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DP 持续增长：宏观条件与微观动力摘 要：“稳增长、调结构”目前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轨道的首要任务。这一过程中，有一些理论及认识问题需要解决，核心是如何保持 GDP 的可持续增长。围绕这一问题，从宏观增长逻辑及微观增长动力两方面展开讨论，以揭示在寻求可持续增长中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选择。关键词：经济增长；生产效率；企业创新；投资回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005-02 收稿日期：2013-09-27 作者简介：凌宁（1965-） ，男，重庆人，副研究员，从事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与创新研究。 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相关研究理论都表明，在
2、维持经济增长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效果比较有限。也就是说，这些投入的短期效果明显，但长期效果非常微弱。20 世纪 50 年代，罗伯特索罗在研究中发现，美国经济 20 世纪的增长，只有 10%来自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的投入，90%来自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但是在 20 世纪70 年代之前，传统的增长模型一直只将资本、劳动力要素视为增长动力。基于索罗的研究，新的生产函数不仅将产出与资本、劳动力联系起来，还引入科技知识的增长要素。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新的增长实践及理论一再表明，一国经济要维持持续的增长，根本上要取决于该国的研发及创新能力，及其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众所周知，
3、发展经济的意义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此角度看，GDP 的人均指标比总量指标更能体现这一意义。传统的拉动 GDP 的“三驾马车”统计体系有诸多缺陷，相比而言，采用 GDP 的人均指标更能体现发展经济的真实内涵。按照人均 GDP 公式 ：GDP/ 人口 = GDP/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 人口。从该式可见，提高人均 GDP也需要“三驾马车” ，即劳动生产率、劳动者闲暇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三驾马车”虽然都对提高人均 GDP 有影响，但是各自权重有非常大的差别。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金融危机前的 2008 年，在人均 GDP 水平上，欧盟国家只
4、是美国的75%80%。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欧盟内部各国间参差不齐。有些欧盟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但是由于劳动者劳动时间更远短于美国，所以人均 GDP 水平低于美国。但是这种较低的 GDP 水平，是以更高的休闲程度换来的，所以整体的国民福利水平并不低。有些欧盟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劳动者休闲程度并不低，所以人均 GDP 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人口流动较为顺畅，劳动人口比重的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看，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劳动时间虽然普遍更长，有的国家的劳动人口比重也较高，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所以人均 GDP 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上分析可见，在拉动人均
5、 GDP 在“三驾马车”中，劳动生产率是核心因素。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众生活水准高，主要仰仗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劳动时间和人口结构因素则是相对次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总之，比较各国的发展进程，人均 GDP 到达较高水平的基本途径，不是靠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也不是靠增加劳动人口或人海战术，靠的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准逐步提高的不二途径。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由那些因素决定呢？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主要采用格瑞林奇（1979）提出的模型。此模型实际是库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模型得到的最后结论是：劳动生产
6、率增量 = 技术变化 + 资本弹性劳动者占有资本增量 +研发投资回报率研发投资增量占 GDP 比重 + 扰动项增量。由这个关系式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四项因素有关：技术变化、资本弹性及资本密集度增量、研发投资回报及研发投资占比增量、扰动项。这四项因素中，与科技相关的因素占绝对重要的权重，即使与资本项有关的资本弹性及资本密度因素，其实也与科技因素有关。在科技项下，技术变化具有外部的特性，扰动项则有效果随机的特性，而研发回报率及研发投资占比项最具有可控性，也就是，通过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提高研发投资回报率，可以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项下，资本弹性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程度。资本密度指单位员
7、工占有的资本规模。所以，那些资本效率或资本密集度高的领域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格瑞林奇的模型指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基本途径，这就是推进科技进步。 由上可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或保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唯一途径是推进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运行的结果。在上述生产函数或劳动生产率公式中，科技投入是推进科技进步的主要要素。按照现代研究的观点，这种科技投入通过其产生和积累的科技知识形成对科技进步的推动。现实中，科技知识的形成和积累不仅与科技投入有关，也与多个因素有关。比如，科技水平的发展趋势、科技发展的突发事件、科技知识的更新、发明者和雇员的贡献、科技知识积累的效应、研发投资的结
8、构特点等。 多数学者为了简化问题，在研究科技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使用研发投资指标度量科技知识的产生和积累。也就是说，学者们认为研发投资的增加和积累会与科技知识的增加和积累成正比。因此，上述劳动生产率公式中，科技进步由形成科技知识的研发投资表示。由此，研发投资成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也成为提高增长质量，或保持增长持续性的关键。 由此，宏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就转化为激发微观创新活动的问题，研发投资及其效果就成为主要问题。在市场化运作体系下，要提高社会的研发投资热情，核心是解决研发投资的回报问题。研发投资与其他投资活动一样，获得合理回报是开展投资的前提。研发投资又与其他投资活动不同，其获得
9、合理投资回报往往要受更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获得研发投资回报更为复杂。从这个角度看，影响因素主要有：回报的不确定性、价格体系的真实性、回报的独享性等方面。 在回报的不确定性方面，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往往是“风险投资” 。这种“风险”在现实中主要来自三方面：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创新收益的不确定（竞争、新创新、抄袭等） 、后续投入的不确定（产品周期缩短、产品落后等） 。在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时，研发投资效果的时滞性（即投资到取得最佳效果的时间）更加重了不确定的影响。这种时滞产生于完成研发项目的时间、进入市场的时间、获得市场份额及利润的时间等。这一时间越长，研发投资遭受不确定损害的概率越高。根据专家统计，研
10、发投资时滞一般在二年左右，但是又与行业属性和研发类型有关。比如，汽车行业的时滞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 60 个月，本世纪初期是 18 个月。基础研发的时滞比一般比应用研发的时滞长。 在价格体系的真实性方面。 所谓价格真实性问题是指，当前产出指标（如销售额或增加值）是否完整体现了产出内容质的变化。一些案例表明，有些产品品质或种类的改善就没有在其价格中得到体现。比如在计算机行业，显示器在分辨率、辐射方面的明显改进很难准确体现在统计部门的数据中。在生物医药行业，新抗癌药的新效果也很难得到价格的准确衡量。同样，现代汽车在品质、安全、舒适方面的改进也没有在价格中充分反映。对此，有学者对美国生产者价
11、格指数（PPI）的真实性开展研究，认为这个指数仅反映了品质改变的 2/3，或者说，美国实际的生产率增长超过了由美国 PPI 体现的生产率增长大约 1/3。这些案例表明，研发投资的效果往往会被低估，原因是这些成效往往由企业的利润而不是收入体现。 在投资回报的独享性方面。创新者不可能总是独享自己发明的成果。这就意味，一部分创新成果没有流向创新者而是流向社会其他成员。与有形的商品不同，知识本身具有共享性，可以被许多公司和个人使用。而且知识也没有排它性，知识的创造者很难阻止其他社会成员使用这些知识。因此，创新者的获得的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其能够成功独享创新回报的程度。 此外，一些案例表明，在不同的
12、市场结构下，研发投资的成效会有差别。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研发成果容易独享，研发投资对提升生产率的成效就明显。相反，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贡献就微弱。总而言之，随着研发活动领域的拓展，其中一些成果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有专家认为，这些成果可以占到整个研发成果的一半。还有相当部分的研发活动以终端消费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的创新为目标，其成果往往体现在终端产品营销上。许多研发成果是完全无法衡量的，还有一些成果则是较难衡量的，所以直接获取相关数据比较难。 总而言之，研发投资活动的萌芽、成长、繁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在稳定回报预期的确定性、完善价格体系和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及司法制度、以
13、及建立市场竞争规范等多方面，为创新及研发活动营造适宜的土壤和环境。 在发挥政府作用方面。 各国情况表明，在推动创新活动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政府作用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政府是社会创新平台的设计师、搭建者。综观全球，虽然各国的国情以及创新平台的内容及形式不尽相同，但是从创新自身的特性看，创新从萌芽、成长到结果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予以配合。创新平台的系统性是普遍共有的属性。所以，这是一个庞大、复杂、需要不断革新的平台。从平台的规模和复杂性看，搭建这样的平台，唯有政府才能胜任。其次，在创新过程中，政府是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或服务者。从过往全球生物技术、互联网等重大创新中
14、可以看到，政府的作用具体包括：长期坚持对公共研发基础设施的投入；为研发投资获得尽可能高的公共回报构建回报模式并提供政策支持；培育高端技术市场，由此带动高端技术的应用和再创新，以及关联技术市场的形成，并在吸引研发人才、资金流入基础上，促进创新中心的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和投入并不总是有效的。失误也时有发生。他们可能是认识上的，也可能是方法上的。发展中国家，认识问题往往是首要的。比如，解决精英创新与草根创新、举国与举民体制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国家处于由过度管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化中，一规律性的现象是，那些社会需要而又短缺的东西，如各种产品、服务、人才、资金乃至创新等，往往都是过度管制结果。所以，这些国家深化改革往往是更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