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芬利范式及其批评者摘要：芬利范式是近 40 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正统模式，它强调从社会结构而非经济本身研究古代经济。芬利范式对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认识到古代经济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现代经济；另一方面，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研究范畴，将关注视线从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转向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芬利范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范式与史料不尽吻合；其次，过于强调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对古代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最后，忽视文化视角下经济的特定意义。研究古代经济史应既注重经济结构又注重经济实
2、绩。 关键词：古希腊罗马；芬利范式；古代经济 ；贡献；不足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16310 自 19 世纪末以来，经济史一直是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中心似乎突然发生了转移。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取代经济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论题。原因之一在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使经济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未能有根本创新，所有观点与结论似乎都无法走出某些模式的固2定框架。对于这种现象，英国学者惠特克曾感叹说：“旷日持久的争论令人不胜其烦，继续研究似乎已无任何重要意义可言。 ”自上世纪 90
3、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曾围绕古代经济属性展开激烈论争，大致形成了“原始派”与“现代派”两个派别。与国外学界情况类似，国内学者的观点似仍难跳出“原始派”与“现代派”的二分范畴，争论的中心仍未摆脱西方史学界所设定的基本框架。 近 40 年来，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从韦伯（M.Weber）哈斯布鲁克（J.Hasebroek）波兰尼（K.Polany）所传承的，由芬利（M.Finley）集其大成的，强调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及个人社会地位的角度分析古代经济的研究模式。因芬利是该研究模式的主要代表及集大成者，所以西方古史学界一般将其称为“芬利范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该范式初步
4、确立以来，很快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新的正统模式，并持续至今。然而，随着对芬利所设定各命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芬利的结论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芬利范式”大有被颠覆之势。对于芬利的研究模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国内学者似乎尚未予以充分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讨论“芬利范式” 。 一、芬利范式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为克服史料庞杂的局限性，研究模式成为备受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古史研究者推崇的方法。所谓研究模式就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达到揭示各组成部分逻辑关系目的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霍普金斯曾进行过生动的比喻：3
5、“如同一盒拼图游戏板，研究模式类似于全图轮廓，而遗存的古代史料为我们提供一张张拼板。 ”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合理的模式可使古史研究更具概括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近 40 年来，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芬利研究模式为代表的研究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萌生于 19 世纪末。韦伯、布彻尔等人在比较古今经济的异同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过程中提出，古希腊罗马经济从根本上异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应属于封闭的家庭经济范畴。随后，哈斯布鲁克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尝试从制度、社会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分析古代经济。波兰尼提出前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中。然
6、而，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自 50 年代以来，芬利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经济研究的面貌。芬利研究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以罗斯托夫采夫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思想强烈质疑及回应。他认为古代经济绝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自身独特性。为此，他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以阐明古代经济的独有特征。自1951 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芬利对古代经济模式及其产生根源、工商业在城邦中的地位、古代人的经济意识及经济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一系列精心准
7、备，1973 年芬利出版了古代经济 ，全面阐释其古代经济史观。 古代经济出版后，他进一步完4善研究方法，并对古代社会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1985 年，在古代经济第二版的“余论”及专门讨论古史研究方法的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芬利完整地阐释了他的古代社会经济史观。经后继者大力提倡，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研究模式已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和新的正统。 古代经济是“芬利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全书并未按照现代经济学著作惯常的体例展开。在界定古代经济概念及古代的时空观念后，芬利从社会秩序与社会地位、主奴关系、地主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经济等古代社会的主要关系入手，分析古
8、代经济。虽然在其作品中并没有专门论及生产、消费和分配，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窥见他对古代经济的总体认识。 就经济属性与经济意识而言，芬利认为古代经济本质上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它不但规模更小、水平低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独立范畴，生产、分配、消费不由供求关系决定，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一种“嵌入式经济” （embedded economy） ，所有经济行为皆受控于家庭、宗教和社会观念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虽然古人也“种植稼穑、贸易赢利、加工产品、挖山掘矿、征收赋税、铸钱造币、亏损破产” ，但这些经济行为不过是公民维持生计及维系和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手段，人们普遍缺乏赢利和扩大再生
9、产的思想意识；公民的职责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参加城邦的宗教、政治、军事生活，追求社会地位。换言之，古代经济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本身，而应是决定经济的社会结构。 就生产而言，农业是古代经济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5是公民应当从事的正当职业之一；土地是公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收入是公民财富的主要来源；虽然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活动，但城市是政治、宗教中心和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被视为有碍个人心智发展的“低贱职业” （banausic work） ，不被公民接受，也不能由公民经营，所以这些职业多由处于城邦边缘化的外邦人或奴隶占据；古代社会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人们缺乏扩大再生
10、产的意识，所以整个古代（从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后 500 年）经济没有明显增长。 就分配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以战争掠夺和互惠交换为主；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贫乏，加上运输成本高，跨区域贸易不发达；贸易物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谷物、木材、金属等及奢侈品等；商品价格不受市场规律支配，主要由当地物资状况及人际关系决定；商人由外邦人、依附者构成，他们大多贫困，且被城邦生活边缘化。 就消费而言，古代城邦没有经济预算，不关注国民财富增加，城邦通过掠夺、征收赋税及开发偶然发现的矿山等方式积聚财富；公民均分城邦财富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修建神庙、修缮道路等公共工程；对公民个人而言，除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外，置
11、办嫁妆、帮助亲友、承担公益捐献及赋税等追求社会地位的非生产性活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形式。除此而外，整个古代社会，鲜见公民将财富用于生产投资。总之，因为“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 ，所以不应对古代经济进行经济分析，而应研究影响古代经济的社会结构。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芬利范式不应纳入经济史而应纳入广义的经济人类6学的范畴。 二、芬利范式的贡献 尽管有学者批判芬利范式为“新原始派” ，但它绝不是对 19 世纪末原始派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古代经济的重新诠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 （
12、该范式） “之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当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于宗教和文化研究” ， “整个古代历史研究都漫布着芬利范式的气息” ， “时代越久远，人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影响” 。总之，“它已经占据学术高地的中心位置” ， “成为古史研究新的正统观念” 。自芬利的代表作古代经济出版后，评论该书的文章大量涌现，该书也迅速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且多次再版，成为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划时代著作。无论谁也不会否认芬利范式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研究的巨大贡献。大体看来，芬利范式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使人们认识到在诸多方面古代经济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芬利范式充分地阐释了
13、古希腊罗马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到古代经济并非一个独立的范畴，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及个人地位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如众多以维持声望、帮助朋友、筹办嫁妆等为维系社会关系为主旨的非生产性借贷活动；其次，较好地阐明了古风时代的经济活动并非市场行为而只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人往往通过礼物交换形式来确认自己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复次，认识到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最基本的7生产类型。工商业及制造业未曾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对挣钱赢利活动和货币交换所持否定态度相吻合；最后，基于“政治人”的角度，较好地
14、解释了古代社会为何未能产生现代意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芬利承继韦伯的观点，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皆为“消费城市” ，严重阻碍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产生。如今，即便最激进的现代派学者也不会否认古代经济的小规模和基本面的原始特征。 其二，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畴。 “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些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 ，芬利范式确立后，使更多学者注意到，古代经济并非只是研究古典时代雅典或罗马，也不仅限于生产、分配、消费，还包括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为证明或证伪芬利所提出的种种命题，学者们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就时空范围而言，除古风古典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外，希腊化时代近东地区及埃及、共和前期的罗马
15、、甚至是科林斯、提洛岛、马赛利亚、罗马行省等区域性经济史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就内容而言，除商业、贸易、手工制造业、银行信贷等传统经济领域外，学者们还将视角触及到之前很少关注的农业、乡村、人口、生态环境、妇女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芬利范式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从学者们对古代货币信贷问题的探究窥得一斑。芬利在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 、 古代经济及古希腊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古代信贷是非生产性的，主要发生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是他们为追求社会地位及满足奢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围绕芬利的观点，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文献材料、民族考古学及人类学知识，试图支持、修正或者否定上述观点。产生了包括Ap
16、otimema：8雅典租赁及嫁妆契约中的术语 、 古代希腊城市的银行及银行家 、 古代雅典的借与贷 、 雅典的经济与社会：从银行的视角 、 辅币与货币化经济 、 金钱、法律与交换 、 租赁与借贷：公元前 4 世纪雅典货币经济 、 罗马世界的银行业与商业 、 罗马帝国货币与政府等大量的专著及专论。上述作品使我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铸币产生的原因、铸币的面额、货币借贷的相关术语、借贷发生方式及用途、货币流通与经济各部门的联系等问题的了解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现在，当再谈及古代货币借贷时，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层面，而是细化到互助借贷、有息借贷、海事贷款等不同的类别，即便对于
17、有息借贷，人们也会对利率的不同计算方式、借贷中不同类型的抵押进行区分。如果没有芬利提出的命题，取得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想像的。 其三，使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首先，芬利摈弃了“恋古癖”的错误趋向，倡导人们构建研究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学者们的思想观念中，古史编纂大致仍隶属于文献学研究。古代经济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从文献和实物中尽可能发掘有用的材料，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而不需要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也无需做出任何评论。芬利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话，将这种不讲究理论，只知罗列事实的人戏称为“恋古癖” （Antiquarianism） ，并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严厉的批判
18、。在芬利看来，历史研究不应只探寻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相互联系、过程与结果，而更应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方式。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构建恰当的研究模式，选择能解9释模式的史料，才能探寻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随着芬利对古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弟子的大力倡导，不讲理论、罗列事实的“恋古癖”已基本失去了市场。构建各种理论模式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中自觉的学术思维。在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古史研究模式中，如霍普金斯的“税收贸易模式” 、英格斯的“服务城市模式” 、戴维斯的“多维度多视角动态贸易模式” 、永曼的“经济人口双向发展模式”等，都能看到芬利范式的影子。其次，针对古代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和局限
19、性，芬利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先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引入古代历史研究之中。经济史研究中，对资料和数据的掌握本是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但是因时代久远、兵燹之乱，现存能反映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状况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可用于定量分析的经济资料）相对不足。即便是有限的文字材料，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偏向性强。现存经济史料主要反映的是精英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文献材料往往没有任何的记载。这是因为气候、书写习惯及宗教原因，古希腊罗马没有如埃及和近东地区一样，保存下大量纸草和泥板文书。中世纪修道院保存下来的抄本，也主要基于文学、修辞及宗教的需要。此外，从时空上看，现存古典文献主要集中于古
20、典时代的雅典及共和末期及帝国初期的罗马，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另一方面，缺乏可信度。现存对经济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当数法庭诉讼词。但是正如巴克勒所说的那样， “（法庭诉讼中）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恶意的人身攻击都相当有用。演说词中缺乏现代法庭必需的确凿证据；相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故而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和宣扬自10己的正确性和诚实的特性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针对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和有限性，芬利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某种假定的原则，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
21、究。近年来不少古代经济研究史家借鉴该方法，并将通过该方法获取的资料称为“代理资料”（proxydata） 。芬利倡导人们积极采用该方法的原因之一在于所获数据的可靠性。 “代理资料”大多取自当代落后民族，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数据充足、真实可靠且具有连贯性，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原则。原因之二在于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迫使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其他时段、其他区域社会发展状况。在分析共性过程中，能抛开比较对象外在的差异性，更好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原因之三在于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限制了他们用全球史观观察世界历史事件的敏锐性。考察其他区域、其他时段纷繁复杂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打破理论束缚，挑战传统权威观点，使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开阔了研究视野，重新诠释原有史料，使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总体看来，芬利以其在人文科学理论方面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完整且说服力强的研究模式，将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芬利范式，主导了近 40 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芬利提出的命题、倡导的术语、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