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建国初年上海私营报业的人员更替与思想改造摘要：1950 年前后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常常被视作中共将旧有报人改造成为中共新型新闻干部的过程。但是，既然思想改造已经完成，为何大量的旧报人依然没有被保留？研究发现：真正的“改造” ，起步于 1949 年建成的华东新闻学院，以讲习班、研究班的形式进行培养新式新闻干部，并将旧有报人调离新闻岗位。此后大张旗鼓的新闻界思想改造， “枪不打出头鸟” ，仅仅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 关键词：思想改造；人事整编；仪式性表演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18-08 收稿日期：2013-01-24 基
2、金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建国初期上海私营报业组织改造（19491952）：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2012M511856）阶段性成果；985 工程三期中山大学“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创新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碧霄（1982） ，女，四川成都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讲师，文学博士。 如果说“改造”两字概括 1950 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那么，“思想改造”必然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全面冲击和人员变动。一场始于 1951 年秋的思想改造运动，从高校知识分子开始，迅速席卷全国。2与工商界、教育界、文艺界相比，新闻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的时间相对较晚。上海新闻界的思想
3、改造主要针对的是几家有影响力且没有经过“五反”运动的私营报纸，范围不大，而对新闻界高层人士的批判始终控制在一定强度以内。 就新闻业的改造而言，新闻学领域的探讨并不多见。这部分文献大都把中国新闻业的变迁视为国家政权变迁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产物。新闻业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向来无可争议，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用政治变迁来解释新闻业的全部变迁。当代史领域的学者以上海私营报业改造为中心探讨建国初年的私营报业改造，主要是从个体、微观的角度解析新闻业急剧转换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和新闻业的整体命运。杨奎松通过分析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投降”和“改造”经历，展示了大公报在中共建国之后一波三折的命运起伏，探讨了新中国新闻报刊
4、统制的形成经过以及中共对私营报纸的改造政策的实际发生效力的程度和方式，认为该项政策可以概括为对私营报刊加以“改造，控制加利用” 。张济顺以文汇报为中心探讨了上海私营报业的改造运动，探讨建国初年国家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过程。她的研究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共新政权对报纸的改造运动中，思想改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过程中， “党管报纸的报业国家化”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上述研究在呈现思想改造的过程和评估思想改造的效力时，都有一种前提预设：上海新闻界 1952 年的改造中的思想改造，是将“旧有报人”改造成为“新型新闻干部” ，是对其价值观和新闻从业理念进行全面的再造。但是，遗留的一个问题
5、是：如果报人的改造应该是个将“旧报人”塑造为“新3报人”的过程，那么，为何这些被改造的人员作为新闻工作者最终还是消失了？他们是在历史的哪个环节上消失的？如果结果是他们消失了，那思想改造的意义何在？ 一、从人民日报 、新华社新闻 培训班到华北记者团 谈及新闻业的改造，不能不追溯中共新闻机构的设置与新闻教育的理念。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教育资源、师资、人才、规模等方面的严重匮乏，对 1949 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和面貌并影响了几代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中共解放区曾相继出现过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新闻系、延安大学新闻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北联大新闻系、山东大学新闻
6、系、中原大学新闻专修班、华中新闻干部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等各种党的新闻教育组织。1942年 10 月，延安解放日报对通讯员进行的新闻业务教育，也成为党的新闻教育工作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抽调骨干力量进人解放后的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创办党委机关报，中共甚至还向华北地区的一些大报派出骨干，创立了短期新闻培训机构。就人民日报的创刊而言，虽然华北人民日报创刊时集中了原来解放区的两大日报，人员显得富余，但是因为1948 年以后党报很快就要面临进城和大量扩展的问题，因此，依然需要培训大量的办报人员。为此， 人民日报开办了培训班。后来，新华社也想办一个类似的培训班。经过中宣部的协调，将这
7、个班改由新华社来主办。新的培训班称“干部培训班” ，学员毕业后分配， 人民日报和4新华社各分一半。该班由梅益负责，张纪明主持日常工作。在此班讲课的大多是中共宣传和新闻部门负责人。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讲中共党史，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讲新闻学，副总编辑范长江、石西民讲新闻采访与写作，副总编辑梅益也负责业务课程讲授。培训班为期不足 3 个月，在1948 年底平津战役全面展开前结束。学员于当年 12 月 25 日分配工作。 在开办人民日报培训班的同时，中共还将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战士和骨干集中起来，由中央领导人和新华社负责人亲自讲课。这个培训班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华北记者团。这个培训班参加的学员分为两期，开始为
8、13 人，后增至 20 人（一说为 21 人） 。钱江认为， “华北记者团”成立的原因是因其记者编辑与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编辑不同，后者从创办之日起，其编辑部就和中央机关在一起，中共领导人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记者队伍都相当熟悉。然而， 人民日报则主要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报纸，对中央领导人和延安的情况都不够熟悉。 人民日报既然被确定为定都北平之后的中央级党报，那么，必须加强其编辑高层与中共高层的联系。实际的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据叶青青的研究，华北记者团与中共其他的几次记者团的任务有所不同， “从采访生产和土地改革的收尾工作，变成接受政策、理论和新闻业务能力集中培训” ， “是党报新闻工作有史以来内容最
9、全面、级别最高的一次新闻干部集中学习” 。这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新闻制度创新，为中共进城以后培养新式新闻干部确立了模板。 二、1949 年的上海华东新闻学院 华东新闻学院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革命干部学校。早在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前，1948 年底在山东济南，5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考虑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必要在新解放区的上海办一所新闻学校，培养中共新闻干部。当时济南新民主报社社长、济南新闻学校校长，解放以后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接受了筹办新闻学院的任务。他提出，上海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全国的新闻中心。上海一解放，要立即着手招收一批受过高等新闻教育或有
10、大学文化水平、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政治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观念，分配去华东和全国各地从事新闻工作。1949 年 7 月，华东新闻学院正式成立，恽逸群为首任院长，王中为教务长。后来，华东新闻学院院长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接任，王中调任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华东新闻学院不再没教务长。1951 年冬，华东新闻学院宣告结束。 华东新闻学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的存在参照了中共的新闻短训班模式。正如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余家宏所言，华东新闻学院的办学目的是“出人才” ，办学方法是“短、平、快” 。同时，它是适应 1949 年进城之后应对新形势、新局面的产物，除保留
11、培养新式新闻干部的目标外，还赋予了改造旧有报业人员，将其调离新闻岗位的功能。院长恽逸群提到的“受过高等新闻教育或有大学文化水平、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 ，在进入华东新闻学院之后，分配到不同的班次和学习训练系统，他们将来的出路也各不相同。这一点，该学院刊登在 7月初的解放日报上的招生简章写得很清楚：“招考学员分甲、乙两种，甲种：年龄自廿岁至廿五岁，大学毕业或新闻系三年级以上，或正式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乙种：年龄自廿三至卅岁，6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曾任新闻工作两年以上者” 。宗旨为“在短时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为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工作” 。经考试后于 7 月 19
12、 日发榜（名单刊登于解放日报 ） ，共录取讲习班学员 548 人，分 5 个班进行学习，每班均有政治辅导员，由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干部担任。当时讲授课程主要有：国内外形势、辩证唯物主义、新人生观、中国革命问题、新闻业务与政策等。授课教师有：冯定、黎玉、刘瑞龙、徐?、范长江（名记者） 、恽逸群、金仲华、胡曲园、胡风、张明养、王芸生（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王中（本院教务长，后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 、顾执中（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人。 讲习班学员系供给制待遇，一般皆住读，睡地铺，过集体生活。学习期限原定 5 个月，后因工作需要，1949 年 11 月即全部结业。因系干部短期培训性质，分配工作随形势发
13、展与工作需要而定。1949 年 12 月，继讲习班之后，华东新闻学院又举办了专修科与研究班。 专修科的学员，主要来自随军南下尚未分配工作的原济南新闻学校部分年轻学员、讲习班中极少数年纪很轻、业务上尚待提高的学员，以及原中国新闻专科学校部分年轻学生三个方面，共 68 人。由教务处副主任余家宏任班主任，徐学明任政治辅导员，主要讲授政治时事与文化、新闻业务等课程。1950 年 6 月，专修科奉命结束。7 月，除个别学员外，全部参加华东革命大学，去皖北参加土改后分配工作。可以说，这个班基本是讲习班的继续。 研究班的学员，是根据“包下来”的政策，为适应接管后对旧新闻单位的某些人员组织学习、提高认识的需要
14、而设立的。参加学习的主要7是旧上海原有各报编采人员、管理人员及少数职工，共有 267 人。研究班分 4 个班进行学习，各班均有辅导员，由教务长王中亲自领导，夏培根为秘书。学习课程主要是：国内外形势、社会发展史与各种政策讲座。根据对原华东新闻学院学员的访谈和部分学员的回忆录，结合华东新闻学院简史，大概可知这三个班级的学生来源和分配去向的差异。讲习班基本来自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政治履历单纯的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专修班学员是随军南下的原济南新闻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年轻学员和部分讲习班成员。研究班学员主要是针对旧有报纸成员。讲习班的绝大部分成员，可以视作新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新型行动者” ，是后来
15、中共新闻干部新鲜血液的主要成分，研究班成员则是逐渐退出新闻行业的被改造的“旧有行动者” 。 根据通讯录中提及的讲习班人员（仅仅统计两百多人的去向，接近当年讲习班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且是尚健在的学员）的分配情形可知：去向为北京新华社各部门的讲习班学员包括王理、戴静之、张文硕、沈毓强等 14 人，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各部门的包括马鹤清、吴培华、叶幼琴等 7 人，分配至上海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有 6 人，其余的大多去往国家各部委、高等院校、各地市党报、出版社等文化教育机构。当时分配到这些部门和机构的人数，应该远多于此数字。 讲习班学员黄鸿森在回忆录中提到，1949 年 11 月从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
16、，他“随同四五十位学员分配到了北京新华总社” 。 通讯录上的名单之所以不完整，既是由于部分人员已经离世，也是因为后来又有相8当部分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离开了新闻岗位。讲习班的学员中还有大量学员进入了陕西（如陕西日报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 、宁夏（宁夏人民广播电台） 、甘肃（甘肃日报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广西（广西日报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福建（福建日报 ） 、河南（河南日报 ）等地区的新闻机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后来从事的也是和新闻行业无关的职业，如在 1950 年参加土改的一部分学员（主要是专修科学员）和参加入朝作战的部分学员。 研究班情况大为不同。根据原研究班成员秦源昌
17、回忆：在考入华东新闻学院的前几年，他是在大众夜报工作，负责经济报道。他的一个同事黄鸿森动员他去报考华东新闻学院。后来，他与黄鸿森都被录取，一在研究班，一在讲习班。从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毕业后，黄鸿森被分配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工作，再后来去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是旧报人，为何秦去了研究班，黄去了讲习班？按照秦源昌的回忆，可能是因为黄鸿森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旧报人里，也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从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后，仍然留在新闻岗位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有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至于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究竟是做什么的，老人认为“我们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说到底就是思想改造。在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不是研究新闻问题的”
18、。 秦源昌认为， “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大家的思想都搞通了，知道服从组织分配” 。据秦源昌回忆，从研究班毕业后还回到新闻岗位上的，基本没有，除非解放前在报社就是地下党员。从研究班出来还回到原来报社的，印象中更是没有。毕业后，倒是有很多人去北京从事图书编撰等工作，比如说图书公司、出版社之9类。他回忆自己被分配的情形时说：“学到后面，快要分配了，大家还得先考试。考完试，就等待分配。那时候有单位来招生，不是谁想去报考就可以去报考的，需要经过大家的民主推荐。而且，正好赶上上海最困难时期，3 个人的饭 5 个人吃。毕业没工作可分，只好等着。每天学校是要去的，但迟迟没有工作的消息。有一天，我在北四川路（今
19、四川北路）家里吃饭，有个同学来叫我，告诉我，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房屋管理处是个新设机构，他们的人事处处长黄金萍当天下午要到华东新闻学院招人，可以报名、马上面试。房管处肯定是管房子的，我当时想，有工作做就好，于是到学校报了名。下午口试，轮到我最后一个。面试完毕，我看见大本子上打了个五角星，应该是录用的意思，不过，当时不晓得罢了。没几天就通知录取了，房管处在华东新闻学院只录用了 7个人。对于我们这些新生血液，房管处很看重，认为我们是经过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比起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旧人更进步。 ”像秦源昌这样被分配到和新闻岗位毫不相关的位子上的人还有很多。 正如访谈所证实的那样，大多数研究班的学员都
20、没能再回到新闻岗位上去。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例如，研究班的学员、后来在文汇报工作几十年的编辑、作家徐开垒，曾是 1938 年文汇报创刊时期和1945 年抗战胜利文汇报复刊以后的副刊编辑。1949 年 9 月 15 日，他听从安排，调至文汇报担任编辑，重点负责文教新闻。从报社岗位来，回到报社岗位去，徐开垒应该是华东新闻学院中从“民间报人”到“党的干部”的一个极少数的典型例子。 中共对待两者的不同态度，还从两处细节看出端倪：一个细节是，101999 年华东新闻学院编辑纪念文集，用相当多篇幅汇集了当年部分学员的回忆文章。这些作者的主体基本是讲习班学员，研究班学员的回忆文章很少；另一个细节是，在中共刊发
21、的一则关于该学院学员工龄待遇计算方法的文件中记载：“华东新闻学院在建国前举办讲习班 、 专修科的学员，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工作时间即从入校之日算起，其中一部分随军南下的济南新闻干校学员，可从人济南新闻干校之日算起。 ”这条批复被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刊登在 1984 年第四期上海组工通讯 ，并函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可见，这群“新型的行动者”是作为党的新新闻干部加以重视和使用的，而对于来自研究班的学员则基本采取使其调离新闻岗位的做法。三、仪式性、表演性的思想改造 既有的对中共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化进程的研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工具化是在 1957 年之后真正开始成形并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以确立和巩固的，这个过程直到 1989 年之后才发生逆转，而1949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并没有达到真正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真心认同自身的政治工具角色的效果。冯筱才教授对 1956 年以后中共对资产阶级工商业知识分子的研究表明：为了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在这种政治学习过程中，仪式则成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当政治学习与教育仪式化之后，究竟受教育者是否能从内心接受说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的表态。通过这种表态，中共能够建立一套强制性认同，并进而将其统治及政策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