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学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争论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成为美国首要的社会问题，并引发学界的反思与争论。作为当代美国主流思想左、右翼的理论代表，自由派与保守派学者在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诸多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种认识上的冲突和对立，是当前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也深刻反映了两派学者的思想理念之争。其中，自由派的观点更多地维护了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认识和批判，不可能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美国；保守派；自由派：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2
2、-060-08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伴随西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不平等问题重新回归美国社会的视野。近一年多来，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蔓延、各大机构一系列最新研究数据的相继公布，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选年围绕向富人增税的“巴菲特规则”的激烈论争，更是将收入不平等话题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也引发西方学界的深刻反思。在美国，关注政治和社会平等、主张机会均等、捍卫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由派学者，与倾向个人自由、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学者，甚至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阐发自己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围绕当代
3、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思想论辩和交锋。 一、美国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大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了。在过去 30 年问，剥削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 1%。2000 年以来，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等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为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他们通过对美国国税
4、局历年发布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1980 年代中期后，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 年，顶层 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约达到 24%，为 1928 年即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 10%，一直徘徊在 7.7%-9.8%之间。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保守派经济学家就一直在驳斥赛斯的数据，批评其采用的是税前收入，因而没有表明联邦政府以累进税、社会保险和所得税抵免等支付形式进行的货币再分配对富人的影响。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伯克豪瑟（Richard Burkhauser）等指出，如果采用税后的收入，并将政府的货币转移也包
5、括在内，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如19792007 年间，美国收入分布顶层 2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 49%，而中间20%家庭的收入也几乎增加了 30%。 2011 年以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一批最新统计数据，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 201 1 年 10 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 Budget Office）公布的数据表明：“19792007 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 275%，而中间 3/5 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 40%”；“顶层 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 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
6、入份额则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 。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 2010 年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 3.3%。而 1980 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额分别是 44.1%和 4.2%。也就是说，在这 30 年问，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 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 13.8%。而其他各 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额，都有不同程度减少。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对顶层 5%家庭进行统计，其所占收入份额，从 1980 年的 16.5%增加到 2010年的 21.3%，即增长率达到 29.1%。到
7、2010 年时，顶层 5%家庭所占收入份额要大于底层 50%的家庭总和。 这些新数据被自由派学者广泛引用，用以批评和指责当代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而保守派则继续撰文质疑和攻击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认为，关于收入不平等急剧增长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美国贫富差距并不如想象般巨大。他的依据除了前文所说税收等对富人收入的影响没有计算在内之外，还强调，作为中低阶层美国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现金津贴，如食物券、收入税抵免以及为儿童提供早期教育的“启蒙计划” （Head Start）和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佩尔助学金
8、计划” （Pell Grants） ，都没有纳入统计之中，这些津贴实际上每年需花费 9000 亿美元。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戴安娜弗奇戈特罗思（D.Furchtgott-Roth）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误导因素还包括高收入双职工家庭和低收入单身家庭的增加，以及 1986 年美国税改以来，税法变化带来的以企业标准收税转向以个人标准收税造成的影响。 二、不平等是“好事”还是“坏事”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改变现状，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地位、声望和其他报酬，多数人将
9、很难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坦纳（Michael Tanner）这样比喻说，经济决非一块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但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让人们成为有雄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需要人们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话总结道：“我们期望实现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 。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更少贫困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其中每个人都能因其才华和本能而实现自身的发展
10、。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需要平等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丹尼尔黑尔（Daniel Heil）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发生是受更专业化的经济驱动，人们因为自己的生产而赚了大钱，并且能够像“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之类的企业家一样，为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就业，那么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们应为此欢欣鼓舞。 显然，在保守派那里， “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这样说，我们支持平等，但这是支持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如果你是占 70%的多数人，你应当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占 30%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则更不喜欢因无视个人努力程度和
11、个人才能，而最终实现经济地位的大致平等。公正不是他们的王牌，而是其阿喀琉斯之踵。收入平等不是公正，而明显是不公正。一些保守派也倾向于此，认为只要人们在整个一生中能够有机会增加收入，能够比父辈生活得更好，这个体系就是有效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近年出版的著作，通过分析美国社会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证明现行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他发现，多数美国人最后达到的薪资水平，往往会高于其最初阶段， “在 1975 年收入排在全国最后 20%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收入在 16 年后上升到了全国的40%。 ”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制约着机会平等的实现。2
1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为例，他们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资，并且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因此，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小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穷人孩子，最后成功的故事远没有传奇中那么普遍。2012 年 1月，在政府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Ma
13、n Krueger） ，在分析美国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后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际流动水平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Great Gatsby Curve） 。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 2035 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自 20 世纪 7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策的钟摆越来越偏向富人一边，富人获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中产阶级”不
14、断萎缩，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标签的“美国梦”已经破灭。在上文提及的演讲中，克鲁格高调指出由收入分配的“两极化”造成的中产阶级萎缩的问题。他以家庭收入达到中等收入作为中产阶级的统计标准，指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50.3%，下降到 2000 年的 44.2%，而 2010 年只有 42.2%。加利福尼亚大学劳动经济学家西尔维亚艾勒格里托（sylviaAllegretto）也认为，在战后 30 年间，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一直与生产力增长保持一致，但此后中产阶级的收入已经大大滞后于生产力增长的水平。其标志性指标是 CEO 的工资。20 世纪 70 年代，它们只是普通工人工资的
15、 24 倍，而今天已经达到 300 倍。 三、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关于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国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三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 （一）全球化论 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尤其因为这些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 （二）技术进步论 这种观点强调，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
16、扩大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实际上很难与全球化模式分割开来，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Freeman）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 “离岸生产与数字化共生共存” 。 作为技术进步论的延伸，近些年美国保守派中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哈佛大学高级专家史蒂文施特劳斯（Steven Strauss）甚至认为，受教育水平影响将美国分割
17、成了两个经济上迥然相异的国家。他对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对比后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如拥有专业学位的人，收入能够达到非高中毕业生的 6 倍，2009 年二者的收入分别是 12.8 万美元和 2 万美元。而且，受教育水平也与失业率直接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越低。过去 1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非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在7%15%间浮动。而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当前经济危机下的失业率为 4.5%，只是美国整体失业水平的一半。这样，美国经济创造了两个分裂的社会：一是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工作缺乏稳定性，不断经历着衰退和萧条；二是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拥有的财富在不断增加，工作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很
18、小，个人发展前景良好。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0 年美国大学入学率只有 63%，2009 年这一数字约为 70%。 自由派学者反对教育决定论。他们虽然承认更好的教育终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强调教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教育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 Mishel）运用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一个大胆而极富说服力的结论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在各自的产业部门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大的帮助。同时，大量数据也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19、问题无关。即使拥有大学甚至更高学历，也不能保证在前 10%收入者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过去 15 年间，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但无论大学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单位时间工资补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克鲁格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这样，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而受到指责。 （三）制度政策说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呢？自由派学者主张制度政策说，这也是美国学界关于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第三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
20、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汉克（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 ，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 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一是政策安排（policy-setting） ，这一点最重要。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各种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决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二是“制度” （institution） 。通过“否决点
21、”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 （organization） 。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 与这种政治结构决
22、定论的视角不同，同为自由派学者的克鲁格曼，更加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鼓励或允许”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运动，才是美国不平等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决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 ，以及其后长期奉行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镀金年代”的极端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了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 （the Treaty of Detroit） ，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 。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四、如何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围绕不平等问题解决方案，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对富人增税上。一直以来，保守派针对该问题的观点是建立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所谓“涓滴经济学” （trickle-d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