文臣也有可能见过。既然墓志铭 、 神道碑都指出揭傒斯曾进献太平政要而深为文宗青睐，身处民间的陶宗仪根据“闻见琐事”载记成书的辍耕录 ，其真实可信程度显然不能与欧阳玄、黄溍亲见亲闻其人其事，且郑重撰写的碑志相比。
6、因此，我们也可据以推断， 辍耕录中的奎章政要是根据揭傒斯撰写的太平政要讹窜出的，而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揭傒斯奎章政要 ”又极可能是从辍耕录得出的记载。 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 “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 ，是考究明朝学术和文献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四库馆臣认为“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 。而千顷堂书目在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对于这些内容，四库馆臣认为“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 ，批评得很有道理。黄虞稷可能对于其他朝代的情况都比较陌生，就像对元代，他的了解程度就非常不尽人意，例如书中载李4好文又载李好问，二者乃同一人，却并无辨析。四库馆臣在修撰四库全书之际，常将
7、千顷堂书目置于案旁参考，但关于揭傒斯著有所谓的奎章政要 ，四库也未与采信。明明连源头都没有的东西，到后来怎么可能变出来呢！ 二、元末民间杜撰“奎章政要”轶闻的原因 辨明奎章政要的真伪并不难，只要找到核实的材料就行，值得纠讨的是， 辍耕录为何杜撰这条“奎章政要” ，人们相信它的背景依据是什么。因为事情牵涉到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元文宗等等一些元代盛世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奎章阁学士院这一著名文化机构，因此弄清人们杜撰的原因比辨明书的真伪更关键、更有助于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虞、揭关系。 根据辍耕录 “奎章政要”的描述，揭傒斯所以撰写奎章政要进献文宗乃是因为宠眷不如虞集、柯九思二人而心存嫉妒，故努力撰成奎章
8、政要偷偷进献文宗皇帝以邀宠，结果此事因柯九思作授经郎献书图而暴露，张雨题诗讽刺，遂贻笑后人。 辍耕录作者陶宗仪虽交结者多文雅之士，但却从未做过官，甚至连大都都不曾去过， 辍耕录乃是据“闻见琐事”载记而成，并非实录。 辍耕录中“奎章政要”的描述存在许多民间政治猜臆和捕风捉影的成分。 首先，民间对柯九思、虞集比揭傒斯更亲近、熟悉。柯九思于 1332年下半年辞官回到吴中，直到 1343 年去世。而虞集在经世大典完成之后，1333 年 10 月也以病回到江西临川，到 1348 年去世，基本没有回到朝中。揭傒斯卒于 1344 年，一直为官至死，且到后来反而职位越来越5高。回到江南的虞集、柯九思都有十余年
9、时间闲处江湖，与民间文人雅士来往频繁，危素说：“（虞集）暮年归休江南，又十有六年，求为著述者填咽于门，往往曲随所愿而泛应之” ，民间对他们的熟悉程度与好感程度远甚于一直高高在上的揭傒斯。而且揭傒斯本人为人相当低调，在朝期间，虽“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张本” ，但“出不以告人，人亦鲜知之” 。 其次，在政治智慧上，揭傒斯或许比虞集、柯九思更高明，这也使民间更容易臆猜揭傒斯会暗用心机。应该说，揭傒斯的确更善于立身政坛，在朝期间从未招来嫉妒，其死之日， “京师大雨弥月，朝缙大夫闻者，不避泥潦，驰往哭之，人人尽哀。中书出公用钞二千五百缗率先为赙，于是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以下咸致赙仪有差。车驾在上京
10、，适遣使赐诸总裁及史官燕劳，以公故咸援礼辞，中书为改燕之日。使者归上京，白宰相，宰相以闻，有旨赐中统万缗给丧事。有司议以驿舟送其亲归江南” 。而虞集则显然与同事相处有隙。据载，虞集曾“受命草一勋旧封王制词于内庭” ，两位皇帝亲信悄悄对虞集说：“上意姑与国公” ，虞集便按同事所云草书。 “有顷，丞相来自榻前，趣进草，甚遽。公以草视之，愕然。公悟同列绐己，亟易其词以进，终无所言。 ”而且，虞集多次被同列挤兑，连文宗都不免发怒说：“一虞伯生，汝辈不能容耶？”至于柯九思，他更是被权臣攻击说“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 ，并经常请求皇帝“罢黜之” ，最终柯九思在朝中立身不住，自请辞官回籍。
11、虞集、揭傒斯、柯九思等人在朝中的种种细节未必为民间所知晓，但对于民间来说，虞、揭、柯三人同为南方人，同在奎章阁，何以官品更高者如虞、柯二者倒辞官回籍，而品阶最低的揭傒6斯却留在朝廷，官职越升越高，揭傒斯又曾献书给文宗，让文宗十分欣赏，于是人们怀疑揭傒斯依靠献书邀宠而获得政治资本，一定程度上比虞集、柯九思两人更有伎俩。 第三， “奎章政要”窜出张雨的题诗与张雨在元末的影响有关。陶宗仪的辍耕录成书于 1366 年，张雨卒于 1350 年。张雨壮年之际曾与赵孟頫、虞集、揭傒斯等元中叶文坛艺苑领军人物屡有唱酬、交游，黄溍形容其时张雨与馆阁高层来往的情形说：“方相与镕金铸辞，著为训典，播为颂歌，以铺张太
12、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间，又皆与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埙鸣而篪应也” ，等赵孟頫、虞集、揭傒斯等人纷纷谢世之后，张雨成为文坛艺苑的前辈。后生小子需要挤入文坛艺苑，倘得到张雨的品题，便能身价倍增，而张雨又恰是热心之人，凡“挟所长以为贽”者，张雨“皆莫之拒，虽细弗遗” 。所以陶宗仪辍耕录撰写、成书的时间正是张雨在江南士子心中最受人们推崇的时间，而张雨与馆阁文臣间那些真真假假的轶事也很容易成为人们的耳事材料。 辍耕录乃“杂记闻见琐事”而成，则一些诸如“奎章政要”之类真假难辨的琐事传闻就可能被采撷其中了。 第四，人们对虞、揭诗文才华的认定也影响了民间对二者的认知。而实际上人们所以会得出虞、揭高下之评定的
13、基础，是来源于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 （1340 年作）中的一段话：“（范椁）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伯生尝评之日：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庭老吏。闻者皆大笑。 ”这段话是后人据以评定虞、揭诗风以及品格高下的祖评，如果揭7侯斯很以评点为是的话，应该不会自己写出。而且这段话也没有再见于虞集的诗文集。正因为揭傒斯对虞集所评有些不以为然，于是通过评范椁的诗对虞集之评提出反驳，揭傒斯写道：“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今故改评之日：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岐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
14、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 ”事实上，四库馆臣也觉得虞集的评价有些粗疏了，说：“椁诗格实高，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划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 ”可能虞集、揭傒斯都没有想到，这段评点却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 源于对揭傒斯这段材料的解读以及虞集、揭傒斯一些诗作的线索，后人们得以捕风捉影、编撰出虞、揭相互比较的故事。 首先是陶宗仪的解读。 辍耕录卷四“论诗”载： 尝有问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 ”“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 ”“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 ”盖先生未
15、免自负，公论以为然。陶宗仪将揭傒斯说的“三日新妇”改为“美女簪花” ，并且也微微带出虞、揭间高下的判断。到明万历问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 ，陶宗仪的那点意思被强化了，文载： 揭闻“三日新妇”之语不悦，尝中夜过伯生，问及兹事。一言不合，挥袂遽去。后以诗寄伯生（即忆咋四首，此略） 。伯生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并题其后云：“今日新妇老矣。 ”8揭召至都，果疾卒。蒋一葵这段描述不仅万历时候的胡应麟、清初的王士稹转述，而且被四库馆臣采用。且对蒋一葵的这段描述再作考究：这段描述首先是移栽了程文的事迹编撰而成。虞集那首“故人
16、不肯宿山家”诗题为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硕三首 ，共三首：“朴学清忠荷主知，每惊异论苦相危。只缘自信非乡愿，俟命从容绝妄思” ；“玉堂北面是秋官，健笔相遭白昼寒。莫怪讨论成诤论，御床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程文字以文，撰有名为文昔以笔札从侍书著书阁下，公去国，今十年矣。去年夏，谒公于临川之里第。今年秋，将如怀孟，过姑苏，钱先生出公手札，并得示文，伏读怅然。先生俾题其后，不敢固辞的诗作，该诗写道：“圣代崇文迈汉唐，相如词赋早为郎。天门侍燕常终日，江客悬车已十霜。展卷得诗惊健笔，几时怀旧忆他乡？先生绝学追千古，一树寒梅压众芳。 ”可以看出虞
17、集、程文两人的诗是前后呼应的。程文此诗尾署“至正元年九月十七日，新安程文” ，即 1341 年深秋，而程文 1340 年夏天拜访了寓居临川的虞集，则虞集诗中所谓的“故人”应该是程以文而不是蒋一葵所指的揭傒斯。根据程文这首诗的诗名，可以推知虞集诗写于1340 年。而翻检虞集的集子，并没有见到所谓“今日新妇老矣”的诗后题。再看相关的揭傒斯的忆昨 （四首） ，全诗同样也是写文宗时代奎章阁的日常工作，但都是君臣相得、雍雍熙熙的场面，诗云“五载光阴” ，文宗在位时间五年，1332 年卒，揭氏诗可能是元统年间（1333-1335）的作品，是写在虞集诗作之前。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首，这首是我们讨论虞、揭关系的一
18、个重要线索。诗中说“诸生讲罢仍番直，学士吟成每自夸” ，9是说自己作为授经郎，在给帝室贵胄学生讲完课后依然在岗值班，而虞集作为侍讲学士以诗才敏捷而常陪侍文宗左右。所陈述的是一种工作状态。必须指出的是，揭傒斯写这些诗的时候，虞集已退居江南，而揭傒斯为人正直而有雅量，故其作应该并无他意。而虞集诗所谓“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应是回答揭傒斯诗中所谓“学士吟成每自夸”以及揭傒斯此年（1340）写的范先生诗序中虞集评过杨、范、揭、虞诗后， “闻者皆大笑”的意思。 其实，虞集在奎章阁为侍书学士时，处境并不舒服。虞集的为人据欧阳玄撰写的神道碑说：“公坦易质直，扬攉人品，质正文字，臧否惟是之从，无
19、所顾忌，故朝论屡以御史才荐之。然亦以是贾怨，动以危事中之” ，深为以权臣燕帖木儿为首的监察御史机构所忌惮，曾多次遭到弹劾，以至于虞集等曾被逼得要辞职。因此上引虞集几首诗当是对其在奎章阁生活的一种回忆和心迹吐露。因为虞集的诗是送程以文，兼柬揭傒斯，所以虞集应该是托程文将他的意思带给揭傒斯。另外，1340 年前后，是揭傒斯仕途到达顶峰的时间，一个虽曾为上官，却已退居江南，另一个官至上位，正备受尊信，且两人曾经共事多年，唱和频繁，关系不坏，虞集之诗应该不至于含有讥讽。三、 “奎章政要”轶闻与事实违谬甚多 最后，我们由上面的论述已经知道奎章政要一书根本不存在，而且事实上，陶氏的整条“奎章政要”描述也大
20、有杜撰臆造的成分。这样一种篡改史实的记录越被人转载、传播，就越会使研究陷入伪谬。 第一，翻检元代所留下来的史料以及书法、绘画作品，除了辍耕10录中提到授经郎献书图这幅画，再无别处记载，则这幅画的真实性很让人怀疑。关于柯九思、虞集、揭傒斯三人在奎章阁的地位与职责，据可信史料、文献记载，柯九思早在文宗还在潜邸之际就深受宠信，文宗未即位前就欲筹建奎章阁，曾向明宗递交一份奎章阁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柯九思的努力。奎章阁建立之初，文宗还“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 。柯九思因受文宗宠眷，由一平民特超授学士院五品鉴书博士，其职责是鉴定“内府所
21、藏法书名画” 。虞集学问超群，被授予奎章阁侍书学士，其职责是为皇帝讲授经典，阶正二品。天历二年，文宗想让“勋戚大臣之子孙”都受汉学教育，遂命“学士院择可为之师者” ，虞集在学士院，他也在其中挑选和举荐可为师者，选拔最终“得十余人” ，人们公认“无以易公（揭傒斯） ，乃擢公授经郎” ，授经郎阶正七品，职责是“专一训教集赛官大臣子孙” 。他们三者品级不等，各自之间都差了两等而且各司其职，揭傒斯欲献书邀宠则显得很不自量力。而且，文宗与奎章阁文臣在一起也多是讨论、鉴赏书法和名画，文宗喜欢与奎章阁文臣一道讨论宫廷内院收藏的法书、名画，这一定程度促进了元代题画诗的盛行，但揭傒斯献书、柯九思作画、虞集题诗，甚至张雨题诗讽和，这是民间对奎章阁生活以及阁臣与皇帝关系的想象。 第二，文章既然说凡是柯九思作画，虞集必然题诗，那么为何不直接引虞集的题画诗，倒去引张雨的题诗呢。这里应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虞集的作品集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授经郎题画诗之类的作品。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