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选史论三题摘要：文选史论类共载录文章 9 篇，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文体的重视。从文体区分的角度来看，史论的独立与汉魏六朝史学、文学的兴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文选各篇史论立足于历史现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涉及国家兴亡、内政外治的许多问题，既是沉思与翰藻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这一文体的理性认同。 关键词：文选史论；文体；文思；文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07-06 作为南朝时期最著名的一部文学总集， 文选收录的文体有 39 种，其选文遵从雅正，体现出编纂者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在这 39 种文体当中，史论并非最
2、重要的一类。但从入选的 9 篇史论的文章体式、内容及艺术特点来看，编者的意图及其对史论文体所持的理论观念都非常明确。如果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体的演变过程来看，众多学者曾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如瞿林东教授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一文从宏观角度对史论的发展给予系统总结。而杨朝蕾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研究部分章节以及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主要是针对史论文体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刻剖析。不过，就文选选文体系当中的史论而言，当前学者述之甚少。虽然孙志轩在2（文选史论体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有所涉及，但对于揭示文选编纂者的史论意识及主观意图缺乏更多的阐释。 文选史论一类所收录的
3、9 篇文章，分别取自班固汉书 、干宝晋纪 、范晔后汉书及沈约宋书 。其中史论，或论盛世景象，或议朝代兴亡，或就外戚宦官专权而议，或就恩幸隐逸变迁而谈。总中有分，分而有别，观点鲜明，文采斐然，集中体现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入选宗旨。本文试从文体、文思、文藻三个方面，对文选史论情况及编选者的史论观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体 从传统史学意义上讲，史论主要指史家对各种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所做出的具体评价。随着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史论的种类逐渐增多，或附于传末，或单独成篇，或以史论专书的形式出现。但就文体分类而言，史论作为一种文体应当隶属于“论”这一文学范畴之下。正如刘勰文心雕
4、龙?论说中所言：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 ；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刘勰认为，论这一文体源自论语 ，从内容来看，分为四类，即陈政、释经、辨史、铨文。论之为用，主要是概括各家之言来精密地研究某个道理。因此，刘勰所列文体当中，史论附属于论，不仅赋有辨史、3评议的功能，而且还具有迹坚求通、钩深取极的作用。不过，同是生活于梁代的萧统及其文学集团，在编纂文选时，除却论这一文体之外，单列史论为一类，呈现出与刘勰不同的文体
5、观。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文选当中，涉及论者有三种：设论、论、史论。这种分类合理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种文体认知结果却实际存在，即在文选编纂者看来，史论是与设论、论等文体并列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体。史论文章何以入选文选 ，萧统在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说明：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认为自己编纂文选的原则正史不取，但录史论。因为史论，尤其是附于正史杂史之末、断人善恶的史家评议，乃是史家在记录一代历史、叙述人事变迁之后所做出的主观评判与客观总结，这些文章注重以人事为本，能够述沉
6、思，彰善恶，明是非，畅情怀，因此，编纂者才将史论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而收存于文选 ，充分显现出史论的文学意义。有关文选当中史论的分类，后人颇有微辞，如徐师曾云：“萧统文选则分为三：设论居首，史论次之，论又次之。较诸勰说，差为未尽。唯设论，则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难 、 答宾戏 、 解嘲三首以实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为一体，统不明言其体，而概谓之论，岂不误哉？”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一文中曾对文选的文体分类作以分析。他认为，在文体分类的层面上，古代编4者有文拘形貌之嫌：“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 ”章氏认为文选的文体分类存在诸多谬误：“班固次韵，
7、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 ”如其所言，史述赞作为史论之后的赞语，四言偶对，以韵行文，它与史论合称论赞，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文选单独列为一类，这与传统文体划分有很大区别。正因如此，章氏才提出文选虽是“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 ，但其文体分类存在很多问题，以致达到“淆乱芜秽，不可殚诘”的地步。当然，章氏所言稍过。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 文选的产生远在梁代，其时文人对文体分类的认知尚随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编选者的文学
8、批评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也是必然，但这种初步认知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文学批评意识及其宝贵的文学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如前所述，史论主要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及有关历史文献中，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史论的出现，显示出以萧统为代表的梁代文人所受到的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学兴盛的体验和感知。 文选史论类载录文章 9 篇，分列如下： 1 班孟坚汉书?公孙弘传赞 2 干令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3 干令升晋纪?总论 54 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5 范蔚宗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6 范蔚宗后汉书?宦者传论 7 范蔚宗后汉书?选民传论 8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
9、论 9 沈休文宋书?恩悻传论 这 9 篇文章直接取材于正史与杂史，俱为附于专传、合传、类传之后的史家评议。可见，在文选编纂者的意识当中，史论一体是指狭义概念而言。言其狭义，主要是因为除却正史、杂史当中存在的史论之外，还有其他的史论形式，诸如贾谊过秦论 、陆机辨亡论之类，围绕某一专题展开论述的单篇文章也是史论，而在文选的分类当中，这些文章则被归入论而非史论，诚然， 文选所认同的史论文体，主要是指源于左传之“君子曰”这种形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曾述及此，其云：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
10、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无论哪种称谓，作为正史、杂史、杂传当中的史家评语，都是体现与表现史家才、学、识的直接凭借，而文选史论所列文章均属此类。由此可见， 文选编纂者对史论一体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也体现出他6们对传统史学史论体式的认同。从篇幅上看， 文选史论大都超越了一般史论长度，更多地具有总论、专论的性质。从内容上看， 文选史论多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一现象为中心展开论述，叙致既明，论议深博，彰善惩恶，以戒视听。史论的存在，更多地代表了史书作者的主观意见，体现出史家
11、明断的史识。 文选单列史论一体，反映出编纂者在文体分类方面表现出的一种鲜明的文学敏锐性，而这种选择也是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的史学背景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科而单独确立，先有荀?中经新簿分文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部类别析分，种类增多，遂成后来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前瞻。另外，元嘉十五年（438） ，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标志着文学从传统史学的母体中脱离，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厘清和确立。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史论作为史学与文学的一个交叉点与契合点，一方面它以史为鉴，内容丰博，具有辨疑惑、释疑滞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优秀的史论文章往往据实而论，
12、视野宏阔，旨义深微，言辞精练。诚然， 文选史论兼有通变与新变之义：博通古今，自人典雅之懿；文式变化，数必酌于新声。编纂者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遂以传统的史学样式，传达出了文体新变的理论信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 ，此言确矣。史论正是契合了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独立单行的一种重要的文体样式。因此，从文选史论选文来看，编纂者对史论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文史观念是非常明晰的。 7二、文思 史之为用，在于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当世之务，正因如此，持正以论、秉忠疾邪的史论能够使人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有效地提高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作为文学
13、创作的一种，史论的优劣与史家所具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息息相关。借助于史论这种文学形式，史家可以依史而论，据实而言，可以抒发情怀，宣扬褒贬，表述自己对历史兴亡、人事变迁的种种思考。 文选所选 9 篇史论，虽然取自四部史书，但其内容颇为广博，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诸如盛衰之变、政权交替等，无不关涉立根之基、治国之本，史家对此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意见，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现象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史论当中有关后妃干政、宦官专权、武将分封、恩宠得势、遁世归隐、文学新变等内容，无不事关时政，发人深省。这些史论或总括一代，或分论事变，或颂扬盛世，或贬斥邪恶，立足于客观历史之上，闪耀
14、着较强的理性色彩，具体而言，其内容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性。历史性是指史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各种历史现象、事件与人物，尤其注重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问题，概括史实，纵论史事，阐发政治思想，提供鉴识之用。 文选史论选文尤重此类。例如：盛世总结，这是国家建设的问题。在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当中，他集中评述了西汉盛世的发展特点以及人才使用的重要性，乃是一篇独到而全面的历史性总结。盛世，对于有才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得遇其时，所以才能逞其所能。班固以公孙弘的人生遭际为出发点，8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 “海内?安，府库充实”的社会特点，在赞扬德政贤明的同时，
15、他也指出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等，因此，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大汉政廷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故而，汉武帝不拘一格，通过举荐、策试等多种方式来提拔、擢用官吏，形成了人才济济、不可胜纪的状况。正如班固所论：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班氏所言，不仅是对汉武盛世的赞
16、扬，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史论当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富有思想性与历史性的重要政治问题。贤主明君的治世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使用。而对于有才之士来说， “时”就是他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主题。士遇于时，故能显用；才之为用，时机成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这才是西汉武宣之际盛世风貌的形成基础。这些主张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班固作为一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现象的理性认识与经验总结。 再如，朝代更迭、换代的问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政权交替、朝代更替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不止一次地以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秦行暴政，倒行逆施。汉兴土德，顺应民意。但时9近魏晋，杂乱纷
17、起。权臣篡政，弑君者起。因此，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论晋武帝革命一文中发表了自己对天命、人事的看法：“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干宝在另一篇史论晋纪?总论中，以较长篇幅胪述西晋王朝的建立与灭亡。他认为：“国之将亡，本必先显，其此之谓乎？”国家之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仁”这个观念上，而这种观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干宝明确地指出：“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 ”正因为西晋君主“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 ，故而“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 。再加上魏末晋初风气败坏，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 。因此，这样一个根基不稳、不施仁政的王
18、朝，其速盛骤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干宝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立本不仁、尚谈务虚等等，承继贾谊过秦论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观点，揭露西晋时弊，议论深刻，有效地发挥了史传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观过知仁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性。 文选史论注重国家政治主题，以治国立本为基础，对内政当中的很多问题均有涉及。其中，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更能切中时弊，深入挖掘政事内因，个中观点，发人深省，对后世行政者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如，外戚干政、内乱的问题。东汉一朝，女权干政，幼帝年小，母党乱政。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论中，着重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后妃之用，应当“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
19、阴化，修成内则” 。如果君主轻礼弛防，先色后德，那么，就会招来10破国亡身的不良结局。这里，范晔提出了一个德与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帝王妃嫔的选择，应当以德为上、以色为次，而亡国之君往往悖之，所以，才有乱政亡国之祸。如其所云：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銮，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缨缧绁于固犴之下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东汉重要的政治现象母党干政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推源溯本，指出外戚柄用辅政、权重致祸、覆辙相寻、国家俱敝的恶果。因此，对于当政者而言，妇女干政、外戚专权
20、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不防、不可不避的一个政治问题。 再如，宦官专权、近侍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就揭示了这种历史现象及其危害。 文选李善注解题曰：“宦者，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后汉用之尊重，故集为传论。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范晔后汉书较好地利用史论这一平台，对这些现象进行总结和批评，其立意非常明显。他指斥宦官“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 ”东汉宦官手握王命，口衔天宪，势焰甚盛，以致东汉时人“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达” 。他们为所欲为，祸至极端，给东汉朝政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范晔此论与皇后纪论一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以史论的形式，勾勒了东汉中后期影响时政的两大问题，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