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史记中的悲剧意蕴摘要：士人命运的悲剧性是史记悲剧意蕴所在。士人命运的悲剧具有二重性，具体展现为三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和主体人格两者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无限性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 关键词：司马迁；主体人格；悲剧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3）0
2、2-0060-05 探讨史记的悲剧意蕴和士人士人的概念详见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 ， 史记的悲剧人物符合士人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在此用士人代指史记中的悲剧人物。 命运的悲剧二重性，须探讨司马迁的身世命运。刘熙载在艺概中曰：“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 。鲁迅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史记中渗透着作者悲愤之情，司马迁命运悲剧之感和悲愤之情的抒发，必然渗透在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理性批判中。 司马迁受宫刑不死，发愤著书，以求生命和价值的不朽。宫刑对其2身心都是极大的折磨，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 1205“在这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
3、喻的权利、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 ”1205 司马迁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正如司马迁受宫刑之前“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 22729 司马迁正道直言，忠心为国，却落得身残处诟。 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司马迁若“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 22732，其冤屈得不到昭雪，其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故著史以自现以求价值和生命的不朽。故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
4、也。 ” 22733 司马迁受奇耻大辱，故欲抒己之愤懑之情；生死的抉择和人生的巨大挫折，使他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内在的激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的本质要求。 司马迁在先贤身上找到了心灵寄托和前进的动力：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3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22735。 他们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但是
5、客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总是使他们沉浸在失败和困顿中。失败和困顿激发人自觉追求生命和价值实现的抗争精神，故著书以求生命和价值的不朽。中国士人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现实的遭遇使他们空有抱负而不得施展，转向立言以追求生命的不朽。这就是中国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他们一方面不屈不挠的追求生命和价值的实现和不朽，但是客观环境总是使他们处于失败和困顿中。 人与客观环境的斗争过程中，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人类从神的崇拜和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人的伟大人的独立意志和主观能动性。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去改造客观环境，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另一方面坚信人的理性，不屈服于外在的权威
6、，自觉的维护人的主体人格。人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客观历史发展；但是客观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推动了人的发展和人类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客观历史发展进程要求个人的发展服从整个人类事业的发展。人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客观历史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能满足人的要求。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根源。 这种深层的矛盾在司马迁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司马迁把这种精神贯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大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并且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士人不屈服于客观环境，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我，当这一愿望4无法满足时，一部分士人自觉的臣服
7、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主体人格和客观环境中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客观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故史记中悲剧英雄人物可以分为三类： （一）第一类以叔孙通，李斯，公孙弘为代表。叔孙通“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32，不讲是非曲直，以面谀而得势。 叔孙通其先叛秦归楚，后又叛楚降汉。因刘邦的好恶变其儒服：“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42721 叔孙通定礼乐以满足君主的虚荣与尊严，借以
8、谋取富贵权势，丁晏在史记余论中说：叔孙生谀臣耳，史公论其希世度务，道固委蛇，又借鲁两生语形容之，讥刺深矣5653。鲁两生论叔孙通，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42722。 叔孙通与其弟子皆一丘之貉，未显达时窃骂叔孙通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42721 后来叔孙通定朝仪，汉高祖悉以为郎，叔孙通以所受赏赐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42724 尚镕在史记辨5证中言“通为高祖筹时变，开公孙
9、弘阿世之端。史于通多微词，亦以其为谀儒也。 ”5653 叔孙通完全臣服于君主意志下，为了功名地位失去了尊严，人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意志在客观威权下彻底迷失。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42539 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可谓富贵已极“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 。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 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42547 秦始皇死
10、后，赵高密谋立二世，李斯为求自保，屈从于赵高，矫天子之诏，拥立二世胡亥，残害扶苏、蒙恬、蒙毅等。 李斯自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42550 陈涉兵起山东，秦朝统治岌岌可危，李斯身居高位难辞其咎。国家危机的境遇下，不思报效国家，为求自保，苟且求容“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42554，为了维护个人私利不择手段。 李斯自掘坟墓，为赵高所陷害。李斯与其中子一起被拘，临刑前对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42562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在国家和生命的紧要关头，李斯只求自保。从李斯观鼠这一小事可6以反映出李斯的人生价值观“故诟
11、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42539-2540。为追求高位富贵，李斯彻底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格。 这一类人物在史记中俯拾皆是，如公孙弘，叔孙通，张汤等。这类人物共同表现为：人格的尊严丧失，卑躬屈膝的活着，践踏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司马迁寓叙事于论断，通过对这一类人物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来颂扬和讴歌人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和自由意志的坚持。 （二）第二类人物以范蠡，萧何，张良为代表。在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客观环境中，他们明哲保身或功成身退。 范蠡辅助勾践以雪前耻，北进中原，号令天下；功拜大将军建立功名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
12、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 ，故上书辞勾践“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41752 范蠡并直言相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41746 洞悉君主权力的弊端，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萧何在刘邦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中对他的功绩、治国策略不着笔墨，反而精细描摹萧何在刘邦的猜忌下如何自保。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7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 ”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
13、说。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 ，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 ”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
14、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 ”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42015-2018。 萧何委曲求全，不惜自污；司马迁敏锐的捕捉到刘邦的情感变化“汉王大悦” ， “高帝乃大喜” ， “上乃大悦” 。司马迁以隐晦之笔写出刘邦的猜忌和萧何的委曲求全。 “汉高之狙诈猜忌，鲍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何哉？”3513 萧何自我保护意识处处见之，刘邦猜忌处处显之。 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在汉高祖的统一大业中建立巨大的功勋。功成名就后明哲保身，刘邦统一天下后残害功臣，张良身居高位8却不思
15、谏诤。汉高祖欲易太子，张良明知其错却不劝谏，在吕后的强迫下才勉强出谋划策。 张良“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 ”建立功名之后，明哲保身，不再以国家社稷为念。故司马迁置之不著“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张良“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42047-2048 这也不失为一种避祸的手段。 这一类人物还有王翦，蒙恬，曹参等等。他们无法与客观的外在权势相抗衡，明哲保身。 （三）第三类人物，以屈原，孔子，伍子胥为代表。他们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追求生命和价值的不朽，但是客观的环境常常使他们处于困顿和失败的
16、境地，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客观环境相抗争，追求生命的实现和人格的独立。 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愁幽思而作离骚 ”42482，反复倾吐内心的怨愤、凄苦，反复咏叹高洁的人格和不遇之情。他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深沉的忧患意识，积极入世并坚持主体人格的高度独立，要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并把这种功业的建立当做生命和价值的最高实现。 但是屈原在追求价值的实现和主体人格的同时，把自己禁锢在君臣关系之中。封建宗法体制下君主意志束缚其生命和价值的实现。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
17、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9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42482。屈原以死来反抗浑浊的世界。屈原高洁的人格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士人追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 孔子积极入仕，却一生不遇，落魄之极。 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41909。 但是孔子坚持独立的主体人格，不枉道事君。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41932 孔子抱着一种救世的情怀，四处奔
18、波，不受礼遇，但是他不因救世之心而损道。 伍子胥积极地追求生命和价值的实现， “隐忍以就功名” 。 楚平王以伍奢为质召伍尚与伍子胥。伍尚尽孝而死， 左传中写伍尚对伍子胥道“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 ”到了史记中，则改为：“伍子胥曰：二子到，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42172 从左传到史记 ，由对伍尚代表的儒家仁孝道德理念的弘扬转向了对伍子胥人生观、价值观的展
19、现。 10伍子胥在追求有为人生的道路上，几经生死。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 ”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42173。 司马迁以一种饱含感情的笔调，精细的描摹伍子胥逃难过程中的种种惊心动魄的画面，最后不禁赞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
20、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42183 伍子胥对生命和价值实现锲而不舍的追求，激励着他战胜外在的环境的困厄。面对申包胥的质疑和批判“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42176-2177 表现为一种精卫填海式的抗争和不屈的精神。 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对吴国造成巨大威胁，伍子胥再三直谏，毫不顾忌自己的安危。君主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使他郁郁不得志，他最终以死为谏，捍卫自己的主体人格和独立意志。 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