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国德系乎国运兴衰论摘要国运能否福祚绵长，国家能否兴旺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国德是否坚挺向上。良好的国德是民德的汇聚和集中体现，是文明精神和伦理理性的价值内化和历史积淀，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的制约因素。善于吸取治政智慧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立党德、兴国德，必然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道德文明和治政新篇。 关键词国德 治政 民心向背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09-07 国运能否福祚绵长，国家能否兴旺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国德是否坚挺向上。良好的国德是民德的汇聚和集中体现，是文明精神和
2、伦理理性的价值内化和历史积淀，构成一个国家精神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力的力量机制，常常以催人奋进、励人敦厚、使人不倦、叫人创新的面目表现出来，使一个国家在处顺境时能够居安思危，忧勤惕厉；在处逆境时能够发奋抗争，顽强自卫。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孟子离娄上 ）斷语除却历史的尘埃以外，实在是把握了国德系乎国运兴衰的道理，可谓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综观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确实是社会治理和政权维系的重要力量，没有不重视道德而江山永2葆的朝廷或国度。因为道德是人心和民意的集结，是文明盛衰的晴雨表，表征着正义的力量和价值的导向，是秩序
3、得以建立的精神内核，是活力得到彰显的价值基质。 一、道德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 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何以是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最可宝贵的财富？理由何在？这是就其特殊价值和社会效用而言的，是在同一般财富的比较中形成的判斷或结论。道德之为财富，常常是从精神财富的角度而言的，这种精神财富既可以衍生、催化物质财富，更可以范导、规约物质财富，使其发挥正面的价值，造福于社会的良善有序和人生的发展完善。还有它是一种无法用物质财富来评价、衡量的精神财富，是一种高于并优于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中国人自古有“有价之宝”和“无价之宝”的论述，道德既可在“有价之宝”的视阈中来认识，也可从“无价之
4、宝”的角度来认识。道德之为“无价之宝” ，是说它的作用是无法用一般等价物来加以衡量和评价的，它是无价的，是对有形价值的无限超越。如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所言，善良意志“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任何为了满足一种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 。作为“无价之宝”的道德自身就具有无上价值的目的价值和内在价值，尽管道德也具有手段价值和外在价值。但是比较而言，道德的目
5、的3价值和内在价值始终是人类所最为需要而又最值得追求、挺立和护卫的。一旦道德失却其目的价值和内在价值，仅仅只具有手段价值和外在价值，那既是道德的悲哀，更是人类的不幸。所以彰显并善于追求和护卫道德的目的价值和内在价值，实质是在强化和凸显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目的价值，是把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深刻呼唤。因为诚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是关于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最强烈、最持久、最深沉的确证或表征，也是人类道德生活最壮丽的日出。 国家或社会本质上是人的理性集结的产物，人之所以需要结成社会，组建国家，完全是为了使人更好地成为人并享受人之社会化带来的种种利
6、便或好处。因此，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服务于人并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和国家所应具有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也是社会道德和国家道德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道德和国家道德是社会和国家之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内在根据。无论是从国家的治理、政权的稳固，还是从政治秩序的清明和社会整体的发展与文明等方面来讲，都需要道德并必须彰显道德的价值，舍此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治理和政权巩固。 道德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切财富之上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是统治者理应始终看重并不斷予以追求、实践和护卫的目的价值和至上价值。 周易系辞下传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
7、曰义。 ”可以看出， 周易把仁义道德视为维持国家宝位的根本。道德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和人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人实现自身的全4面发展、拥有幸福美好人生的根本保障和手段。 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民间也有“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毁身”的格言。刘向的说苑贵德指出：“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禄归焉。 ”儒家向有“以仁为富”的思想倾向，实质是把道德当作人生幸福的根本。 大学把道义作为真正的财富，指出只有以义求利才能求到真正的利益，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大学还强调指出：“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
8、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以道德作为财富是生财的大道，也是治国安邦的要义。宋代司马光谈到：“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也。 ”什么原因妨碍了祖父辈想利其后世而不能利其后世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替后代所谋的不过是土地、房屋、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真正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他以一位曾做过大官的士大夫只知省吃俭用为子孙积累财富但最终却被争夺财产的子孙气死的人物为例，说明不以德教子的恶果，并评论说：“使其子孙果贤耶，岂蔬粝布褐不能自营，至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玉满堂，奚益哉？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 ”在关于究竟应该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的问题上，司马光理直
9、气壮地主张留精神和道德财富，认为“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家范卷二祖 ） 。司马光本人特别注重对子女廉俭观念的教育，在训俭示康一文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5俭，德之共也。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在司马光看来，节俭和奢侈绝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关系到人生的祸害与幸福以及兴家与败家的大是大非问题。节俭是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美德，拥有节俭的美德就可以使人们
10、珍惜物质财富而不为物质财富所役使，就可以使人们远离各种贪欲之祸。奢侈是人们所认为的最大的恶德。人们一旦喜欢上奢侈，就肯定要放肆敛财，进而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来，最后必然因奢侈而亡家丧身。应该说，司马光的这一看法充满着历史的理性和伦理的智慧，是对道德作用的深刻认识和辩证发挥。 汉代刘向的说苑贵德谈到：“魏武候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 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
11、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 武侯曰：善！”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是道德而不是山川土地。山川土地诚然重要，但比之道德显然要次要一些。历史上拥有江山社稷的三苗、夏桀、殷纣，由于轻视道德，不讲道德，最后引起民愤，都被推翻了，所以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德不在险” 。没有道德，有了山川土地，也会丢失；有了道德，没有山川土地，也可以在拥有人心的基础上收回山川土地。“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冯道， 偶作 ）英国 19 世纪著名的道德学家斯迈尔斯在品6格的力量一书中援引马丁路德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
12、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再崇尚正义和仁爱，没有勤俭勇敢的美德，那么这个国家的合理性便会荡然无存，其国民必然会集体陷于沉沦，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不管多么完美的政治制度，在维持一个民族品格水准中的作用总是微乎其微的，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和使一个民族保持稳定的是个人和激励他们的精神。制度的稳固必须以稳固的品格为基础。任何堕落的个体的联合都不能形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或整体。缺乏正直诚实的个人品格，这个民族或整体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力量。从长远来看，政治的统治通常不会比人们的道德自律更有作用。理由是哪里的民族具有良好
13、的良知、道德和习惯，这个民族的治理就会是诚实和高尚的；哪里的人们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且心地虚伪，那么，他们就既不能靠真理也不能靠法律联合起来，无赖和幕后操纵者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防止对公众的意见实行专制独裁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屏障，是个人自由的进步和个人品格的纯洁。没有这个屏障，就不会有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也就不会有政治生活的真正的治理和平安。应该说，斯迈尔斯的这些论述可谓洞穿底蕴的真知灼见，具有深刻的政治智慧和哲学价值。确实，建立在忽视或鄙视乃至藐视道德和良知基础上的政治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外在条件如何优良，而取决于其内在资质是否纯美善良，取决于其民族精神和道德的
14、高尚。 7二、道德是国家有无前途的制约因素 国家需要道德如同人需要道德一样，没有道德的国家是没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没有道德的国家在世界上很难真正赢得人心，配享道义并能长久矗立。从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早在古罗马时代人们即已开始了对道德的存废、风气的盛衰与国家的兴亡之间关系的探讨。李维在罗马史一书中研究了古罗马帝国盛衰的原因，他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兴盛与道德风气上的为国尽忠和无私奉献密切相关，而其衰败也与道德风气上的醉生梦死和贪图享乐的腐败行为密切相关。早期罗马所展现的道德进步使罗马共和国的声名远播， “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或更多的范例” 。但是随着古罗马统治
15、者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上松懈情绪的不斷蔓延和扩展。古罗马帝国的腐败现象像瘟疫一般地传染，结果“无限制地享乐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一切”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认为，道德风气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根本，支配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而是人民特别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状况。 “这些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都发生作用，它们使这个王国兴起，保持住它，或者是使它覆灭。 ”罗马的兴盛正是由于统治者贤明而富有道德，公民忠于国家而富有责任心；罗马的衰亡则是由于统治者道德堕落而导致民风败坏。 “既然丰裕是在于善良的风俗，而不是在于豪富，所以罗马人的那种无限多的财富就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
16、华和浪费。 ”于是， “当军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 。孟德斯鸠指出，支配一个国家盛衰命运的最一般的原因是道德。道德风气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8根本。一旦风气败坏，国家就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乃至摧折。罗马帝国的兴亡充分说明了道德的力量，正可谓道德兴国家兴，道德亡国家亡。 在我国先秦时代，孟子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孟子离娄上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者在兴起之初能够讲求道德，敬德保民，与百姓同忧乐。后来之所以失天下，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丧失了道德，走上了荒淫无耻、醉生梦死的非道德和反
17、道德道路，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官逼民反。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炀帝腐败丧国的沉痛教训，即位后十分注意以德治国和兴德崇教，并认为治国如同栽树，只有根深蒂固，枝叶才会茂盛。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以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贞观政要论君道 ）贞观时期，君臣们追思往古治乱之道，探讨历代兴亡规律，多以敬德崇道、公忠体国和注重道德教化为要义，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故开创了中国治道史上的政治清明、风俗良善的局面。 现代政治缺乏的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美德和素质。如何使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伦理
18、化，如何提高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素质，本质上决定着现代政治的命运和前途，决定着反腐败的质量和水平。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均十分强调中国积贫积弱、官场腐败与道德的废弛密切相关，于是竞相提出“开民智、兴民德”的理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传“新民说” ，并以培植国民爱国心作为改造国民道德性9的主要内容，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针对官、士、商各阶层的腐败和道德沦亡，梁启超把“广求同志，开倡风气”视为振衰救弊的“第一义” 。他决心把“真理灌输于国民头脑中，利害明揭于国民心目中” ，为启蒙国民的道德觉悟作不懈的努力。 道德防线的溃散必然诱发腐败。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哀伯在向鲁桓公的
19、进谏中指出：“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尤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意即做国君的必须崇尚道德而闭塞一切邪恶行为，以此来统治其臣属，使之有所戒惧而不敢违犯纪律。在臧哀伯看来，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左传桓公二年 ） 。官吏之邪恶必然导致国家之败亡。当代美国一些专门从事惩治腐败对策研究的学者认为，道德防线的溃散或突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因此加强和改善道德教育是惩治腐败对策中最为基本也更带根本性的东西。保罗道格拉斯写道：“我认为比改进机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更为深刻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看到的政府的失误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失误的反映。所有这
20、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帮助改革政府，而且还要帮助改革我们自己。 ”塞缪尔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腐败的论述中，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对腐败产生的原因或成因的研究中，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拜金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和必要的道德责任感的缺乏无疑是其主要原因。如果一个社会过分突出商业的地位和价值，就会使商业交易的原则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弥漫，政府官员的道德就会深受其害。帕特里克多贝尔在一个国家的腐败一文中指出：道德关切的私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忠诚与美德的衰败，是造10成一个国家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道德教育，强化公民的忠诚观念，无疑是根治腐败的有效对策。 道德的缺失导致江山易姓。早在西周初年，以周公为
21、代表的西周统治阶级在总结夏商两代兴亡更替的过程中就明确地把“不敬厥德”当作其“早坠厥命”的根本原因，并认为只有“敬德保民”与“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才能够保持国祚绵长。 尚书召诰指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公对成王说的这一段话充满历史的兴亡意识和治政智慧，可谓鞭辟入里，意味深长。大意是说。国君要使天下治理有方，不可不认真履行道德。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能不以殷商为鉴戒。我们不敢说夏代接受天命有多长时间，我们不敢说夏代的国运不会延长。我们只知道夏代的统治者不认真力行道德，才过早地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们也不敢说殷商的国运该有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的统治会不会延续，我们只知道殷商的统治者不认真力行道德，所以才过早地失去了他们的福命。而今大王您继承了治理天下的大命，我们希望您能思考这两个朝代衰亡的原因，继承他们的功业愿大王您不要使臣民胡作非为，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