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内容摘要：莫高窟初唐第 323 窟属敦煌石窟中的“原创性”洞窟，窟内图像独特，是敦煌石窟群中仅存的主题为佛教史迹画内容的一窟。其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更是特殊，把本来属于政治外交性质的张骞使西域历史附会为佛像传入汉地最早事件。在这幅壁画中张骞出使事件发生的“角色转换” ，至少到初唐时期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图像，集中反映佛像传入汉地的历史。考察洞窟整体壁画及塑像，洞窟的设计者或绘画者很有可能为僧人，其目的是将“求佛名号”的使命交给中西交通开拓者的张骞身上。说明有唐一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在佛教界发生了“角色转换” ，由政治和外交图像转换为佛教题材内容，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特
2、的图像文献，赋有“历史记忆”的功能，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这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洞窟在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从图像胡风因素出发，则可发现该窟的功德主有可能为来华的西域移民。 关键词：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角色转换；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21-09 莫高窟第 323 窟开凿于初唐时期，窟内以绘画佛教史迹画和戒律画为主要题材内容，且属目前所知敦煌石窟中唯一以此类壁画为主要题材的洞窟，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其中以巫鸿教授敦煌 323 窟与2道宣为宏观的总结性研究1，把莫高窟第 3
3、23 窟的营建和唐代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及其在敦煌的活动结合起来，并认为第 323 窟有可能即是敦煌当地授“菩萨戒”的道场。其后颜娟英研究员发表新作，对巫鸿观点提出质疑，以刘萨诃瑞像为中心，探讨了第 323 等窟图像产生的原因和意义，指出“初唐时期，莫高窟 203 窟、323 窟与 332 窟可以说是武周晚期河西走廊流行凉州瑞像风潮的一环。与其说道宣的追随者刻意在敦煌开凿 323 窟，宣扬道宣的思想体系，不如说造 323 窟凉州瑞像的相关人士，借用了部分道宣整理的佛教感应图等，来宣扬在此地区诞生的瑞像神迹。 ”2强调敦煌本地图像产生的背景。由此看来，对莫高窟第 323 窟的思考仍在继续，其实像洞
4、窟最初的主尊是否为凉州瑞像、洞窟的设计思想、洞窟图像的粉本来源、此类图像题材和洞窟主题为什么在敦煌和内地没有延续开来，均是未知的课题。本文则就其中佛教史迹画之“张骞出使西域图”阐述自己的一点思考，为该洞窟的整体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张骞出使西域图位于洞窟主室北壁西侧，从画面内容和故事发生的时间考虑，当属窟内壁画阅读的第一则画面，加上张骞出使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属“凿空”西域壮举，有翔实的文献资料如史记匈奴列传 、 史记大宛列传 、 汉书张骞传 、 汉书西域传等可作基础，因此长期以来颇受学界关注，该图版经常出现在有关“丝绸之路”介绍与研究的图册、书籍和专著中。另一方面，该
5、图像作为最初用来表现佛教初传中国的佛教题材，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马世长先生在图像考释时已就壁画的佛典依据、历史真假、时代演变等做了较为清晰的说明32。孙修身先生以为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所反映的佛像东传问题，以战争的形式不自觉地传入汉地，或有可能3。张振新先生则就敦煌壁画中的该幅图像做了详细的考证辨析，深入探讨了洞窟中张骞出使西域图出现的历史关联、佛教背景、文献典章依据、图像演义神话的成分以及该幅壁画的价值和意义，基本上就“张骞出使西域图”所涉及主要史学问题做了令人信服之研究，可资参考4。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对于稍有历史常识者并不陌生，张骞的壮举，可以说在汉代已成佳话，司马迁给其“凿空”
6、的高度评价。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贡献是对汉武帝攻打匈奴、认识中亚西域、促进丝路交通具有重大意义，两千多年来均没有被忘记，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丝绸之路、中西交通史研究耳熟能详的史料。但是我们在敦煌初唐洞窟壁画中看到的描写张骞出使西域的题材与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是反常规的、不合常识的，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图像“语境” （context） ，有必要做些讨论。 一 所在洞窟与其图像志的基本历史史实 “张骞出使西域图”所在洞窟是莫高窟初唐的代表窟第 323 窟，该洞窟属敦煌石窟中的“原创性” （originality）洞窟，引入了以往未见的题材与壁画内容，主室南北壁分别画佛教历史故
7、事、感应故事、高僧灵异事迹故事。北壁西起分别画张骞出使西域图、释迦浣衣池与晒衣石、佛图澄灵异事迹、阿育王拜尼乾子塔、康僧会江南弘教感应故事（图 1） 。南壁西起分别画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图 2） 。主室东壁门两侧画戒律画。各壁下一圈画立菩萨多身。4正壁西龛情况不明，现存假山及主尊彩塑与胁侍多为清修作品（图 3） 。此种题材与图像组合在莫高窟仅此一窟，其他石窟如榆林窟、西千佛洞及河西，甚至内地或国内其他石窟群均未见，这种独特性也包括具体的佛教历史故事与感应故事题材画面，同是其他洞窟和石窟寺所未见的内容，即使是画史资料也未见记载，可以感受到第 323 窟在石窟
8、寺研究、佛教图像研究、中国绘画史、美术史等领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我们知道，初唐时期莫高窟洞窟壁画开始以经变画的表现及其对应组合为主要的题材和特点，另有隋代延续下来的千佛图及说法图的组合关系，初唐之后经变画成为洞窟的主流；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敦煌的洞窟在同一时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一类的壁画题材一旦出现，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样式。但我们在第 323 窟看到的则属个案，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昙花一现而已。 在洞窟中出现的佛教历史故事画中，时间最早的即是张骞出使西域图，画面可分为三组（图 1 左侧图组） ，分别为汉武帝礼拜甘泉宫二金人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拜别图、张骞等持
9、节西行至大夏国。 配合相关画面分别有几则榜题，其中表现汉武帝拜甘泉宫二金人像画面榜题为（图 4）： 1. 汉武帝将其部众讨 2. 凶奴，并获得二金（人） ， （各）长丈 3. 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 4. 大神，常行拜谒时。 甘泉宫建筑上有“甘泉宫”三字。 5表现张骞拜别汉武帝画面榜题为（图 5）： 1. 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 2. 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 3. 域大夏国问名号时。 表现张骞一行到大夏国，有榜题（图 6）： 大夏时。 该画面表现汉武帝破匈奴获金人事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都是信史。 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
10、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 汉书的匈奴传 、卫青、霍去病传 、 日金禅传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即是第 323 窟榜题云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人。但此画面的佛典依据，则来自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又言“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 ”显然释老志这些文字就是壁画主要榜题和构图的蓝本。如果说这段画面故事有所本，而接下来的画面故事就更有趣了。
11、把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说成是访询金人的名号，也就是说把张骞出使西域的缘由归结为问佛名号，显然与历史完全不符。这一点大家是熟知的。对于史记 、 汉书 、 魏书释老志等所记张骞使西域、汉6武帝获匈奴金人与佛教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辨析“佛教入华诸传说”中，分别就有关文献记载涉有“张骞” 、 “休屠王金人”与佛教传入关联部分做了研究，否定此二记载与佛教的关系5。陈序经先生在谈到匈奴人的宗教意识时，提到“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问题，并讨论了该金人的宗教关系，否定了古人即已提出的“浮屠金人” “金人即今佛像”的说法，而认为实是休屠王用以祭天的偶像6。前述马世长先生、张振新先生亦有深入之考辨。总之，汉武帝从匈奴休
12、屠王所获金人与佛教无关，因此张骞使西域问佛名号之事就更是无从谈起，显然是佛教徒附会之说。 二 唐人观念中张骞出使西域历史的 双面性与图像的角色转换 作为基本的图像文献，需要对其出现的背景做些考查，以明白其出现的原因。我们相信任何历史图像资料的出现，都必定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而非纯粹的捏造。更何况洞窟壁画是有特定的功德主供养发愿的作品，是特定的佛教洞窟供养礼拜需求下的产物，是要长期展示给广大的信众，要有特定的佛教信仰的背景作用。因此，在如此“规范”下的洞窟壁画图像，必定不是简单的“佛教徒之附会的产物”这样的答案即可明了的历史现象，实有可考察的深厚背景。 史书记载休屠王祭天金人，到了唐代已有较多的
13、注解意见，例如史记匈奴列传 “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下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也。 ”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收休屠祭天金人。 ”史记索隐注：“张晏云：佛徒祠金人也。7”汉书匈奴传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下颜师古注曰：“作金人以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 ”马世长先生就以上唐人注解，得出认识：“可见在唐代认为佛教传入当在武帝时，匈奴祭天金人即是佛像，已是普遍的看法。 ”294 进一步理解，按马先生的诠释，第 323 窟出现把与佛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张骞出使西域图附会为佛教历史故事，实是唐人的普遍认
14、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这种认识本身是矛盾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唐人也必当对史记 、 汉书等所记张骞出使西域的真实历史是清楚的，这里有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张守节史记正义 、颜师古汉书注为佐证，而且这三位所著时间均在唐前期，与洞窟壁画成作时间也大体相符合。即使考虑如颜娟英先生所认可的那样，第 323 窟的佛教历史故事画实是敦煌当地对这些图像的诠释与创作的结果，那么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区，作为曾经是匈奴人与汉代部队较量的区域，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必经的通道1，作为对西域有“凿空”功劳的张骞出使活动，到了有唐一代，在大量的中亚西域人往来或定居唐帝国的背景下，人们对曾经开拓了中西交通的张骞的壮举，定当
15、仍然保持犹新的记忆，唐人颜师古汉书注对其中张骞传有详细之注解，即可为证。 初唐时期的敦煌人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即使有了解或熟知，但是作为莫高窟的营建者们，具体到第 323 窟的功德主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其功德主如巫鸿先生所言，当属道宣南山律宗一派之门徒，但从洞窟壁画内容与题材的选择，可以肯定其为僧人是没有疑问的。作为僧人，在洞窟壁画题材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一定是佛教的传说与相关典籍的8记载，因此从佛教角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问金人（即佛像）名号之事，继魏书释老志之后，隋开皇十七年大兴善寺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 、唐道宣编广弘明集等皆有相类似之文字记录。有了这些佛教文献的支持，第 323 窟的洞窟营
16、建者们在设计一所集中中国佛教历史故事、感应故事、高僧灵异故事为主要题材的洞窟壁画时，结合唐初佛道之争，佛教排在三教末尾的事实，于是把汉武帝拜佛像，并派张骞到大夏问佛名号的佛教附会传说与其他实际发生过的佛教历史故事，如高僧佛图澄灵异事迹、东晋康僧会江南弘教感应故事，西晋吴淞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等画在了洞窟壁画中。在这里，第 323 窟的设计者和绘画者“宁可信其有” ，虚实结合，把佛像传入汉地的时间提前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借“名人效应”2，把问佛名号的神圣使命赋予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外交家、中西交通的开拓者、具有“凿空”西域之功的张骞身上，以使得这样的历史错位和佛教附会“弄假成
17、真” 。在经过“角色转换”之后，以洞窟壁画佛教历史故事图像的形式出现，结合其他有史可载的可信的佛教历史故事，最终作为一种“历史图像” ，完成“图像记忆”功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敦煌的佛教洞窟中，供人礼拜、供养、观瞻、学习，以使其达到弘扬佛教的目的。至少在当时的敦煌地区，洞窟的功德主及相关的僧众群体的认识是统一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正如儒学名流颜师古、司马贞、张守节等人一样，不仅相信汉武帝获匈奴祭天金人即是佛像，还相信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中还有问佛名号的因缘。这样的历史误读，随着莫高窟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完成便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完成了其角色的转换，赋予图像记忆9的功能，为后人留下了如此精彩
18、的历史画面。 三 张骞出使西域图像的 历史记忆和艺术史意义 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出现，同洞窟中其他几幅佛教历史故事、感应故事、高僧灵异故事一样，作为敦煌本地在初唐时期的“原创性”图像，之前没有先例可寻，其后也无二例。更令人疑惑的是，相同的图像画史也不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似有理由相信，此类图像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第 323 窟的首创，背后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构成我们认知包括张骞出使西域图在内的此类佛教历史故事、感应故事、高僧灵异故事在佛教发展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敦煌佛教洞窟壁画题材的选择设计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第 323 窟新出现的除窟顶及四壁的千佛、立菩萨像之外，其他的内容（以佛教历史故事
19、画为中心）都是属于当时的敦煌，甚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和更广大地域所未流行或未曾有的佛教绘画，包括寺院画壁、石窟壁画、雕像，以及寺院、兰若、佛堂，甚至个人功德绢画、麻布画等形式。那么，无疑，在这里，第 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及其他同出故事画，以敦煌本地部分人的佛教认识和功德需求为前提，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构成全新的视觉认识，在漫长的敦煌石窟营建历史中，犹如一道流星划过夜空，成为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历史记忆” 。至于这种历史记忆的内容，行文至此，已是相当清楚了。 无论如何，第 323 窟出现的这几幅仅有的画面，如果确实没有其他地区流传粉本的传承与借鉴，则无疑是
20、敦煌本地画工画匠的杰作，是他10们在长期的洞窟壁画的绘制过程中的灵巧之作。其实也代表了历史时期敦煌艺术家们的艺术智慧。这样的历史贡献应该得到肯定，至少在佛教绘画发展史、中国艺术史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只可惜，这样的艺术史杰作，长期以来湮灭在中国艺术和敦煌艺术的海洋中，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洞窟的佛教图像，如同寺塔记 、 历代名画记 、 益州名画录等画史所记唐两京地区、益州等地寺观画壁一样，张骞出使西域图的绘制，作为开放性佛教洞窟的宣教性题材内容，一直以来受到信众的膜拜，有意无意地成为历史时期佛教传入汉地最早的图像，至少在敦煌本地，对于没有多少佛教常识或历史常识的普通信众
21、，多少会产生这样的历史认识。作为一种误解，其延续的历史自初唐至今天，确可称得上是“历史记忆”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的解读，正可以称得上是其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所在。 四 余论由张骞出使西域图 推测洞窟功德主的民族倾向性 对于一所洞窟而言，除窟内所画各种题材内容的壁画之外，洞窟功德主的探究永远是石窟研究的主题，也是最具有探索魅力的学术课题。就敦煌的石窟而言，因为有供养人题记的记载和藏经洞窟文献的支持，前贤如贺世哲7、金维诺1、马德8等先生筚路蓝缕，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洞窟的功德主是清楚的，或有线索可供探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本文所论莫高窟第 323 窟功德主的问题，前述对该洞窟研究过的专家学者们均未曾触及，唯有巫鸿先生提出道宣在敦煌的追随
