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摘要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最主要的礼学专著，历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文章在对礼记质疑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不赞成对该书过分地贬斥，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疏失，但其中言之成理的意见亦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该书于治礼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意见（观点） 。 关键词 郭嵩焘；礼记；礼记质疑 中图分类号 B25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1905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曾积极帮助曾国藩治军。 “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 ”郭嵩焘代表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
2、的外交经验，西方人士对他评价很高，说“郭氏已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 （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il 4，1879，P.291） 。后乞病归，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 ”“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 大学中庸质疑三卷， 校订朱子家礼六卷， 周易释例四卷， 毛诗约义二卷， 绥边徵实二十四卷， 诗文集若干卷。”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 ，郭嵩焘逝世。 清史稿本传.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473-12475 页。 郭嵩焘的礼学专著，主要是礼记质疑 ，此外还有校订朱子家礼2。另有一些讨论礼制礼学问题的短篇论文。
3、本文拟研究郭嵩焘礼记质疑的得与失。 一礼记质疑其书以及相关的不同评价 据礼记质疑?自序 ，到写自序时（光绪十六年） 礼记质疑已“成书二十馀年” 郭嵩焘诗文集?文集卷三. 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21 页。 。则实际成书时间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 年）之前。这与自序里说的攻读“戴记 ”及相关之书（譬如“船山礼记章句 ”）始于“咸丰壬子” （公元 1852 年）时间范围相合。盖郭氏攻读“戴记”及相关之书，思考有关问题（如同自序所说“乐发其疑” ） ，而后进入礼记质疑之撰作，到同治九年之前成书，用了十八年；再到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思贤讲舍始印行此书，又过了二十年。从咸丰壬子（公元
4、 1852 年）到光绪庚寅（公元 1890 年） ，前后三十八年方问世， 礼记质疑在郭嵩焘诸多著作中无疑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郭嵩焘为思贤讲舍印行的礼记质疑特意作了自序，对这个过程做了回顾。 礼记质疑自序是体现郭嵩焘礼学思想的文章之一。该文有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说戴记其书的旨趣，其二是说礼记质疑的旨归。他说： 凡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之义趣也；二经所未具，亦常推广而补明之其言列国时事，多与左氏异同，要以发明春秋之义例，以著礼之大经；诚欲上考古礼，必此之为涂径也，而拘牵文义、交午?格亦多矣。 郭嵩焘诗文集?礼记质疑自序.岳麓书社 1984 年版，岳3麓书社 1992 年版礼记质疑 ，前亦附此自序。
5、这里所谓“戴记 ”，指汉戴圣编辑的礼记 ，所谓“二经”指自序前面已经言及的“仪礼 周官经” 。郭嵩焘认为戴记的内容都是为阐述仪礼 、 周官两经大义而发的；如果两经还有并不具备而又应该强调的大义，戴记则予以发挥并加以补充。戴记牵涉的列国时事，则与春秋左传有异有同，其大旨以宣扬春秋义例、周礼大义为归。这样说来，要追溯古礼，就必须明白戴记的含义；而戴记中可能有某些不容易说通，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 这篇自序下文说到郑玄传经之功（包括注小戴礼记的贡献） ，说到“汉学”与“宋学” ，而“嵩焘区区，时有疑义，一准之经，以校注之有合与否” ，这就是礼记质疑之所以作的缘故了。他还说到： 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周
6、秦间儒者为之。其言非尽纯也嵩焘于此粗涉其藩篱，所以乐发其疑，将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 礼记质疑.岳麓书社 1992 年版，前附郭嵩焘自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戴记为什么而作已与前文不完全相同了。前文说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仪礼和周官 ）之义趣，这里说“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 ，依礼学界共识， 礼经就是仪礼 。郭嵩焘这里的说法，其实比前文准确。前文表示过对朱子的尊重，而朱子乞重修三礼?子有与郭嵩焘相似的观点。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七也载有朱子关于礼记与仪礼关系的论断，如卷八十七说“礼记只是解仪礼 ” 4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岳麓书社 1997 年版，第 2000 页。 。又，郭嵩
7、焘谓戴记一书是“周秦间儒者为之” ，这就告诉我们：在郭嵩焘看来，戴记应该算先秦之书，而不应将其整体视为秦汉之间出现的书，更不应视其为汉人之书（譬如汉武帝或汉文帝时期才有的书） 。这与现今很多人的看法是大体一致的。二戴辑礼记大体为先秦文献，但其中有少量的文章为秦汉人羼入，这是长期以来礼学界的共识。而郭嵩焘谓戴记 “其言非尽纯也” ，也就表明了他对此书的评判，这与前文谓戴记 “拘牵文义、交午?格亦多矣”相呼应，无怪乎郭嵩焘该书有时候表示的是与戴记不一致的意见。 民国时期，有学者在为集体编辑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礼记质疑写提要时，发表过肯定礼记质疑一书的评价，值得我们注意：是其学兼存汉宋，无所依阿。是
8、书虽以郑宋之说为主，而一字一句皆沈潜反复，绎乎礼文，以求乎心之所安。其有注疏未当者，则援据群经，稽核六书，而为之说。故全书中有以朱说易注者，有以朱说易疏者，有兼存注疏而不取宋儒之说者，亦有独抒所见者。于郑学之卓然者，阐扬申绎，几无复遗。以至宋人之精义，亦多采取。是其平心衡量，无门户骑墙之见，无攻击争胜之心，治学态度尤为难得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上册. 中华书局 1993 年第 1 版，第 565 页。 显然，这位不知姓名的前辈学者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一书有褒无贬，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编定的续修四库全书也将郭嵩焘5礼记质疑收入。沈文倬先生在为续修四库全书收
9、入的郭嵩焘礼记质疑一书写的提要中说道： 郭氏之学，植根未深，研习未熟，早岁勇于求仕，向学之日殊?；晚年显宦退处，读书论学为娱老计，未中肯綮，率尔评骘，遂有得亦有失焉。大判言之，宏纲巨目，放言高论，时或得其一二然于稍涉艰深之篇，既少搜讨之勤，又乏剖析之功，举其“游牝” 、 “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 中国经学第七辑清代礼书提要三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33 页。 这个“提要”贬斥居多，肯定的成分少得可怜，与前文摘录的民国学者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的评论恰成鲜明对照。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治礼的主要撰作，对该书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对该书的评价，关系到能否对郭嵩焘礼学成就做出
10、准确的评价。这就需要读者深入钻研戴记之精神，深入分析郭嵩焘该书把握戴记的程度，全面而恰如其分地评判该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 年第 2 期肖永明，陈冠伟：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沈文倬先生无疑是当代经学界和礼学界的权威，民国年间那位对礼记质疑做出评价的学者想必亦非等闲之辈。前者对郭嵩焘的礼记质疑贬斥居多，认为“举其游牝 、 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 ；后者则对礼记质疑完全肯定。而究竟谁的看法更准确呢？下文将从礼记质疑中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郭嵩焘之是与非，并据以对郭嵩焘及其礼记质疑的成就做出尽可能恰如其分的评判。 6二礼记质疑的可取之处 戴记第十一篇郊特牲云：“朝觐，大夫
11、之私觌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行也；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 ”郑注：“其君亲来，其臣不敢私见于主国君也。以君命聘，则有私见。 ”孔疏：“此一节论大夫从君朝觐行私觌非礼之事朝觐，谓君亲往邻国行朝觐之礼。大夫从君而行，辄行私觌，是非礼也既从君而行，不可私觌；若专使而出，则可为之，故云大夫执圭而使 ，谓受命执圭专使邻国，得行私觌，所以申己之诚信也当周衰之后，有臣从君而行，设庭实私觌于主国之庭，作记者记之：庭实私觌何得为乎诸侯之庭？讥其与君无别也云以君命聘则有私见者，解经文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约聘礼有私觌，故云以君命聘则有私见也。 ”十三经
12、注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五.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47 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于此有如下的解说：“嵩焘案：仪礼?聘礼宾及上介、士介皆有私觌，郑注：以臣礼见也。 盖聘礼致命以宾礼为君致敬，私觌者，所以自致其敬也，皆有庭实。 觐礼无私觌，诸侯北面觐天子，自执臣礼，无所容其私觌也诸侯之大夫不纯臣于天子，故亦为之私觌；而从其君以朝觐则义系之其君，而以私觌上干天子，故曰非礼” 礼记质疑卷十一郊特牲. 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300 页。郭嵩焘对礼记?郊特牲 “论大夫从君朝觐行私觌非礼之事”一节的解说，联系到仪礼的聘礼和7觐礼 ；而郑注孔疏于此仅仅联系聘礼 ，思路较为狭窄。孔疏谓聘礼有私觌，
13、郭嵩焘谓“觐礼无私觌” ，都是对的。郭嵩焘又说：“旧注泥聘礼之文，展转求通，疑非经旨。 ”可是经旨究竟是不是郭嵩焘说的那样，郑孔郭都尽可以发表一家之言。郭嵩焘用所谓殷道、周道解释经旨，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他敢于怀疑旧注，提出联系觐礼理解郊特牲相关经文的思路，后世读者应予理解，起码也该容忍。 其实早就有大学者对传统经注疏表示过异议。王伯申说：“执圭而使谓聘，非谓朝觐也，不当属之朝觐。 朝觐二字下，盖有言朝觐之礼者，而今脱去矣。 大夫之私觌以下，则以聘礼言之，不蒙朝觐为义。郑注牵于朝觐之文，乃谓其君亲来，其臣不敢私见于主国君 ，非也。朝觐乃诸侯见天子之礼。诸侯相朝，无称朝觐者，不得强为迁就也正义谓覆
14、明从君而行，不敢行私觌，非也且经意谓聘礼不敢私觌，以明人臣无外交之道。若云其君亲来，则其臣不敢外交 ，岂其君不来，遂敢于外交乎？失经意远矣。 ”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5 页。没有人批评王伯申这里对经注疏的怀疑一无足取。朱武曹撰礼记训纂卷十一于此即引王伯申经义述闻为说。 礼记训纂.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1 页。可见郭嵩焘对旧注疏提出不同意见亦可供参考，不足为奇。 戴记第四十四篇昏义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 ”郑注：“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时也。 ”十三经注疏
15、?礼记8正义卷六十一.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681 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卷四十四末，判断郑注“疑为夏制之误” ，是很有见地的。他批评说：“周礼 ，六官皆卿而兼上大夫，而自周初三公皆六卿兼官。 考工记?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郑注：六卿三孤为九卿。 三孤，三公之佐六官之职始备于周，其三公以下，或兼官，不必备设，亦如九嫔 、 世妇之以兼职为名（说见曲礼 ） 。记礼者取以三相函之义，约略为之辞，正不宜以名数限之。郑注疑为夏制者，非也。 ”礼记质疑卷四十四 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705 页。朱武曹礼记训纂卷四十四即引周礼为证礼记训纂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70
16、页。 。沈文倬先生说过：“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不可能为某一个人所凭空造作其中所记，绝大部分是当时实施的制度和实用的器物。 ”?文存?孙诒让周礼学管窥.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702 页。 周礼所记六制大体可信。戴记第四十四昏义牵涉的职官制度与周制相合，郑君谓其“似夏时” ，诚如郭嵩焘所言， “非也” 。 注疏不止一处把经文说的情况推测为“殷制”或“夏制” ，有时用相类的判断以为搪塞， 礼记?昏义郑注“似夏时也”云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早有学者注意到此类情形。郭嵩焘并不轻信注疏，这里也是一个例证。 戴记第一篇曲礼上：“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9友，以厚其别也。 ”郑注：“昏礼凡受
17、女之礼皆于庙为神席以告鬼神，谓此也。 ”孔疏：“谓嫁女之家受于六礼并在于庙布席告先祖也”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一.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41 页。 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一说：“今就昏礼?记之文求之，可推见者亦有数条。其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 ，明言亲迎之期质明告庙也。其纳吉曰某加诸卜，占曰吉 ，卜必于庙，卜吉即告庙也。仪礼之文不具者多矣” 礼记质疑卷一. 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16 页。 收入沈文倬先生大著?文存?述礼的第十篇为士昏礼文多不具说 ?文存.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636 页。 ，沈先生又推而广之，证成“仪礼文多不具说” 。沈先生为治礼经大家，他
18、总结的“仪礼文多不具说”这一条规律，启迪学治礼经者思索礼籍与相关文献的容量，为功至钜。然而郭嵩焘揭示“仪礼之文不具者多矣”在沈先生之前一百多年，不能说沈先生的“仪礼文多不具说”与郭嵩焘的同一类说法毫无关系。可是沈先生为郭嵩焘礼记质疑作提要的时候，将郭嵩焘之书贬得很低，未免有些令人不解。 上世纪 80 年代，沈先生在发表“仪礼文多不具说”之前，应该尚未知道郭嵩焘或别人早已有相类的说法或观点（郭嵩焘之前是否还有人持有相类说法或观点，应待研究后再做结论） 。至九十年代翻阅礼记质疑时，沈先生恐并未一字不漏，先引起他注意的是礼记质疑中10关于“游牝” 、 “书数”二释的文章，而沈先生对周礼 礼记及其他文
19、献中关乎“游牝” 、 “书数”之类的文献确实素有研究?文存?“执驹”补释.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728-738 页。 ，所以对郭嵩焘相关的议论能够立刻判断是非，并据此即对礼记质疑一书作出了偏低的评价。然而沈先生说“郭氏之学举其游牝 、 书数二释而足以概见之矣” ，即使以思辨方式论，如此以偏概全也不一定妥当。就算郭嵩焘书中“游牝” 、 “书数”二释一无是处， 礼记质疑却不等于一篇“游牝与书数论” 。 再稍做考证，可知民国年间学者为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礼记质疑做的提要不完全是谀颂，该文集中了包括番禹陈澧、吴县潘祖荫在内的一批学者的意见，绝不是与郭嵩焘有私交的某一个人献给朋友的廉价的颂歌。譬如陈澧，其经学、小学成就世所公认。他赞许郭嵩焘“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 ，称“其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昔之经师所未有也” 礼记质疑?陈澧序 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4 页。 。这不是一个学者能随便说得出来的恭维话。 三礼记质疑的疏失 郭嵩焘的礼记质疑 ，固然取得了较高的礼学成就，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戴记第四十四篇昏义云：“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执雁入，揖让升堂，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