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文献述评内容摘要：关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有三种分析视角，即集聚经济视角、政府政策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集聚经济视角主要是从自由市场和专业化分工等角度来论述的；政府政策视角则是突出强调了政府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构等因素；社会网络视角是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因素来探究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本文对三种视角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指出在具体分析某一产业集群时，要充分结合三种视角优点才能找到真正的成因和机制。 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 形成机制 社会网络 引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呈现衰退迹象，而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集群经济在欧美等国少数几个地区经济中
2、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这种集群现象产生的经济绩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许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文献。而其中对于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即集聚经济视角、政府政策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自由竞争观点出发，以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等理论或概念为核心，从企业的空间集聚、区位选择、竞争优势、规模报酬等方面考虑，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企业在一定的工业区位
3、内的相互协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区内外的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得以降低成本和收益递增，获得竞争优势。 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关于产业集群思想的研究源于 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分工与专业化使得规模报酬递增形成规模经济，而且还能促进生产部门细化，进而促成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众多经济活动的集中，形成集聚经济。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思想后，第一个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解释了基于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马歇尔，1991） ，劳动
4、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是马歇尔产业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克鲁格曼，2001） 。 另一个早期研究集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最早明确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他非常重视工业区位的因素，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比如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经常受到地理禀赋、自然资源、运输条件、企业本身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韦伯把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经常性开支成本四个因素归结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韦伯，1997）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在研究不同产业区位结构基础时，进一步分析了集聚经济
5、和生产区位的关系，他将聚集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认为产业在一定区位内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胡佛，1990） 。 对集聚经济做出系统化的模型解释的还属新经济地理学派。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维度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范式分析报酬递增假设。因此，他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 D-S 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心边缘模型。克鲁格曼通过这个模型，对产
6、业集聚可以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其发展演化的经济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弥补了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不足（克鲁格曼，2001） 。尽管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解释产业集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采用一些不容易被量化的技术外部经济因素和缺少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沟通而遭到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并未超出马歇尔、韦伯等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观点而仅仅只是重复（吴德进，2005；孟韬，2009） 。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特色化产业区，即学者们总结的以“温州模式” 、 “苏南模式” 、 “专业镇” 、 “块状经济”等
7、专门术语来指代的产业集聚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产业集聚现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就主要从西方借鉴的集聚经济理论来分析了我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成本、需求、产权、市场结构、产品要素市场、地理位置和专业化分工是重要的因素（王缉慈，2001；仇保兴，1998；刘军国，2001） 。 政府政策视角 政府政策视角主要突出强调政府与其相应的制度建构和产业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视角认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的力量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社会组织，集群是在政府政策力量的作用下“从上而下”驱动形成的，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
8、力量。政府往往优先确定待发展的领域、地域、预期目标、制定政策和强制措施并选择好扶持的主体，引导和促进发展某些相应的产业集群。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20 世纪 30 年代前苏联学者克洛索夫斯基（Korsocski）等人依据前苏联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总结出了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相配合的相关
9、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经济综合体理论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驱动的产业集群，集群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的，集群的核心是经营类的专门化企业，并且具有较强的资源指向特征。它能够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建设的优势，但缺点在于强制的计划性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弹性不足，成本较高，特别是微观主体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吴德进，2005） 。 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佩鲁（1998）在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提出了通过国家力量发展产业集群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强
10、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根据增长极理论，政府要找到关键性的主导产业予以扶持，再围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再利用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间的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形成后，相关产业将会围绕主导产业集聚，逐渐会发展为产业集群。当然，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是由政策推动形成的。增长极理论往往以国家为单位，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但是容易产生极化作用，如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推动性产业的过度发展、形成“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等（刘芬等，20
11、07） 。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和战略联盟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发现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的发展和功能嵌入于各种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一些产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因素就包括了市场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不同经济部门的治理机构和惯性思维、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及市场主体之间权力和力量的博弈关系等（坎贝尔等，2009）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政策鼓励、机构设置和制度培育等措施扶持了这些集聚经济体的发展，比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等和墨西哥的电子工业集群。 我国改革
12、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推动作用。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某些方面的制度变迁都能给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境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制度变革等。在具体的集群实证研究中，李国武（2006）认为我国的大部分原发型产业集群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末期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初期开始起步并形成的，制度变迁的背景给原发型产业集群的兴起提供了很大机会，比如有区域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社区集体经济制度等。陈瑾（2011）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比如，国家的整体产业布局规划、招商引资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产业的规划引导、市场经济体制、后危机时
13、代的动态环境。社会网络视角 社会网络视角以网络、社会资本、信任、嵌入性等为核心概念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企业不但与相关的生产协作单位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与地方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网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广泛的企业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经济联系，还存在着广泛的知识交流、信息流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创新文化环境、信任与合作等社会联系。 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产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能够减
14、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和灵活协调生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的还是个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重视的仅仅是国家和企业中的一些正式制度，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形塑经济行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嵌入性” ，认为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个概念能够用来解释那些使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格兰诺维特，2007） 。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区域文化和信任水平对于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它具有可传递性，这种可传递性建立在网络基础上，能够形成知识沟通、传递以及组织的知识学习（盖文启，2002） 。Giacom
15、o Becattini（1990）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的 Tuscany 地区后，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区域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力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1984 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用社会文化环境概念来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中（王仲智，2007） 。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说，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根植于特定区域的众多企业形成互相分工与和协作的网络结构。产业区域内部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对于集群的形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格兰诺维特（2000，2009）在研究美国硅谷产业地区时
16、，就认识到了社会网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尤其体现在教育、产业、金融和法律活动等主要机构中，对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创新知识环境的构建有特殊作用。硅谷地区的社会网络既有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人员的流动，也包括在这些关系和流动基础上形成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这样的社会网络对硅谷地区复杂的创新能力和复制能力也影响很大，推动着企业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发展高科技的热情。硅谷产业地区大量的创新者和创业者的涌现也直接来源于众多经济代理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情境下，传统的亲属关系网络、信任、文化及社会资本在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就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非正式
17、制度角度进行探讨（汪少华等，2002） ，以及从社会网机制角度进行探讨（朱华晟，2004） ，指出观念、制度和技术和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广东学者注重从企业网络角度或企业家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李新春（2002）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实证分析，从企业家协调和企业资源获取角度，指出仿效、地方政府制度化资源以及企业集体行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 对已有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文献的评述 集聚经济视角是在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根据竞争和比较优势在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下，企业通过自由地选择区位和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产生产业集聚效应。后期的空间区位论学派
18、，在沿袭原先假设的前提上，加上了“空间”因素，解释力度大为增强。这种解释视角较好地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在实践中市场竞争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理性要起作用也都是有着具体约束条件的。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市场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自主体。这一点从后期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就能看出许多端倪。 政府政策视角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起着重要作用，认为政府的制度建构、产业政策等因素在形成产业集群中具有主导地位，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国家力量驱动作用的结果，不需考虑市场的基础因素，带有一种“政府决定论”的意味。虽然视角能够解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的
19、过程、前苏联和中国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日韩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因其“计划”色彩浓厚，将政府打造成为一种“全能”角色，忽视了市场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有失偏颇，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有限，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单就西方发展的国家主义理论来看，也只是说明了国家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里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于产业区里面企业主体的作用没有谈及，直接从“结构”到了“结果” 。 由于产业集群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集聚经济视角和政府政策视角的理论由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都不能充分解释其形成原因，因此从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分析大行其
20、道，将社会资本、嵌入性、地方文化、关系网络等因素引入分析的范畴，使得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嵌入”在产业集群现象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学综合性的分析更为可取。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一定区域内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其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一定区域内的文化、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在产业区内对企业之间展开分工合作和交流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并没有就其形成机制进行详尽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本土特色，比较重视企业家精神、乡土商业文化、家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挖掘，但是在具体的机制性研究方面仍然显得不足，挖掘不深，这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充分研究。 因此，在分析产业集群的
21、形成原因和机制时，要把三种视角的优势结合，既要看到市场的因素，又要把它放到国家和制度背景中去，还要挖掘其所在的地域文化、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否则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参考文献： 1.英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商务印书馆，1997 2.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Becattini， G.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 economic notionC.in Pyke， F. Becattini， G. and Sengenberger， W. （Eds） ，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 firm Co- operation in Italy 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eneva，1990 4.陈瑾.我国产业集群演进轨迹、升级动因与思路J.企业经济，2011（9） 5.Ferrary，M.&M.Granovetter，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 in Silicon Valleys complex innovation net-work，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