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GDP 之痛与幸福指数的提升摘要：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而绝不是物质本身。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GDP 崇拜”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公平缺失、贫富差距加剧，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法治的滞后以及管理的缺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就是要将原来追求的“GDP 至上”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才能让人民群众活得更有尊严；而实现“中国梦” ，建设美丽中国，使藏富于民得以成真，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夯实法治根基。 关键词： GDP； 幸福指数； 美丽中国； 法治 中图分类号：
2、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117-06 当央视“你幸福吗？” “幸福是什么”的神问还在耳边萦绕时，雾霾阵阵来袭，城市污染加重；环保部日前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又显示， “我国有 3 千余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1 雾霾还未散去，山东地下水污染的消息又接踵而至。一些企业为躲避查处，将致命性污水通过高压水井直接注入地下；而有关部门对 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 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 3%。 “
3、生命之源”变成2“绝命之源”2 雾霾、 “癌症村” 、地下水污染把国人从幸福的憧憬中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当中。毋庸置疑，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发展之路上却一度迷失了方向。其实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目的不应当是发展的数字，而是要让民众切实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快乐，要让民众在各项经济指标不断增长变化的过程中切实增加幸福感。 一、爱恨交加的 GDP 经济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把发展仅仅当作经济的发展，其集中表现就是“GDP 崇拜” ，GDP 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万能灵丹妙药，而 GDP 这根指挥
4、棒也在我国演绎了一曲曲爱恨交加的 GDP 变奏曲。当然，GDP 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诚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它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 （一）GDP 之功能 GDP 是什么？国家叫“国内生产总值” ，地方叫“地区生产总值” 。它是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它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产品价值后的余额，也是社会最终用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产品价值之和。GDP 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体规模和经济结构，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退过程之中，是处于通货膨胀还
5、是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之中，等等。因此，GDP 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之一。它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3效工具，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二）GDP 之局限 任何一项统计指标，如果忽略其特定的使用范围，片面地强调和夸大它的作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解读 GDP 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直面它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伤痛。 1. 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 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经济有以牺牲能源环境为代价的恶性膨胀之嫌。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必然要消耗自然资源，而保护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避免过度消耗和浪费
6、方是科学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尤其是对于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我国尤显重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GDP 平均增长率高达 9.8%。由于认识上的偏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 GDP 的认识并不全面，加之政绩考核办法的缺失，形成对 GDP 增长速度的过分追逐，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我国每年 GDP 的 1.5%被投入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中。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通道，自 2004 年以后，GDP 增速均保持在 9%以上，目前已成功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然而，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 2008 年全
7、国环境经济核算显示，因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增长，中国生态环境年“折损”近万亿。对比 200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5 年间中国的环境退化成本从 5118.2 亿元提高到8947.6 亿元，增长了 74.8%；虚拟治理成本从 2874.4 亿元提高到 5043.14亿元，增长了 75.4%，环境退化成本占 GDP 的比例为 3%左右。 ”3而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最严重的制约因素之一。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电力行业火电煤耗、万元 GDP 耗水量， “我们分别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 40%、30%与 500%，万元 GDP 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0%，我国每创造一美元的能耗
8、是美国的 4.3 倍，法国的 7.7 倍，日本的 11.5 倍。 ”4 据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中国每年有 40 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2006 年，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生活的国土已不再安全：2010 年 1-7 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26，009 起，是2009 年同期的近 10 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 20 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1.6 万处。全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按官方公布已达 44 个。其中产煤大省山西的地下采空面积高达 1 万多平方公里，占该省面积 1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已发生塌陷。5全国数百个癌症村，受各种职业病危害的
9、人数高达 2 亿。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生产过程产生高污染的 PX 石化项目 2009 年产能跃居世界第一，2010 年中国 PX 产量占全球产量近 1/4，在石化产业渐成经济支柱的同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反污染抗争已是不争的事实。 2. 公平的缺失，贫富差距的加剧。 人均 GDP 的增长代表一个国家人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因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时，这个国家的平均福利状况将得到改善。但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粗放生产的高 GDP 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而垄断的滋生和蔓延所导致的 GDP 高增长5是以牺牲公平和正义为代价。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少
10、数人得到了绝对多的收入，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较少，因此他们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的控制机制遭受到市场机制的突破，收入差距自然就被拉大；另一方面，由于改革不到位和制度政策不完善又加剧了收入的差距，而且，这种不合理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如果由于改革不到位和制度政策不完善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再进一步扩大，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是造成城乡社会群体矛盾的加剧。如果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那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四化同建”中的城镇化发展将成为空话；二是造成社会群体间矛盾的激化。垄断造成的行业间巨大的差距
11、如果不解决，民众的不满情绪将愈发难掩；三是造成不合理的资本“弱肉强食”机制的嚣张。垄断企业，包括官商勾结的一些特大企业抱团组成的大资本进行掠夺式的扩展，而民间小资本举步维艰。 国家统计局于日前发布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2012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565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917 元，前者是后者的 3.1 倍。按五等份收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人均为 51456 元，最低收入组人均为 10354 元，前者是后者的近 5 倍。6 “死在编制里”的悲怆传递是贫富差距悬殊的语境下，基于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之上的自然焦虑。只有搞清楚差距到底有多大，
12、才能让伺机出台的分配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弥合人心。因而这些年来，围绕基尼系6数的猜测与传闻，一直甚嚣尘上。2012 年底，西南财经大学发布报告，称 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60，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 ；7而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2 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则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达 0.5 以上，接近警戒线。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03 至 2012 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10 年间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 0.4以上，而 2012 年我国基尼系数
13、达 0.474，8但此官方基尼系数发布后，引发了广泛争议和质疑。 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必然促进就业增长与消费增长，这也是美国欧盟等地多年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但中国却非常特殊，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却并未促进就业率及消费率的增长，就业增长率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 1%-2%之间，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 比率）则逐年走低，至 2009 年降至 37.3，低于世界平均约 40 个百分点。中国这种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也对发源于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公开数据显示，1978 年-2007 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从 15%下降到了 11%；
14、全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则从 62%下降到 42%。9 3. 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 曾几何时，记忆中还闪出计划经济时代的限购一词，可近年来，限购却成了社会上的热门词汇：车限购、房限购。三鹿的“三聚氰胺”重创的不仅是中国的奶粉业，尤其重创的是消费者对国产奶粉质量的信心。7随着国内奶粉质量问题的不断曝光，市场陷入诚信危机。目前，香港为了保护自己的进口奶粉不被大陆人群抢购一空而实施的奶粉限购措施已经使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不断扩大。 物欲夺走了道德，GDP 退化了人性。21 世纪的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却在不断地残害自身：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肥肉加瘦肉精变成瘦肉、
15、化工废水变成饮用水而皮革下脚料或是动物的皮毛、脏器竟然可以加工生成的所谓“皮革水解蛋白” ，掺入牛奶或奶粉中以提高蛋白质的含量。专业人士提醒说，这类“皮革水解蛋白”原材料本身含有诸如二恶英、多氯联苯、重金属铬等毒害物质，如果被人体吸收、蓄积，可导致关节疏松、肿大，造成人体重金属中毒。因此，所谓“皮革水解蛋白”根本不可能作为食品或者药品级的添加剂，卫生部也曾明令禁止水解蛋白为原料生产加工乳制品。这些前因后果，不法奸商肯定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但是利欲熏心的他们泯灭了人性，兽行令人发指。 4. 法治的滞后、管理的缺位。 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的重击、瘦肉精事件的炸雷、上海染色馒头的喧闹，到如今的塑化剂事
16、件、激素鸡事件，中国人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早已变得麻木和无奈，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当面对这一幕幕丧失道德和法制基准的食品安全事故的时候，我们应该全面反省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不足。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表面上直接原因是不良生产者的违法行为，但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和政府检测监督机制的失灵。8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健康，甚至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安全。2012 年末曝光的肯德基“速生鸡”事件只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在由白羽鸡到鸡肉制品再到肯德基鸡肉产品的过程中，要先后经历养殖场自检、执法部门抽检、屠宰加工厂检验
17、、出厂检验检疫、收货方自检等几道关卡，其中任何一关如果能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到位的话，吃了多种抗生素甚至是激素的白羽鸡就不会流向餐桌。但是“牛栏关猫” ，目前监管职能部门存在有利就管、没利就放、碰到难管的则相互推诿、监管协调效率低下等问题。正是这诸多环节监管的集体缺失，导致了整个事件的最终发生。而且目前我国食品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彼此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了标准之间的交叉重复和规制盲区。更严重的是，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太低，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所谓“明晰规则，严明法治”则成为纸上的老虎。而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则是法治倒退、管理缺位埋下的恶果。截至目前，全国
18、人大已经制定了 30 多部环保法律，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法律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抓环保是搞花架子和面子工程，包庇不法企业、在环评上弄虚作假、在环测上暗箱操作、在信息公布上秘而不宣。 二、幸福指数的提升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幸福的主观形式，即幸福感，是一种超越感官快乐的、深刻而持久的心灵快乐，其客观实质是人生重大需要的满足。从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十七大报告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9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到十
19、八大报告“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美好的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折射出党和政府“发展观念”的更新，这是中国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取向的巨变，反映了以 GDP 为核心的增长方式已不再是中国的主流方式，意味着“以人为本”正在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 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从本质上讲，国民经济发展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两个基本方面，GDP、GNP 核算的只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国民幸福除了受经济增长、分配制度的影响外
20、，还与环境、资源、娱乐、休闲等因素直接相关。因此，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GDP 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更不能测度国民的幸福水平。 2005 年 2 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就曾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 GDP 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人们以往所习惯的单纯以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不断反思。 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的提案就由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 2005 年初提出，该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2006 年 9
21、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适时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全国人大10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在 2010 年 8 月中旬，抽取来自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 24 个城市的 4800 名居民进行调查。这份名为2010 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需要全面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作为衡量各级政府业绩的参照。调查最后指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
22、感受。 目前国内许多省市开始把国民幸福作为施政的目标。北京统计局在2005 年 2 月发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 ，涉及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家庭和睦的满意度、工作状况的满意度、幸福感比较、幸福感主因分析七类指标。深圳市个人幸福量表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 类指标包括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B 类指标包括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C 类指标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多年研究幸福指数的邢占军博士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提出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由十个次级指标构成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叶南客主持的南京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共包括三个层次，由 2 大类 7 个因素 19 个指标组成。另外还有“CCTV 经济生活大调查”以及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 。 “把国民幸福指数引入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把普通民众的幸福感纳入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是社会发展的进步” 。10“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