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摘要：文运用 granger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现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较明显，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目前，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二者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协调水平较低。制约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体制性及机制性因素、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以及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结合。为此，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加
2、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推进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工业化；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33-008 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衡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进入“十二五”以后，我国进入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期，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2大课题。本文首先运用系统经济学的耦合协同分析方法，具体测算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
3、调发展的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而揭示现阶段制约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步实现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 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工业化过程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的过程；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工业化则是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而非农产业份额上升的过程（Thaker，1986） 。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非农化引发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社会从业人
4、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该过程首先表现为城市及其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进而表现为城市资源的更为合理的利用和城市空间形态的不断优化，进而带动农村的快速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城市（城镇）和农村的一体化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翼或双轮，其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库茨涅茨直接把现代经济增长概括为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1钱纳里等人对 19501970 年约 100 个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即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越高。2 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具有
5、3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支撑。首先，工业化通过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部门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并逐步变为城市居民。3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使城镇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并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产业部门。工业化发展还将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兴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益、低污染、低耗能的优势，其发展为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创造良好的产业支撑。可以说，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也就是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次，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产业集聚效应不断
6、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使得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加强，人居环境不断改善。4工业化发展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如先进的交通运输设备、现代电力和能源系统等。5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难以持续的，拉美一些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教训值得汲取。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 81.2%。但巴西的城镇化没有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向贫民窟，没有得到正规就业。6这是一种脱离工业化、脱离实体经济、缺乏坚实的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城镇化为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首先，城镇化为工业化积聚越来越多的
7、技术及生产要素。城镇化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技术要素等空间集聚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主要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成为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4高和知识积累的聚集地。高级技工和其他高素质劳动力也都主要集中于城镇。技术、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城镇，将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利益或节约（Weber，1909） ，从而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其次，城镇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进而转向以服务业为主。7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显著增加第三产业
8、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提升第三产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比重。有专家对中国过去 30 多年城镇化与非农产业的就业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对城镇化率的弹性为 1.131，随着城镇化例的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 663.84 万人。 （1） 二、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 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从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8对于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不
9、协调状况，国内已有许多专家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主要是进行定性分析，相应的定量分析还较少见。本文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计算方法，进一步对现阶段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总体协调状况测算，并分省市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测算并加以比较。耦合最初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5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多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描述系统之间这种彼此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本文实际上是将工业化与城镇化看作是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9，首先运用 granger 模型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衡量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各省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
10、并加以比较，以求较为系统、全面地把握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 （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只表现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也表现为非农产业总体所占比重的上升，并且后者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意义更大，由此，这里选择的反映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工业化率（IND）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为城镇化率（URB） ，为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占年底总人口数的比重。样本年限为 19522011 年，所有指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变动态势，两个
11、变动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考虑到只有具有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变量才能做 Granger 因果检验，故这里的检验可分三步进行：先检验两变量的单整性，然后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最后再进行两变量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首先对工业化序列与城镇化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 ADF 检验法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 所示。 6由表 1 可知，原序列 IND 是一阶单整 I（1）变量，URB 序列是二阶单整 I（2）序列，而 URB 的差分序列 dURB 为一阶单整 I（1）序列。进一步对 IND 序列和 UR
12、B 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差分序列具有相同的阶数。本文运用 Eviews5.1软件对 IND 序列和 dURB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IND 序列和 dURB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对其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本文分别对IND 序列和 dURB 序列进行从滞后 2 期到滞后 6 期的 Granger 非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对于原假设“差分的城镇化率对工业化率不存在Granger 因果关系” ， 从 K=2 到 K=6 所有滞后期检验式的 F 值均落
13、在原假设接受域，即差分的城镇化率不是工业化率的 Granger 原因；对于原假设“工业化率对差分城镇化率不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 ，所有滞后期检验式的 F 值均落在原假设拒绝域，即工业化率是差分的城镇化率的Granger 原因。由此表明，推进工业化进程能够以滞后时间的方式显著推进城镇化进程，而样本数据表明城镇化进程对工业化的推进并不显著。工业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加，进而通过这种变化带动城镇化，因此，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进存在着一定的时滞。 （二）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对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
14、Granger 检验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大系统之间既存在内在的关联协同性，也具7有一定的异质性，二者之间的协同性可用系统耦合模型加以测算和说明，耦合度数值大小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 1.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 系统协调是指系统发展演变过程中，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征，常用的协调度是通过测量静态系统间距离的大小来判断系统之间是否协调。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来计算协调度，需建立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在这里，我们设变量 ui（i=1，2 m） ，uj（1，2 n）分别表示系统，推广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为：
15、cn=（u1?u2 un）/（ui+uj）n。当只有两个系统时，其耦合度模型为：d2=（ui?uj）/（ui+uj）22。 用 I、U 分别代表工业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F1（x，t）和F2（y，t）是分别度量他们发展水平的函数，其中，x、y 分别为系统I、U 的特征向量，t 为时间向量，由此可得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公式： d=（1） 在（1）式中，d（1）表示耦合度，d 值越大说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由于各省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存在着相互交错、不平衡和动态发展的特征，因此，某些省份的F1（x，t）和 F2（y，t）的值较低且相近的时候，使用耦合度指标可能出
16、现二者的协同耦合都较高的假象。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这里进一步构建一个工业化与城8镇化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度模型，依次可评判不同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并能反映出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根据前述对协调发展的定义，我们将度量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指标称为耦合协调度： D=，T=F1（x，t）+F2（y，t） （2） 在（2）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d 为协调度，T 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为待定参数。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使 T（0，1） ，以保证D（0，1） ，以便更好地测度二者的协调关系。 2.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
17、化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及其区域差异性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这里对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这里选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999、2001、2003、2005、2007、2009、2011 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计算数据作为样本，取耦合协调度模型 T=1（x，t）+F2（y，t）中的系数值都为 0.5，将样本数据带入模型 D=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对表 4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上呈提高趋势，这表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正趋于协调发展。为进一步
18、把握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这里按照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级协调、极不协调四种协调类型，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行分类，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别。作9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 2007 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达到优质协调水平，但到 2009 年、2011 年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保持了这一水平，而其他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北京、上海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已达到相对较高的
19、水平，对于两市来说，传统工业制造业较少，工业主要是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受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再加上两市服务业较为发达，因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明显变化。天津市近年来借助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优势和条件，加紧引进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工业大项目、好项目，工业结构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天津实施“三区” 联动战略，在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同时，着力发展以中心城区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提升各区县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相比之下，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省市，如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等，借助于改
20、革开放的优势和较好的产业基础，工业化与城镇化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7 年之前总体上处于优质协调水平。但由于这些省份的工业外向型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加工工业发展模式突出，因而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再加上近年来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赢利空间不断被压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处于微利甚至零利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有些工业产业开始向中西部10转移，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由此也对这些省区的工业化发展造成一
21、定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这些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9 年、2011 年有所下降。对于广大中西部省区来说，2007 年除了海南、贵州、西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以外，其他省区都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20092011 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的省份有所减少，处于中级协调水平的省份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开始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使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显著加快。据统计，2011 年我国中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 28.8%，西部地区增长 29.2%，远远高于东部地区 21.3%的水平。 （2）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由于受制度环境、产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而相对滞后，从而表现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有所下降的态势。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三、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目前，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体制性及机制性因素。目前，我国在土地制度、户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