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摘要：在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并存的特殊语境中，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是由于叙事信息刺激，产生关于他国的审美想象。大众叙事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应当有意回避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注重设置相似的故事语境，减低文化折扣。叙事尤其需要关注广义论证的要求。在假定性叙事中，只有当人物行动、事件组织、故事演进等遵守故事语境所要求的文化逻辑/论证规则时，德里达意义上的“最小空间”才真正地建构起来，并通过隐喻的浓缩、叠加与放大等修辞功能，扩展成国家形象。 关键词：大众叙事媒介；国家形象；故事语境；个人性认知；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2、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0008407 众所周知，国家形象研究是从国际关系与政治、传播学等学科开始，主要应对在国际政治交往及政治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的具体措施，带有很强的实用性、操作性等特征。但是，当“中国崛起”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经济、政治事实时，这一论题就越出以上学科的领域。哲学、思想、艺术等学科的参与，使之凝聚了更多的精神内涵，演变成向世界阐释中国崛起的现象为何、如何及其之后可能性走向等重大命题。简言之，在2中国形象的研究中，我们不再限定于现有状况的归纳与总结，更需要从文化根源性上深度地阐释形象建构。 从新闻媒介到叙事媒介的学科延伸就是研究深入的表现。毋庸讳言，国际关系与
3、政治、传播学等学科中的国家形象，所研究的大众媒介仅仅是传播现实信息的新闻媒体，忽视了对大众叙事媒介的考察。为此，本文提出的“大众叙事媒介” ，是指借助大众传播技术，以虚构的叙事形态出现并希望唤起某种预期传播理念的大众媒介，如广播剧、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电影等叙事文类，一方面因发达的现代媒介技术、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而属于大众媒介范畴，另一方面，又因虚构的信息、完整的故事以及具有感染力的叙事效果，带有较强的人文精神内涵。大众叙事媒介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及其构建特征自然与新闻媒介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一媒介始终处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的双重语境，之所以是跨文化传播，是因为国家形象从产生到建构目的，都
4、离不开他者凝视的国际维度；之所以是文化消费，就在于大众叙事媒介始终以娱乐休闲面貌出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中。双重语境的特殊性使得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出现根本不同于新闻媒体的情况，亟待我们研究。 一、大众叙事媒介中的国家形象特征 目前，国际关系与政治、传播学等学科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较为系统，且已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但是，这种形象或是“国际形象”，或者是在新闻媒体报道中形成的“媒介形象”，未能把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纳入研究视野。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与3文化消费的特殊语境中，通过大众叙事媒介的信息刺激，在一系列的符号再现、情境再现中产生关于他国的审美想象。它与现
5、实的国家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错位，并且不再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的他者形象，而是通过微观动人的叙事形态，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有别于新闻媒体，首先在于构成元素的“非政治性” ，即人们在跨文化交流、消费语境中对其他国家进行审美想象与主观判断时往往与政治经验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国家形象缺乏政治性，而是说，人们用“非政治性”的构成素材及其经验资源，想象出了一个具有“政治性”的国家形象来，即便所叙述的故事与政治无关，缺乏明确的政治符号，但仍能塑造出一种虽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国家形象。贾磊磊说：“在许多中国电影的叙事文本中， 国家形象是看不见的，甚至与国
6、家形象相对应的象征之物国旗、国歌、国徽也是不出场 。 ”事实确实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海外观众在接受与消费中国电影时，逐渐积累起关于中国的知识、经验与印象，成为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元素。它们与政治无关，但却产生了带有某种情感与政治判断的中国形象，奥秘就在于“量的积累”产生出“质的变化” 。确切地说，单就某一文本来说，政治观念及其倾向隐藏在人物选择、情感变化、命运安排等诸多方面，并没有显露出来。但是，当这种相似的态度、经验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故事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就走向前台。在接受过程中，人们看到相似的题材、人物、情感、命运等重复出现，也会在相关印象、经验的“量的积累”中逐渐产生政治倾向及4
7、其相关态度。我们不妨以中国电影为例。多种题材类型的古装大片层出不穷，如英雄 、 十面埋伏 、 大兵小将等动作类型；赤壁 、墨攻 、 见龙卸甲 、 关云长等战争类型；夜宴 、 满城尽带黄金甲 、 铜雀台等宫廷类型；无极 、 白蛇传奇 、 画壁 、 画皮（1、2）等魔幻类型，等等。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一个没有确切时间、缺乏具体政治指涉的古代，内容却充斥着野蛮的生活形态、泛滥的武打动作、虚浮的人性欲望。影片主创者仅仅提供一种娱乐消费的内容商品，无意表现真实的古老中国。但是，当观众观看大量类型的影片后，尤其是在交流不充分、缺乏直接经验的跨文化语境中，总会不自觉地把文本中不存在的状态等同于现实，由此产生野
8、蛮好斗、热衷权术等负面形象。因此，跨文化传播的语境凸显了这种影视文本“中国制造”的身份，使得这种从文化偏见到政治偏见的质变越发刻板、固化。 其次，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产生于有限的主观叙事，具有非理性特征。有论者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 ”然而，这只是理论研究的概念归纳，并非在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中的实情。大众叙事媒介中的国家形象不可能是基于“总体评价和理性认定” ，原因在于：第一，任何国家形象的输出与接受最终都落实在个体上，先在的成见、知识储备以及期待视野势必影响到个体对这个国家的想象、评价与态度，而且，由
9、于信息输出、传播、接受等方面受到了诸多限制，任何一个接受者都不可能做到从一个国家的“各项活动”进行总体性判断。第二，国家形象与生俱来的国际维度决定了他国形象作为镜像/他者5而存在，拉康意义上的他者永远是自我的他者，他国形象即是一国自身欲望的投射对象。王立新说得好：“成为他者的关键在于某一国家或族群是否进入到另一个民族成员的认知和想象世界，从而成为后者衡量自身特性、价值和地位的参照或标尺。 ”也就是说，构建他者形象的前提不仅是他者要进入自我的认知和想象范畴（即认识到他者形象及其特征） ，而且更要成为自我评估的价值参照系。出于自我评估的不同需要，他者形象自然有所不同。目前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复杂性
10、，正显示西方自身的危机，这与其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总体评价” ，更毋宁说是西方自我需求的反向折射。第三，这种“总体评价”并非如此理性与自觉，相反，在随意性较强的文化消费、娱乐休闲的日常活动中，国家形象出现了基于情境反应的非理性特征。我们以卧虎藏龙（1999 年）与功夫梦 （2010 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部海外市场票房极佳的影片，提供了一个消费性强的虚构故事，分别满足了西方在特定阶段自我评估的需要，乐于接受的中国形象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卧虎藏龙从雄奇优美的自然风景、造型优美的武打动作、自我压抑的师者伦理等角度，讲述了一个叛逆与归顺的东方故事，展现出在自然/人文、父/子、男/女
11、之间充满张力的古老中国。这种东西文化优劣互现、文化思辨的中国形象，是新世纪初西方乐于接受的他者，折射出西方的自我评估。 功夫梦讲述了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影片虽然描述现代中国，却完全与中国的现代经验无关。在 2008 年欧美次贷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再次重温了妖魔化中国的刻板印象。 当我们认识到个人性认知是叙事的本质时，叙事就出现了“广义论证”的特征，为了促6使更多人的认同，需要必要的论证，叙事即是论证的媒介。尤其是大众叙事媒介，始终以大众的理解与认同为前提，以雄辩的力量吸引受众、说服观众。 “所谓广义论证是指：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
12、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他符号。 ”与借助语言文字、形式逻辑的狭义论证不同，广义论证大大扩展了论证范围以及论证的语言，除了口头语、书面语等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等其他符号都成为论证语言，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在论证语言方面拥有先天优势；而且，这种广义论证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如“给定的文化”及其从中衍生的“规则” 、差异的“文化群体” ，等等。大众叙事媒介在文化介入中携带丰富的认知、记忆、情感等信息，深入人们的知识、经验、意识等深层结构，在想象性体验中搅动人们的无意识，天然地具有说服他人的感染力。这种“广义论证”的叙事活动，不是
13、基于形式逻辑的理性推演，而是在微观的文化语境下的形象演绎，文化成为叙事能否成功、论证是否有力的关键。具体地说，文化不仅以融入微观生活的差异性参与了个人性认知的传播与论证，而且，在具体的故事情境、历史背景中提供了论证个人性认知的观念价值，这在更广泛的集体层面、更抽象的观念层面上决定了叙事的论证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叙事就是用具体形象的方式演绎论证个体性认知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说服力的一次话语实践。如上文论及的建国大业 ，在形成“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合法性的基石”这一认知后，影片的事件序列与谋篇布局、人物行为与命运不仅是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7论证、传播个人性认知的重要手段，叙事原则、编剧规律、
14、艺术策略都是广义论证的方法，用形象符号再现抽象观念，并以特殊文化的规则、意识生成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促使他人的认同。就本文的论题来说，文化的介入成为大众叙事媒介构建与传播国家形象独特的优势。 然而，大众叙事媒介建构国家形象即是跨文化传播，这注定了必然脱离先前“给定的”文化语境及其规则。如主流政治大片，当置身于跨文化传播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叙事“给定的”文化语境、所采用的论证规则就已失效，论证主体仅仅凭借论证的媒介语言万难说服异域观众。因此， 生死抉择 、 建国大业 、 建党伟业 、 辛亥革命等凸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大片，在国内，由于特殊的文化语境以及特殊时间的献礼意义，人们能够接受这种主题观
15、念与叙事模式；但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这种政治叙事就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认为要克服这种折扣现象，需明确：跨文化传播的差异虽然不可能消除，但这是接受语境的差异；大众叙事媒介具有假定性功能，能够用资源素材设定相似的故事语境。具体地说，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中西方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个客观的现实语境诚然很难改变。然而，当我们知道国家形象是一个“不可见”的审美想象，它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生活、情感、思维方式中，那么，大众叙事媒介在建构国家形象时，完全可以不使用这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那些相似的生活境遇、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上，叙述一个语境相似的故事，以此消除跨文化语境的接受差异，而且
16、，在这个语境相似的故事中，以人物身份选择、性格设置、命运安排等来表达有关国家形象的个8体性认知。近年来， 梅兰芳 （讲述个体成人的故事） 、 集结号 （讲述个体追求应有荣誉的故事） 、 风声 （讲述为政治信仰牺牲自我的故事） 、十月围城 （讲述传统报恩的献身故事）等已经表现出这种努力。与建国大业 、 建党伟业等直接取材政治的电影不同，这些影片更加重视个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生存的微观状态，强调用系列的文化符号来构建国家形象，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跨文化语境对差异的放大作用，当国内观众能够倾心于无关意识形态的故事主体时，如风声 ，国内观众对身体酷刑、猜谜式智力游戏津津乐道，但身处不同意识形
17、态区域的观众仍然敏感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宣传；加之自身再现、传播政治意识时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陷入文本分裂的窘境。如梅兰芳 ，虽然前段故事（京剧唱腔的“奇观消费”与“打擂台”的个体成长）成功地吸引了观众，但后段故事未能从事关民族大义的抗日战争这一宏大事件中提炼出个人性认知，简单地以“拒唱”的抗日行为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令人颇感空洞。概括起来，这类影片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叙事虽突出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叙事视角，但并没有真正提炼出个人性认知，往往简单地依从于商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价值，或高调或空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感染力。其二，叙事缺乏广义论证的自觉意识，所
18、叙述的故事脱离了必要的文化价值与规则，难以有力地论证最终表达的政治价值，在商业力量的压力下造成了故事前后的分裂。这在集结号中表现得最典型。前段故事里惨烈的战争对革命信仰的强调，完全被后段故事所暴露出的“政治祛魅”的事实真相解构。这种前后断裂当然难以完成叙事的广义9论证。 三、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的文化逻辑及其功能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消费主义正是借助大众传媒扩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具有想象、假定与放大等功能的大众叙事媒介中，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平等尊严的人性价值、个人主义的理想追求在全球范围内释放出强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带来文化接触、交流的频繁，深刻影响到文化的发展走向。
19、跨文化传播从最初的西方文化单向传输开始，继而也包括他者文化在和西方文化接触、碰撞与冲突中对后者的影响。总体上，国别文化的区隔逐渐弱化，文化所指涉的观念价值、意义价值的差异性不断缩小。但是，全球化时代意义价值的这种趋同，是在外在刺激/被动与内部苏醒/主动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美国华人学者刘康在一次中美文化价值观的问卷调查中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文化领域并不了解，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化，更多美国民众表现出不了解甚或不认同。 ”B11 但是，意外认同的一些价值观表明：“中美文化之间实际上存在沟通的空间和可能性。 ”B12 其实，这种“不了解”与“不认同”并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与美国文化在价值观念
20、上存在怎样的本质差异，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带来的价值趋同，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在失去文化传统的根源性意识后，自身缺乏规定性内容，导致美国难以确切地辨识中国现当代文化，也就很难产生认同。目前，中国大众叙事媒介生产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表现出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化相似的同质化特征，如十面埋伏 （爱情所表征的自由主义） 、 十月围城 （表达平10等的生命价值） 、 非诚勿扰 （极端的情感主义） 、 金陵十三钗 （对世俗文化的称颂） ，等等。大量的中国电影把西方文化的人性价值作为文本中最高价值的话语体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应该说，这种价值的趋同是在外强内弱的刺激
21、/被动中产生的。但有意思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虽处于强势，但因内在的意义危机也被迫从他者文化中吸取营养，进行吐故纳新的结构性调整。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现代即是对传统与现代哲学传统的深刻反思，东方文化成为西方反思的重要资源之一。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尊重自然、家庭、父亲、伦理等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价值观，如阿凡达 （保护自然环境） 、指环王 （对长者的尊重） 、 盗梦空间 （对家庭伦理的强调） 、 诸神之怒 （突出父子之情） 、 忠犬八公的故事 （强调忠情的可贵） 、 危情三日 （对家庭的极端维护） ，等等。这表明中美文化并不如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反，在全球化语境中，两者在抽象的价值指向上已经出现相似的精神内涵。 如此看来，大众叙事媒介构建中国形象的关键在于寻找在外来文化刺激下适时苏醒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部因素。它一方面与西方文化具有相似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由于始终处在自身根源性的历史语境中而保持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从一个无所不包的空泛概念演变成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知识、立场与态度。换言之，在意义价值的差异性逐渐缩小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因其“相似”的精神价值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此时所谓的“差异性”主要是指日常生活的表现形态、话语表述及其规则。这可在关于文化定义的演变中获得印证。在先前的定义中，文化始终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