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西方到东方看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摘要：中国农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从西方到东方，从经典作家到学者都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野，对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进行过分析、探讨和研究。这对中国当下气势磅礴城市化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有深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西方；东方；中国农民；人文性格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01-07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的人文性格如何？早己引起包括经典作家在内的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和兴趣。本文从经典作家切入，试看西方和东方的学者们是如
2、何认识中国农民人文性格的。 一、经典作家对中国农民 人文性格的分析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对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有过分析。 早在 1851 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针对法国农民的特性做了深刻的剖析，他说：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2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
3、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 ”“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 在这里马克思把法国农民的人文性格比喻为“马铃薯” ，形象而深刻。这对认识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人文性格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此后不久，1859 年，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 通过一个驻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土的报告书中提供的数字和情况，对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民族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引用报告书中的材料说： 中国人的习
4、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 ”“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 ”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小，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3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 ” “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
5、自己的妻女和佣工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附近城镇及河上屎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 “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缉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59 页。 在这里，马克思所言虽然是指中国人，但实际上是指中国农民，从其分析中可知马克思认为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主要是节俭、因循守旧、刻苦耐劳。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有很精辟的分析，1926 年他在中国
6、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首先对当时被称为“自耕农”的中农的人文性格分三个不同部分作了分析说：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 ” “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4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
7、，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 ，骂军阀叫“抢钱司令” ，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 。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 ，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 ” “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
8、 ” 接着又对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的人文性格作了分析说：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5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
9、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 “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 毛泽东选集 （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57 页。 毛泽东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和
10、贫农人文性格入木三分的分层论述，如果还政治于学术，那么，这是 20 世纪初为止对中国农民人文性格最形象、最深刻、最精当的分析。 此后，在新中国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的背景下，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有了新的认识。1958 年 12 月，他连续两次为印发魏书张鲁传作了批语。在批语中提出：农民在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性、封建小生产性的同时，还具备了另一种特质“原始社会主义性” 。这三种性质的矛盾运动，铸成了中国农民极其复杂的品格。 参见高飞：毛泽东论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 年第 5期。高飞在他的论文毛泽东论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 中对此作了介绍，他说：在毛泽东看来，
11、所谓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 ，主要表现在6农民的互助合作传统上。具体而言：指农民在生产劳动中组织一定的互助团体；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中实行有限的公有；在政治组织中采取“劳武结合” 、 “政教合一”的形式。毛泽东以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为原型，作了精致的解剖和分析：“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是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免费医疗” ；“置义舍” ， “犯法者三原而后刑”，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 。而“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则近似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由此可见， “五斗米道”的突出特点是互助，它在形式上颇类似于人民公社，但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所以，它只是属于“原始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
12、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论述的特点之一，他把农民的“互助合作性”看成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共性。他认为：农民的互助合作，不独“五斗米道”所有，而且是中国农民所固有的传统。农民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互助合作的组织，如黄巾军的“方” ，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组织的“合作社” ，抗战时期边区的“变工队” 、 “互助组”等。可见，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同特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七）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628 页。 ； 特点之二，他把原始社会主义性的产生根源归结于严酷的社会现实同农民愿望构成深刻矛盾的结果。中国农民历来存在
13、着一个美好愿望：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七）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8 月第 1 版第 628 页。 ，而土地则是其实现愿望的落脚点。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击破这种梦想。中国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土地关系变动之剧烈、之频繁，为各国所罕见。中国7农民始终要为土地，即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农民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常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朦胧地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单靠个体的奋斗是不行的，唯有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互助合作团体，才有可能达到。参见高飞：毛泽东论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14、报 ，1997 年第 5 期。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具有“原始社会主义性”的人文性格的论述在实用主义之中包函了相对的学术性，不啻是对中国农民人文性格的一种新见。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人文性格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经典作家们的洞察所具有的示范作用。 二、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民 人文性格的认识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大互动中，西方人开始了对中国人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character 意为民族性格，又译成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所谓国民性是渗透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精神和意义，它是某种在国民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它具体地表现为国民心理
15、和由国民心理构成的特有国民性格、国民风采、国民风俗。参阅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二）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 页。由于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古以来农民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权威的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按照当时中国的国情，农业人口应占总人口的 90%左右。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册，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087 页。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民的人8文性格。 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据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中的研究， 是在中国封建帝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炮舰撞开前后。最早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是英国人亨利查尔斯，萨（Henry Charl
16、es Sirr） 。鸦片战争后不久，1846 年萨就开始从着手写作，1849 年发表中国和中国人宗教性格及其危害一书，他认为： 中国人讲孝道， “孝是不论贫富贵贱而普遍奉行的，子女们即便是在自己身不由己的时候，也要设法使父母生活更舒服。 ”“不论贫富贵贱，对中国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不孝。 ” 中国人能吃苦， “中国人还是非常能吃苦的人。与丢失财富相比，中国入更能忍受身体上的苦痛。 ” 中国人追求福、禄、寿， “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所有中国人都怀有三个愿望：第一，名声不朽，灵魂进入受人祭祀的行列；第二，拼命工作，哪怕是靠偷和骗，也要买上标志致富的土地；第三，希望自己长寿，并将自己辛辛苦苦积下的财富
17、供子孙们享受。即福、禄、寿。 ” 这讲孝道、能吃苦、追求福禄寿不正是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之一吗？1854 年，法国人古伯察（ Regis-Evariste）在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旅行追想续编中分析了中国人的软弱性、讲礼节、易走极端、对宗教漠不关心、重刑罚没有宗教感情、迷信等国民性格，尤其是在“没有宗教感情”中分析说： “棺材对于死者是第一必要物，对于生者却是赏玩物品。富裕的人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桓材，放在屋内。9放在屋内的棺材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叁生前为他们打一具漂亮的棺材以便他们喜欢。快死的病人头枕着拧枕头，眼望着棺材而感到满足。中国人在临死时惊人的冷静，没有任何激情苦闷，平静地走向死
18、亡，恰如油尽灯灭一般。中国人的这一特点，首先是因为他们是粘液质，其次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感情而视死如归。因为不考虑神灵，生活中无甚深沉之爱，没有来世观念，没有永别之悲痛。 ” 这不是很合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吗？ 后来，美国人麦嘉温（ Macgowan，Dh.J.）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明面与暗面 （1909 年）中所说的中国人“幽默、委婉、说谎、坚强、悠然自得、传播小消息、面子” ；罗斯 （Ross，Edward Alswrarth ）在变迁中的中国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冲突 （1911 年） 中所说的中国人“有生命力、保守主义、未成熟、宗教上的实用主义缺乏职业精神、缺乏阳刚之气、记忆力好” ；英国人庄延龄
19、（ Parker，Edwarcl Harper）在， 中国：从远古到今日的历史、外交和商业 （1916 年） 中所说的中国人“说谎与小利、偷窃与有用、不卫生与洗衣服、知恩与情、礼节与省麻烦、好色淫逸、怕父母、节制、勤奋、灵巧” ；柏赐福（贝施福） （ Bashford，Janes VVhilford）在中国 （1916 年）中所说的中国人“孝、集约耕作、人力代替畜力、节俭、智慧、适应性、有结合力、实用性、不信任、不精确、讲信用、怀疑主义和无为主义、强韧”等等， 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所评述。 在这些人当中德国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利希霍芬（ F.F.Rich thof
20、en）的研究显得比较集中而突出。他曾作为东亚考察团的成员，从101860-1872 年，在中国内地作了七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对中国十几个省的中国人特性作了具体的考察。1877 年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详细地描述了中国 17 个省的性格特点。他在独立种族 （1877 年）中还综述了中国人知足、商才、偏见、重儒教、中流阶级的精神文化、家庭纽带、老奸巨滑等国民性，其中关于“劳动、知足是中国下层民众最显著的特征。他们有耐力，他们不求助于命运，劳动时乐呵呵。 ”“儒教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甚深” ， “在中国人的社会组合中，家庭是最强韧的纽带，家庭和祖先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想为
21、此做出毫不迟疑的牺牲。 ”“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也是以家庭生活为源泉的，如他们的实用悟性，平静冷静的熟虑、节制，秩序的市民精神，直到观在，他们通过继承对家庭的顺从，仍能顺从旧有的习惯，墨守祖先的传统。 ” 以上均引自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等论述无不是中国农民人文性格的折射。 在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真正从社会人类学视野中去审视的第一人，当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42 年） 。他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 872 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 在中国布教并居住长达 50 年之久。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美明恩溥： 中国人的素质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就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 1894 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它从面子要紧、省吃俭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