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策略机制【内容提要】新型军事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意，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必然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中美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的分析，认为以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为主要特点，多层面不断发展的，出于相互影响和需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双方均为此付出代价和努力的军事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然形成；提出循序消弭信任障碍、控制好外围环境的作用反作用循环、尽快去军队形象认知模糊化、强大自身，谋求与大国匹配的军事地位认同等策略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提出渐进式地建立“中美+X”三边或者是“中美+NX”的多边防长会晤机制、中美军事外交中的公共外交机制、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机制等。 【关键词】
2、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军事外交 军事外交理论 军事外交策略 军事外交机制 【作者简介】张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外军教研室教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68-17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样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转型的历史周期中 ，中美两军关系相对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而言明显滞后，这对于构建两国新型军事关系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完整构建，中美军事关系作为最为敏感、政治性最强的要素，应当加快建构，以弥补这一短板，并使之成为推进两
3、国关系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军事要素，因其敏感性、政治性、复杂性，又是最难以建构和深入推进的外交关系。这些都迫切要求学术界从理论、策略和机制等层面对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中美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的理论分析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 ” “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 ，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信赖的政治至关重要。 ” 以此定义可
4、以进一步分析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并非必然对等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 中美军事领域的非对称性特点使其既有别于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军事关系，也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军事关系，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利益强度非对称 列宁指出：“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 国家利益就是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那些条件。无论是关系到生存的国家安全利益，还是关系到发展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家利益的界定推动着一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确定，国家利益的取向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国家利益的强度则决定了实现国家利益是否运用
5、军事力量，以及以何种方式、动用多大范畴的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强度往往以利益受到保护的收益、利益受损带来的损失、实现利益后的后果，以及运用何种方式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利益作为依据。 中国从主权、安全、发展三个维度对自身的国家核心利益进行了明确界定：“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处于不断变化中，并根据利益需求不断对其核心利益清单进行修正，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宣介，但在其政治话语中较多采用“美国的持久利益”来进行表述。安全、
6、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是奥巴马政府界定的美国国家核心利益。2010 年 5 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必须运用战略手段来维护其四大持久国家利益，即安全、经济、 “普世价值”和国家秩序。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为四个方面：第一，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第二，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第三，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第四，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2010 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指出，美国的利益与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和坚固性紧密相关。其中主要利益是安全
7、、繁荣、广泛尊重普世价值以及能够促进合作行动的国际秩序。2013 年 9 月 24 日，奥巴马在联大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盟友免遭侵略、维护能源的自由流动、瓦解“威胁我国人民”的恐怖网络、组织研发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奥巴马也提到，核心利益不是美国唯一的利益，美国将继续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因为这些做法能带来和平与繁荣。 从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来看两国有其相似之处，两国都将安全和发展确认为核心国家利益，都是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在全球化经济中实现不断繁荣发展。但很明显地也存在不同： 一是二者对安全保障提供的着力点不同，中国以国内安定和繁荣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来确立
8、国家利益；而美国则认为这种保障来自于世界实现普遍的民主、自由以及与美国相似的价值观念。因此，中国更着眼于维护当下的和平环境，是内向且防御性的战略；而美国则同等关注反恐与防止潜在挑战大国的崛起这两个重点，是外向且进攻性的战略。 二是两国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的威胁有实质性区别。相对于中国当前在主权、安全、发展方面受到的现实威胁，美国并不存在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因此，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始终是其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持久内容。 三是两国对国家利益维护的期望值有所不同。中国虽将自身定位为大国，但是一种颇具分寸感的定位，强调其限制性条件的存在，譬如：发展中的、还未实现领土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中国仅希望在做好
9、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惠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其大国定位更强调影响力而非全球利益。相比之下，美国不仅看重全球影响，更看重全球利益，其期望值更高更强烈。美国会不惜运用军事力量以实现全球领导者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利益强度的适用范畴远远大于中国。 这种利益强度的差异性既表明双方利益需求的互补，也决定了双方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需要更多包容共进而非对立博弈，在寻求发展与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中需要以互信为基础加强“非对称性依赖” ，而非试探性接触。 （二）军事力量建设非对称 信息化战争形态正在向更高阶段演进，美军领先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一刻也不愿放缓。小布什政府阶段，美军基本完成了军队向联合作
10、战方向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更强调联合部队建设的灵活性、机动性。2012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防部在防务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危机延续、国防开支缩减的战略背景下采取措施在网络化战争中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以塑造更精干、更灵敏、更易部署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 “空海一体战”的提出意味着要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建立战略关系以实现两个军种在体制上的融合、海空军作战行动的一体化以及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都表明美军以作战理论的创新和作战样式的变革继续推动着军事变革的深化。与之相比，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起步较晚。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
11、到 2020 年，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是基本实现机制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三）国防资源投入非对称 美军军费投入居世界军费第一，而中国军队军费投入则是补偿性的。“暴力的本原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的这一权力手段。 ” 国防费被称为一国国防政策的显示器。尽管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为缓解财政困境，美国防部开始削减国防开支，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国防费仍高居世界榜首。2012 年 12 月 20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 201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给国防部总计约6330 亿美元的预算经费。此外，获批的还包括供能源部使用的约 170 亿美元核武器项
12、目经费，以及约 880 亿美元的海外战争经费。 与此相比，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2013 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 7201.68 亿元人民币（约 1143 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 1.6%，而美国则超过了 4%。中国国防费只占美国国防费的 1/5 左右，军人人均国防费还不到美国的 1/8。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投入，目前的中国国防费开支仍处于补偿性增长阶段。 （四）军事技术优势非对称 美军是一支以雄厚技术优势为基础资源的军队，而中国军队是一支正在累积技术优势的军队。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
13、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不仅有很好的科技创新机制，而且有着将科技成果迅速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良好转化机制。这些技术优势是美国在军事领域拥有强大基础资源的重要支撑，武器出口是其优势的集中反映。目前，在世界武器出口大国年度排行榜上，美国仍高居榜首。根据一项研究，2012 年美国武器出口总额为 255.17 亿美元，占全世界出口总数的 36.54%。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则显示，20042011 年期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常规武器总额为 563 亿美元，居于榜首，而中国仅为 21 亿美元。 相互联系和制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中美军事领域的这种非对称性才使得中美军事关
14、系一直以来呈现出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这种看似矛盾的特征恰恰体现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各类差异的内在统一，使得中美两国、两军之间在非对称性中寻求共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发展的确定性，在摩擦的偶然性中引导其向合作的必然性发展。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经济和安全为其两大支柱相似，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以共域军事合作和以两军为主体的军事交流 为其两大支柱，以利益共同点为支撑，以军事互信作为其提升合作强度的基本保障，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中寻求良性发展。中美之间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已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 美国在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的防务重点的防务战略指南中指
15、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一条弧形地带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长远看，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出现，将有潜力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中美两国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构建双边合作关系符合彼此利益。 ” 这一论断从战略层面表明美国已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在实现亚太安全方面彼此的深度依赖关系。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中美两国在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中，虽然思路与方式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能够协调配合，形成有效合力。譬如，在朝鲜半岛稳定和实现无核化目标上有着利益共同点。为此，双方自 2003 年朝核问题发生后，共同合作努力促成六方会谈并致力于在此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在维持南亚次大陆
16、稳定和防止印巴战争方面，中美也进行了积极工作，有效缓和了印巴两国的关系。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双方能够照顾彼此关切，有效管控分歧和风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方也认识到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改善程度的试金石，同时又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 ，中美两国在防止“台独”分裂势力改变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有共同利益。为维护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中美两军也已建立并实施了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基于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美国应中方的要求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在联合搜救、军事网络安全等领域
17、也已开展合作。多层面不断发展的，出于相互影响和需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双方均为此付出代价和努力的军事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然形成。 二、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策略 （一）循序消弭信任障碍 中美双方军事信任的不足是两军之间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建立的重要障碍。美方的不信任来自于对中方军事透明度的质疑，但任何一国军事透明程度均与其军事力量建设的实际息息相关。中方在军事领域那些被认为不透明处，并非中方不愿透明，而是不能太透明；不是因中方军事力量之强，而是因中美军事上非对称性力量差异的现实存在。若美方处于中方当前的情况，其选择不会有什么不同。换位思考应是中美在军事领域增进理解和信任的有效方式。当然，随着中方军事力
18、量建设的进步，中国军队自信心明显增强，其透明度自然会不断加大。中国对 2013 年 10月海军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机动5 号”远洋实兵对抗演习的全面报道正是对此的真实反映。 目前，横亘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中的三大障碍，即对台军售、抵近侦察和 12 个领域的军事技术交流限制，是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从中国角度看，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需要以三大障碍的消弭作为其渐进式关系建构的效果检测标志，因为前两个障碍明显涉及中国所确立的国家核心利益，而后一个障碍明确地传递了不信任感，因此，美方撤销障碍的实际行动自然会成为两军信任程度的试金石。 关于第一个障碍，即对台军售问题，涉及台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不应在北
19、京和台北之间直接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应给两岸留下充足的时间自己解决。美对台军售的法理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 ，即“美国应帮助台湾拥有武力自卫的能力，免受北京的威胁” 。对于北京具有什么程度的威胁和台湾应当拥有怎样的自卫能力做出判定的是美方，错误的判断可能部分地源于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透明，但随着军事交往的增加，误判可能降低。产生误判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美国对当前两岸关系的新变化视而不见。自 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发展， “一个中国”原则决不能改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必须恪守的法理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美
20、国一方面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则限制中美军事技术方面的交流，这必然阻碍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当前，要培植中美军事互信，美方应采取渐进步骤先逐渐取消对台军售，然后废除迪莱修正案等限制中美军事技术交流法案，之后逐渐实质性地确立与北京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战略互信。 关于第二个障碍，即美军机和军舰抵近侦察问题，问题起源于美方如何看待自身的安全形势和国家利益强度。在 2012 年防务战略指南中，美方明确指出， “美国与亚洲盟友和重要伙伴之间的关系，对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将加强现有联盟关系，这是亚太安全的重要基石。 ” 由于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建构本已不易，而亚太地区第三方关系的引入又使问题的解决进
21、一步复杂化。尽管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朋友和伙伴；尽管美国是一个盟友诸多的国家，但也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对盟友的立场全力照应，更何况前提是破坏国际法。双方都需将战略视野置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地区集体利益的基点上多做考虑。这样，中美两军才能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也管好各自的朋友。改变抵近侦察是美方表达诚意的重要机会性因素。 关于第三个障碍，即对 12 个领域里的军事技术交流限制。这一限制源自美军对中国军队从事军事交流意图的片面判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国防部门开展交流的目的恐怕是想改善它的作战能力，包括获取技术和装备。这种目的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希望掩饰自身的弱点，而两军间的交往有可能会暴露这些弱点。 ” 限制的解除取决于美军在交流中对中方的信任程度。从目前的情况看，美方更在意与中国军队更先进的技术领域，譬如航天领域的合作，却对中方在意的技术合作限制置之不理。这只会适得其反，反映出美军缺乏交流诚意，无益于双方军事关系的拉近。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各自军事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