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内容提要】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同时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两者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虽然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进展可能使美国政治生态在未来发生回调，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
2、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要求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并对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回归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关键词】政治极化 层次界定 生成逻辑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何晓跃，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助教 【中图分类号】D7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103-18 政治极化 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这在政治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同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争议
3、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次，目前美国政治精英的极化是获得普遍承认与论证的事实，但公众中是否存在极化则没有统一的结论。二是关于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关联逻辑。目前美国的绝大部分政治精英（立法、行政、司法体系中的民意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如果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极端（持自由派立场与保守派立场者居多数，中间派与温和派居少数） ，那么极化的选民基础通过选举体制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合乎逻辑；但如果公众整体并不存在极化，而事实上当前美国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也处于温和区间（下文中会对此进行论证） ，这就造成美国政治极化存在表征“矛
4、盾” ，即未极化的选民群体如何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且极化的程度得以加强与延续？ 本文拟在对美国政治极化进行层次界定的基础上，对其生成机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并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启示。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 层次界定的核心在于对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两个层次上是否存在政治极化现象作出判断。其中，政治精英的极化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证明，但公众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极化现象则存在很大争议。就目前看，美国公众整体并未出现极化，但区域范围内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存在加强趋势。 （一）政治精英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互有交集
5、开始走向分裂，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保守派立场，而民主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自由派立场，这种趋势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 第一，两党意识形态趋向的量化评估。一是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裂日益扩大。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DW-NOMINATE Scores） 的绝对值差值作为衡量两党意识形态分裂间距的主要依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互有交集，中间及温和派议员在国会中视立法和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非完全以党派划界。第 82 届国会（19511952 年）小于 0.05 的提名分差值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亦相符，但其后历届国会的提名分差值
6、开始扩大特别是在 90 年代后的国会中被急速拉大，第111 届国会（20092010 年）的提名分差值达到 0.26。二是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化逐步加强。衡量同质性的程度，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的绝对值作为主要依据。2010 年时，美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提名分绝对值分别为 0.91 和 0.92，民主党人分别为 0.97 和 0.93。 第二，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外在表现。意识形态的极化导致两党在国会运作中按党派划界，其主要表现是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两党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税率、财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历史因素形成的分歧，在极化背景下，其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比以往更经
7、常出现一党多数反对另一党多数，奥巴马政府推动医疗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时无一共和党议员支持是最佳例证。衡量国会中一党多数反对另一党多数的趋向和程度可用党派团结投票分（Party Unity Scores）作为依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两党的党派团结投票分都比较低，但之后该数值逐步上升，到 90 年代后达到峰值：1970 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 60%和 56%，然而到 1995、2001、2003 三年均达到91%，其 1970 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 56%，但到 2003 年时达到94%；1970 年和 1972 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均为 58%，但到
8、 2007 年和 2008 年均达到 92%，其 1968 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 51%，但到 1999 年和 2001 年时均达到 89%。 国会中两党极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立法与政策制定的难度加大，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国会共颁布立法 828 部，60 年代为 739 部，70 年代为 618 部，80 年代为625 部，90 年代为 472 部， 2000-2008 年共颁布立法 460 部， 立法数的减少从侧面反映出国会中两党极化现象的加强。 （二）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就目前情况看，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但区域范围内的同质性在加强，总统大选中州党
9、派倾向的红蓝分裂以及国会选举中竞争性选区数量的减少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一，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于 19722010 年期间关于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自我界定的统计数据，自认为是温和派、轻微趋向自由主义者、轻微趋向保守主义者的选民比例变化微小，此三类选民比例之和一直占50%以上（表 1） 。同时，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由派立场者占有较大比例，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占一半以上比例，而独立选民中持温和派立场者占主导地位。2000、2004、2008 和 2012 年 4个大选年中，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
10、由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36%、34%、31%、31%，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65%、66%、62%、58%，而独立选民阵营中持温和派立场者比例分别为 45%、46%、45%和 43%。 此外，公众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比例略有下降，而独立选民比例显著上升。从 1990 年到 2012年（101112 届国会期间） ，选民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从 31%下降到 24%，民主党人比例从 33%降到 32%，而独立选民从 29%上升到 38%。 第二，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在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州党派倾向的红蓝分裂在加剧。1992
11、2012 年的 6 次大选中，共和党胜率差值超过 20%的州分别为 0、1、11、13、6 和 11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7%、21.1%、40.5%、45.5%、32%、48.1%；民主党胜率差值超过 20%的州分别为 1、7、4、4、11 和 8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5%、33.4%、29.1%、25.1%、45.2%、42.7%；同时，历次大选中摇摆州数量呈减少趋势，分别为 9、8、7、7、5 和 4个。 二是国会选区的同质化加强。在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程度加剧的情况下，单个州内的国会选区也因党派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重新划分，导致公众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
12、断加强，安全议席不断增多，竞争性国会选区不断减少。在安全议席方面，共和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由19461964 年期间的 43.6%上升到 19662000 年期间的 71.3%。而在相应的时间段内，民主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在 72.5%的基础上略升到 73.2%； 同时，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仅表现在两党高比例的安全议席数，还表现在安全议席的持续性方面，如加州的第 8 国会选区自 1949 年以来一直为民主党控制，田纳西州的第 2 国会选区自 1859 年以来一直由共和党控制；在竞争性选区方面，20022008 年期间的 4 次国会选举中，众议
13、院 435 个议席中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 20%以内的只有 50 个，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 10%以内的只有 9 个。 如 2006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拥有 54 个众议院席位的加州只有第 11 选区发生党派互换， 而且该选区是由原先的共和党控制转为民主党控制，这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加州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向民主党靠拢。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生成机制 公众党派意识形态变迁与政治精英极化意识形态产生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
14、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基础性生成机制 第一，持续性的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选民联盟重组是指以关键性选举为依托的两党选民基础构成的根本性改变，即两党选民基础的构成群体中，特定群体整体性地放弃支持原有政党而转向支持另外一个政党；党派选择是指选民基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根据自身长期形成的党派认知而作出的党派取向选择。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指特定选民群体在特定阶段所持党派立场的整体性改变，不同点在于党派选择也指特定选民群体对某一政党在支持程度上的加强，而前者不包含此内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基于选民联盟重组与
15、党派选择机制上的两党选民基础结构的持续性变化，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始性动力。 1932 年的关键性选举使非裔美国人的党派取向发生整体性的变化，由原先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此后民主党构成了以南方白人、知识分子、工会、天主教徒、犹太人、西部居民、非裔美国人为核心的新政选民联盟，美国南部自此成为民主党的稳固地盘，其在国会中的议席占比也由 1928 年的 37.7%上升到 1930 年的 49.6%再到 1932 年的 71.9%。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不满民主党倡导的民权运动及相关政策，南方白人开始脱离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这标志着新政选民联盟开始解体，也导致两党的选民基础结构再
16、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派、中小企业、劳工、少数族裔、妇女和老幼等群体对民主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 ，而保守派、大企业、大财团、宗教界、比较守旧的农村及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人等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新政选民联盟解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此后共和党在选举政治中便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而民主党则牢牢控制美国东北部和西部沿海的所有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 第二，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美国人口根据社会结构特征而进行的选择性迁徙，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生成机制。选择性迁徙的
17、直接结果是特定区域内人口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趋同化，趋同化的人口社会结构更容易产生相似的党派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内陆到沿海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专业技能的年轻一代选民，迁徙方向倾向从传统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到新兴都市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 ，该部分选民群体拥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包容力与对少数族群的容忍度，其在党派意识形态上趋近自由派立场，在党派选择中倾向民主党。其二，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南部迁往
18、东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南方其他白人选民更靠拢自由派立场，对少数族裔更具包容力；另一部分是从东北部迁往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北部其他选民更保守，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度并不高。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导致南部居民的保守倾向进一步增强，其对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影响要高于东北部。其三，以社区同质化为导向的选择性迁徙与党派取向重构。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区的同质化程度亦不断加重，这表现为居民愿意选择与在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职业等方面和自己相近的人居住在一起。社区关系在个人的政
19、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孩童到成人，所接触到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宗教组织对于政治行为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中高收入群体所在社区的政治生态系统能给其成员塑造一种观念，即政府对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意愿给予关注并能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相反，在低收入群体所在的社区中，诸如犯罪、社区秩序和精神秩序的紊乱、健康医疗问题、高昂的房贷利率、失业、过早地辍学、家庭的破裂及居住地点的不稳定等各方面的负面因素，使得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及以后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容易形成消极的观念。 社区同质化的加强势必使同一社区内居民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相互靠近。 第三，选民代际更换与区域性党派取向趋同。选民代际更换是
20、指年轻选民群体代替年老选民群体的自然延续性过程，由于不同代际选民政治社会化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不同，那么其形成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亦有很大差别。选民代际更换会加强政治极化的基础是新一代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极易形成整体性倾向，这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时就有过明显体现。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之前，1905 年前出生的白人选民与 1910 年后出生的白人选民是当时的两个主要代际选民群体，后者由于不满共和党在大萧条中的作为表现，在 1932 年大选中整体脱离共和党转向支持民主党，这也是此后民主党能稳固南方各州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持续到 20 世纪60 年代。 当前美国“千禧一代” （the Mill
21、ennial Generation，是指出生于1978 年到 2000 年期间的美国人）已成为选民的主力之一，2008 年该群体中合法选民占全体合法选民的 23%，预计到 2020 年该比例会上升到 39%。由于美国当前极化的政治地理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千禧一代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大多处于有明显政治立场倾向的州和国会选区中，同时由于千禧一代选民并未经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之间选民联盟发生重大重组的选举政治环境，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后的成长环境，这就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共和党，其党派意识形
22、态趋向保守派；而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民主党，其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以加州为例，虽然自新政选民联盟解体之后，该州一直是最稳固的蓝色州之一，其选民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立场。但在 1977 年，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不到 30%，而到 2003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42%，到 2008 年则上升到 51%。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州内选民的代际更换，千禧一代选民较之于老年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更加趋近自由派立场，2008 年时州内 1829 岁之间选民中赞成同性婚姻的占 68%，反对的占 25%，较之于年轻选民，65 岁以上选民中
23、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为 55%，反对的比例为 35%。 因而，在选民出现代际更换的情况下，特定州和国会选区内选民的党派取向必将进一步趋同。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反向生成机制 第一，政党竞选体制运作重点变化对选民传统党派意识形态的反加强。在现代美国竞选体制中，理性的竞选候选人有两个关注重点，一个是竞选资金的来源，另一个是竞选策略的运用。在竞选资金的来源方面，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政党的控制权从政党领导人手中慢慢转到政治活动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手中，特别是能为竞选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的群体。同时，政党活动者常常联合与候选人立场不一致的议员给候选人施压，这导致候选人为了巩固该类群体的支持，在相关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以取悦此类群体选民。如 2008 年的政党提名竞争中，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